康熙三十一年，在回忆起三藩历史旧事时，人到中年的康熙不无感慨地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因此在那时还是年轻皇帝的时候就日夜惦记着三个大事，其中最让他焦灼的就是三藩问题。“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每当略有疲倦时，这位年轻人就以此作为警训。
从擒鳌拜开始，这位当时的年轻人的作为与雄心似乎先后导致许多人的误判，大多认为他年轻气盛，与其父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这些人中，显然也包括久居云南的吴三桂和其他几处藩王，而他们在创业之初，都是大明的降将，对于清朝来讲，无疑对他们的感情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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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在双方在讨价还价未达成一致后，爆发战争，这场数年的拉锯最终以康熙全面胜利而告终，八年之久的震荡更加让这位皇帝走向成熟与自信。他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显然康熙的这些对手从根本上未能认清康熙的战略决心，但这些牵扯其中的却也有一个人倒也清醒预见了未来将发生的走向，这人就是尚可喜。
天启三年，尚可喜加入毛文龙的麾下，并被收养为孙，赐名永喜。直到毛文龙在崇祯初年被袁崇焕擅自诛杀，因此导致整个局面发生深度变化。
崇祯二年（1629），黄龙出任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手下沈世魁对黄龙的这一身份颇为不服，因此在不久后，他将黄龙拘禁起来。尚可喜就在此时率领诸将“斩首乱者十余人，一军震慑”。因此黄龙被救出后，对他感激的无以复加，称他说：“公大度，非人所能，且驭变定乱，济世才也。”《尚氏族谱》
尚可喜画像
仅仅两年后，黄龙战死，尚可喜的夫人家眷数百口也跳海自尽。然而，大明之间的最大敌人不是后金的铁骑，而是彼此之间的内斗。此后又是沈世愧出任东江总兵，如前文提到，尚可喜营救过黄龙，因此招致沈世愧的怀恨，不久沈要设计抓捕尚可喜被其侦获消息，因此仰天长叹：“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于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妒功嫉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按照尚可喜的判断，跟自己的有愁人成了上司想要杀手下的营将如同大风席卷树叶那样容易，然而大丈夫将要扫除天下，怎么可以七尺之躯被人随便杀戮呢？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投靠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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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喜的判断确实是这样，且不说如水浒那里的高俅与报复与之有前仇的王进，单是此前的袁崇焕擅自诛杀毛文龙便是活生生的例子，而毛文龙被杀间接导致了与之有亲密关系的尚可喜逐渐失去屏障。大明真正的症结不是强势崛起的后金满人，而是内部之间的彼此斗争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了明朝的实力。因此尚可喜的出走，完全是这种斗争所折射出来的一角，这种逃离在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无奈与悲愤。根本来讲，尚可喜投靠后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巨大后遗症的发作。
在此后的四十余年间，尚可喜为后金定鼎中原，屡建奇功，并被清朝封为亲王，当年的痛苦与逼迫在多年后竟然成就了染红他头上花翎的颜色，想到这里，尚可喜不知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也正因此，在几十年的浮沉之下，他看懂了作为一名前朝叛将，身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和道德指责。因此，在其他藩王越发骄纵之时，尚可喜却不断产生一种担忧。顺治十六年，清廷让他出镇广东，至此这种边缘地带的安排，本身就是一种防范。因此在康熙十年，（1671）年，尚可喜以年老多病，奏请在京的长子尚之信接替自己的职务。这样的打算是一来可以将作为“人质”的儿子解放回来，二是他已经看出年轻皇帝康熙并非庸懦之主，他不想再度背上叛臣的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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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两年后，他发现自己选中的后继者实在是错了。尚之信没有乃父的功劳却有极大的野心。在地方他“暴横日甚”，“所为益不法”。因此这位老将在综合幕僚的意见下，决定请求回去辽东的老家颐养天年，这样可以解决“朝廷方现尾大”，又可以远远避开这个让他不放心的儿子，从而“可两全无祸”。《圣武记》
因此他深情地给康熙写了一封颇为真切的书信，在书信中简要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臣自命镇粤以来，家口日蕃。顺治十二年曾具疏请解兵柄，部臣以地方未宁，俟后议。方今四海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退耕垄亩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时曾赐臣以辽东海州及清阳堡等地，今乞准臣辽东安插。”《平定三逆方略》
此时的康熙正在酝酿撤藩却不知从何入手，尚可喜的这封信无疑让他瞬间有打开局面的感觉。因为“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然而这么大的事操作起来，却不知从何入手，尚可喜的这封主动求情养老信函，让康熙认为与自己的想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他迅速回复并高度称赞他“情词恳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朕心深为嘉悦。”因此迅速安排两名侍卫前往广州，并下发专门谕旨：“王久驻海疆，劳苦功高，心甚悬念。特遣存问，并赐貂皮帽、天马皮裘、四团龙褂带。”
尚之信画像
虽然互动如此良好，然而同年年底，三藩乱起，举国震动，不到半年的时间，三藩攻势非常强劲，一时之间，大清朝面临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虽然战局一开始对清朝相当不利，就在双发激烈角逐之际，尚可喜选择了给康熙上疏，要在世姻亲耿精忠断绝并系，他说:“今精忠背恩反叛， 臣大义灭亲，只中冠而恨切齿!”其间，吴三桂曾多次派人，策动尚可喜反清，出他不为所动，并将来人捕送京师。尚之信也劝他反清，他怒斥道:“痴儿，汝翁食盐酱多于汝辈食白米饭，已矣，勿复言!”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康熙帝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赐金册金宝，加禄至万两，授其次子尚之孝为平南大将军。这是尚可喜一生的最高封衔，也是两名仅有的汉族亲王中的一例。
康熙十五年(1676年)， 广东形势危机，而尚可喜的病情则更加严重，不时出现昏迷状态。其子尚之信乘机叛清，改旗易服，“阴令其母持剪刀剪王辫，将士乃齐呼老王爷已剪辫投降”。尚可喜苏醒之时，悲愤难平，投环自尽，被左右救醒。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可喜临终前，喃喃曰:“吾受 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遂命身边诸子为他洗净身体，穿皇太极赐之袍服，在诸子的搀扶之下，向北叩拜，以示对清廷的至死不贰之心。又对诸子预留遗嘱:“吾死之后， 必返殡于海城，魂魄有知，仍事先帝。”
康熙谕旨
尚可喜病逝后，康熙帝深为震悼，特遣大臣去广州御祭，谥曰'“敬”。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派官谕祭尚可喜时说道， “王功盖天下，人所共知，忠心为国，昼夜靡宁。若天下臣子俱能如王，天下不致变乱。”是时，三藩乱平在即。这场变乱历时八年之久，康熙帝感触颇深， 正因如此，他在谕祭文内才有“若天下臣子俱能如王， 天下不致变乱!”这些无疑是康熙对其他藩王的一种最大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