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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诸王争夺政权的动乱。晋武帝死后，继承者晋惠帝没有执政能力，西晋中央立即爆发了争夺实际控制权力的斗争，八名王族先后开始争夺实际控制权力的斗争，“八王之乱”先后进行了16年，破坏了经济，西晋统治力量大为削弱，加剧了民族矛盾和西晋的灭亡。
咸熙二年（265年）五月，天子命司马昭冕上加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一如曹操当年。
此时的司马昭已经距离篡位称帝只差最后一步，然而和曹操一样，他也倒在了终点线之前。
八月初九，司马昭病逝，终年五十五岁。
他给儿子司马炎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令后者几乎可以实现无缝衔接，当年十二月十七日，司马炎于洛阳南郊设坛，在朝廷百官及匈奴单于等四夷贵族数万人的注目下举行了禅代大典，并改元泰始，正式完成了代魏立晋这一过程，而曹魏末代皇帝曹奂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然而新生的晋朝并没有那么稳定，甚至司马氏家族内部也有人对禅代一事心有不满。
此人就是司马顺，司马顺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通之子，论辈分是司马炎的堂叔，他感叹道“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
在他看来，司马代魏和尧舜全无可比性，只是假托禅代之名罢了，于是露出悲戚之色。
司马炎闻之大怒，将其流放到凉州。不过这件事却必须引起重视，尤其当时还有与之并立的东吴政权存在。
之前我们曾在《百年东吴》系列中介绍过晋吴两国进行的天命之争，东吴皇帝孙皓对此很是上心，因此如何塑造晋朝的正统性对司马炎来说一样是当务之急。
据《宋书》记载，很快便有人提出“晋于五行之次应尚金”。
根据五德说，曹魏是土德，因此当年曹丕代汉时采用土德取代汉朝的火德。
在五行中火生土，土生金，如今晋朝用金德，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取代曹魏了。
接下来则是正朔服色问题，所谓“改正朔，易服色”，这是古代王朝更替时的一件大事。
其中尤其以正朔最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历法，即一年应该从哪一天开始。
在先秦时代，但凡朝代更替必改正朔服色，按照郑玄的说法，“夏后氏以建寅为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为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为正，物萌色赤。”这一点与《史记》记载的“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相吻合。
夏朝以正月为岁首，尚黑色；商朝以十二月为岁首，尚白色；周朝以十一月为岁首，尚红色。
至于秦朝，根据《史记》的记载则是以十月为岁首。
到了汉武帝时期，则又恢复了夏正，即以正月为岁首，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年。
但到了魏明帝时期又发生了变化。据《三国志》记载，景初元年（237年）朝廷下令“建丑之月为正”，即改回商朝的殷正，这就是“景初历”。
之所以这样，或许因为以殷正取代汉朝的夏正，便可以效仿商灭夏的旧例了。
不过到了司马炎称帝后，继续使用殷正就不合时宜了，根据《晋书》中的评价，晋朝“翦商之志弥远”，这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因此司马炎取消了景初历，改为泰始历，重新恢复了夏正。
为何不改为周正呢？因为散骑常侍傅玄提出了一种说法：“帝王受命，应历禅代，则不改正朔，遭变征伐则改之。”
他认为禅代是不应该改正朔的，只有通过暴力革命进行的朝代更迭才需要改正朔，从一个侧面突出晋代魏比魏代汉更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晋代魏属于禅让，虽说这种禅让与上古时期的禅让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充满着以武力为后盾进行胁迫的元素，但在名义上确实是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司马炎希望通过不改正朔服色来混淆魏晋禅代和尧舜禅让的区别，以加强其正统性。
至此，司马炎在天命正统方面的完善工作算是基本完成了。
不过从这里开始他就可以专心准备一统天下的大业了吗？当然不是，西晋政权内部仍有很多问题需要他去解决。
据《晋书》记载，“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籓翰”，司马炎吸取了曹魏的教训，效仿周朝旧例，开始分封宗室。
司马氏祖孙三代，只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就篡夺了曹魏政权，虽然其中一度遭到过激烈的抵抗，但这些反对势力基本只来自于地方都督，而没有一个宗室藩王，唯一涉嫌对抗司马氏的楚王曹彪也不过是一个被淮南都督王凌利用的不自量力的蠢人，他自身并无任何实力。
这一情况自然引起了司马炎的重视，曹魏远支宗室中的英才不断凋零，而近支宗室力量在朝廷的打压下异常羸弱，在司马炎看来这就是曹魏大权旁落的主要原因。
司马炎的眼光确实不错，曹魏虽有分封之名, 却无分封之实, 对诸藩王防范极为严密。
据《三国志》记载，“魏之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
曹魏宗室藩王根本治理一国的实权，又备受防范，如身陷囹圄一般，爵位封号也时常改动，无法长期扎根经营于某地，因此实力极为弱小。
据《袁子》记载，曹魏诸藩国只有“老兵百馀人，以卫其国”，因此“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这点人只够充充门面，勉强维持一下王府秩序，真正的兵权是他们绝对接触不到的。
同时这些藩王们也基本不可能在朝中担任重要官职，唯一有机会坐上大将军之位的燕王曹宇仅仅上任三天就被罢免了。
总之，由于曹魏皇室的过度防范，宗室藩王们根本无法在魏晋禅代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权为司马氏所篡夺。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重现，司马炎在即位后不久就开始大肆分封，一口气封了二十七位宗室藩王。
西晋的藩王和曹魏藩王那种如高级囚犯般的境遇大为不同，他们是有军队的。据《晋书》记载，“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下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
藩王的军队数量根据封国大小有所区别，大国拥兵五千，即使是小国也有一千五百人，这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力量。
因此传统观点认为，晋武帝司马炎矫枉过正，赋予藩王权力过大，尤其是让他们掌握了兵权，这便是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
但真的是这样吗？
据《晋书》记载，西晋平吴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而到了惠帝之后则“政教陵夷”，到了永嘉之乱时更是“丧乱弥甚”。
要知道诸王基本是在晋武帝时期分封完毕的，之后一直相安无事，而大祸到了晋惠帝时期则突然酿成，这恐怕不能简单用分封引发动乱这一理由来进行解释。
事实上，西晋藩王虽然比起曹魏待遇大有提升，但远没有到达动摇国本的地步，因为西晋的分封非常符合贾谊《治安策》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
据《汉书》记载，西汉初期“籓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而《史记》则说诸侯“大者或五六郡”，比如最大的齐国一度拥有六郡，这种规模的藩国，无疑会对中央造成巨大的威胁。
而西晋则是“封诸王以郡为国”，大者不过两万户，规模远远无法和西汉初期的藩国相比。
在实际权力方面，二者也有极大不同。西汉初期诸藩王几乎完全掌握了封地内的兵权、财政权以及人事任免权。
兵权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掌握财政权可以让藩国激发出最大的潜力以供养军队，而人事任免权则可以让他们建立一套完全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班底。这便是吴王刘濞能以区区三个郡对朝廷造成巨大威胁的原因。
但西晋藩国就不同了，它们不仅地盘小兵力少，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也是不完整的。
据《晋书》记载，地方的“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
封国境内的名山大泽以及盐铁金属等重要资产都是不会进行分封的，它们都属于朝廷所有，这无疑削弱了藩国的实力。
而藩国官员的任免权也在朝廷。据《晋书》记载，司马炎登基后不久，议郎段灼便提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按照后来的发展，这一提案肯定是被通过了的。
太宰司马孚、司徒司马望和卫将军司马攸三王因身居要职应留守洛阳，其余诸王只要年满十五就要就藩，朝廷会为他们选配一定官员进行辅佐，可见藩国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中央的控制的。
总之，西晋藩国就是这样一个不具备完整独立自主权的地方机构，比起一般的郡县并不强过太多，因此王公们对就藩的意愿也并不太强烈。
据《晋书》记载，是朝廷强迫他们去就藩的，因此“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试想一下，如果去了地方真能做一个独掌大权的土皇帝，何必要待在都城受约束呢？
这样的藩国，能对中央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吗？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它们和西汉中后期那种失去了独立行政权的藩国已经没有本质区别了。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晋武帝的分封并非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
其实八王之乱和七国之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七国之乱始自地方，而八王之乱始自中央。
事实上只要中央能保持稳定，地方基本很难与朝廷对抗，而即使是七国之乱这样几乎波及全国的大乱，也无法动摇国家的根本，更何况是西晋这种更加弱小的藩国。
但是一旦中央出现动乱，朝廷便会因陷入内讧而无法对地方形成制约，如此一来国家的崩溃就不远了，而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
即使地方上的实权人物不是藩王而是刺史、太守或者都督，那又有什么分别呢？其中的野心家一样会掀起战祸，东汉末年的动乱便是如此。
西晋中央发生动乱的原因则有很多，如人心、制度的等等，但直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皇权的衰微。这也是晋武帝时期政局稳定而晋惠帝时期则立刻崩盘的原因。
这里不得不将司马昭拉出来鞭尸，他虽然在司马代魏这一过程中为家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麻烦，那就是司马攸问题。
这个问题司马昭在生前并没有完全解决，而仅仅是被搁置了，因此司马炎在登基后不久便尝到了这一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