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一年（1776）突然决定编撰官修史书《贰臣传》，该书统计了明朝叛徒120人，根据情况又将其划分为甲类和乙类。所谓甲类就是投降清朝后功勋卓著的人，乙类就是投降清朝后毫无建树的人。从努尔哈赤第一个投降的低级军官李永芳，到满清入关前高级将领洪承畴算起，这120人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道德的谴责和精神压力上的巨大代价，在长时间内，这些投降人物成了大清敏感话题，鲜有涉猎。
乾隆统治的中后期，自认政治超高水平运转，经济高度繁荣，为进一步夯实其执政基础，继续占领传统政治道德高地，对全面综合评价“贰臣”，对今后大清是否继续出现“贰臣”给予强烈警示：任何时代做了“投降派”，结局和历史名声都不会好，乾隆以实际行动再次否定大清历史上的所有“贰臣”，给此后的臣僚不做“贰臣”以深深告诫。
这一点早在明太祖朱元璋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
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被攻灭后，投井自杀被救，虽然是汉人，但能否坚持从一而终的最高原则是考验是否为忠臣的唯一标准。
朱元璋认为他既然能为元朝自杀，还算忠义之人，于是他把安排到自己身边当侍从文官。然而时间日久，一种无形的别扭越来越让他对危素反感。直到有一天朱元璋闲坐，危素从门外进来，小心翼翼。朱元璋听到声音问：“来人是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的坦然自若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此后朱元璋因为看元朝宫廷驯养的大象表演，而大象很不配合，一怒之下让人把大象杀了，事后一想觉得这个大象是忠心故主，应该表彰，然后叫人做了块牌子，上面写“危不如象”对危素进行嘲弄，最后干脆将他流放，危素最终抑郁而死。
显然朱元璋对“贰臣”的投降派处置的太早了，这与清代百年后才提起大相径庭，乾隆在决定编纂《贰臣传》的同时，更安抚这些“贰臣”的后代。乾隆在提拔一个叫李侍尧的满洲副都统人事任免案，理由是违反祖制。所谓祖制即是汉族武官不能出任如此要职。乾隆立马驳斥吏部官员意见说：“李永芳的玄孙，怎能与其他汉军相提并论？”《啸亭杂录》乾隆所说的李永芳究竟为何人，其功劳竟然可以庇荫祖孙如此之久，引得乾隆竟然以如此高规格重视？甚至要通过提拔其玄孙作为其隆重的身后待遇。原来，李永芳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他却是大明王朝第一个投降的武官，一度开起了明朝武将投靠后金的先河。
乾隆这样做信号很明确，就是该否定的必须否定，祖宗所做与后人无关，依旧提拔重用，给了这些“贰臣”后代们一颗定心丸的同时，他们唯有更加卖命报答，可谓乾隆权术宜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清史稿》以极其短促给了大明投降派洪承畴五千四百八十八字的介绍，而其中关于祖大寿投降清朝六年后的记载仅有几十个字：“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賻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大寿卒。”以此可知，投降后的祖大寿过得并不好，而他对于当时的后金来说只是一个招降棋子。
明军将领卢象升惨烈战死，史载“骑数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杨陆凯，惧众之残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以死。”战后，杨廷麟及部下在战场上寻获卢象升遗体，甲下尚着麻衣白网（戴孝出征）。三郡之民闻之，痛哭失声，声震天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追谥忠肃。黄道让作挽联有“数三十九岁名将，岳家哀，卢家尤哀”之语。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第四次入长城，犯保定，攻高阳。孙承宗年已75岁，率领全家子孙拒守，高阳城墙低矮，城破，一家四十余口皆壮烈战死。明思宗闻讯，追复其故官，给予祭葬。南明弘光帝时，给予谥文忠。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予专谥忠定。
乾隆在同一年里立“贰臣传”又给明朝为国捐躯的忠臣给予谥号，进行高度评价绝非偶然，而是站在整个统治高度和道统高度进行的一次全方位总结，旗帜鲜明地否定了“贰臣”，高度褒扬了能够坚持忠孝立场的明代捐躯将领。
从根本上来说，到了乾隆统治中后期，乾隆进一步收紧文字管控，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对于形成一条全国上下统一的意识形态非常必要，从统治基础上来看，划分道德标准和忠奸标准都反映出乾隆进一步警惕任何组织上的造反，让所有臣下都不做“贰臣”而要做“忠臣”，并以充分理由显示满清已成为最正统的历史接棒人。
不光如此，乾隆认为在他几十年的努力下，已经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完美“盛世”从人口规模和当时的经济总量来看都成了支撑“盛世”的数据支撑，乾隆甚至意识形态和决定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是非观念的评定价值，在国家水平运行良好，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力求实现乾隆盛世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