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任远
投身革命
宋时轮，原名际尧，别名之光，1907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一个农民家庭。宋时轮6岁开始上学，191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醴陵县立中学。入学后，在学校进步教师的帮助下，与左权、蔡升熙等同学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经常阅读进步书刊，讨论国内外局势，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在学校造成很大影响，于1923年被开除学籍。后去长沙，经同学介绍，一边给孩子教补习课，一边到大麓中学继续学习。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因“共产党嫌疑”在广州被捕，关进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入狱后，在同狱的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原政治部主任熊雄的教育鼓励下，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定，经多次审讯，精神和肉体受到很大伤害，始终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积极参加了狱中党组织发动的绝食和要求放风、看书、看报等斗争。一年后由党组织找人作保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立即去香港、上海等地接转组织关系，但都未有结果，以后辗转回到湖南老家，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四处串连，很快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游击队，自任队长，化名张司令，积极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给当地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震动。1929年秋，宋时轮到苏区的莲花县政府任军事部部长，他带领的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后来毛泽东见到他时曾以玩笑的口吻对他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呀！”
红军八年
1931年春以后，宋时轮先后率部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积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自觉顾全大局，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任红军第三十五军参谋长，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针时，他都坚定的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意见。他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含智取与军事打击两个方面，智取在于如何诱敌深入，军事打击在于先打谁后打谁，二者结合得好，是能够打破“围剿”的。这是改变我军被动局面，争取反“围剿”作战胜利的有效方针。以后，他又积极协助军长和政委指挥部队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
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部署红三十五军等部伪装红军主力，把“围剿”军主力牵引至赣江方向去，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东进歼敌。宋时轮考虑到要牵动“围剿”军，必须大张声势，这将给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和伤亡。他立即教育部队干部战士，要自觉顾全大局，充分做好吃苦牺牲的思想准备。作战开始后，他又协助军长、政委，积极团结兄弟部队，虚张声势，大张旗鼓率部向良口、万安方向行动，牵引“围剿”军向西直扑赣江方向，保证红一方面军主力乘隙东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当蒋介石发现上当，指挥部队转头东进时，宋时轮又率部采取游击战术，牵制、袭击“围剿”军，有力地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取得了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战斗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江西军区所在地召开排斥毛泽东的第二次宁都会议。一个月后，中共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的“罗明路线”，继续清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影响。当时宋时轮任军区代理参谋长，仍始终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积极协助陈毅司令员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压力。
1934年宋时轮在作战中负伤，伤愈后被送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后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被怀疑在广州被捕后有参加“AB团”的嫌疑，受到开除党籍3个月的处分。10月，红大编入红军（军委）干部团随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红军，企图危害党中央，毛泽东果断率部北上，由于时间仓促，宋时轮未得到通知，睡觉醒来时发现学校已转移，他立即自动追赶部队，坚决跟毛泽东走。后来毛泽东见到他时颇为高兴，对他说：“宋时轮你来了，好！”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在甘泉地区的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军委会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并任命宋时轮为军团作战科科长。此时宋时轮尚未恢复党籍，他有些犹豫，毛泽东知道后对他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决定，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情，你就服从组织的安排，愉快的到军团报到工作去吧。”这使宋时轮十分感动，他一再说：“还是毛泽东信任我。”以后，在直罗镇战役中，他积极协助军团首长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1936年，宋时轮先后任红三十军和红二十八军军长。又先后和政委阎红彦、宋任穷一起率部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也都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
抗击日寇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23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北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为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做思想和组织准备，宋时轮参加了这次会议。8月25日，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宋时轮由二十八军军长改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团长。以后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从团里抽调了近千人组成雁北支队，由他任司令员，到雁门关以北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总部的命令是由朱总司令当面向宋时轮下达的。受领任务后他立即带领部队北进，决定到达雁北以后抓住战机，争取先打几个胜仗，尽快打开雁北的抗日局面，把群众的抗战热情鼓舞起来。一到雁北，他立即了解敌情，熟悉地形，抓住一切机会，采取突袭、奔袭和破袭等手段狠狠打击日军，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10月1日，他率领支队首袭井坪，歼敌一部，收复了该镇；4日，又北进攻打并收复了平鲁县城；接着对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进行破袭，并攻占了岱岳以南的东榆林和马邑；10日夜和23日，又分别在辛庄和周庄伏击日军运输队，各击毁敌汽车10余辆，击毙敌10余人；尔后又迅速逼近大同，于26日夜袭击了大同敌之交通与运输。这样，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初步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使当地的民心为之一振。
◆宋时轮、陈赓、莫文骅在一起。
接着，他又率领支队迅速进入洪涛山区，决定在那里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地方行政组织和抗日武装，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方面，他带领部队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是积极为群众做好事；三是大力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四是时刻关心群众的安全和生活。做了这些工作以后，群众很快便打消了顾虑，都把雁北支队的干部战士看成自己的亲人，全力从各方面支援他们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和打击日寇的斗争。
洪涛山区的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以后，他又立即在支队中抽出一批有活动能力的干部战士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村镇，做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和抗日武装的工作，通过大力宣传和细致组织，很快在右玉、山阴、朔县、怀仁和大同、怀仁、左云建立起了两个县级行政机构，发展了数百人的抗日武装，并在山阴、平鲁、左云等县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和党小组，这就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有力地推动了武装斗争的进行。
在创建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宋时轮还十分注意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积极团结友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日伪军；充分依靠地方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并千方百计寻找和创造战机打击敌人。这样，在经过短短7个多月的时间后，就使雁北支队从不到一千人迅速发展到二千多人，先后作战百余次，取得了歼敌两千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的巨大胜利。
◆宋时轮等人在延安党校。
1938年5月，宋时轮率部参加了冀东大暴动。1942年调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延安整风中，他认真联系实际，深刻检查了在冀东暴动取得胜利后产生了骄傲情绪，在未等到领导批准时便带队西撤平西的错误，曾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北平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时轮于1945年秋离开延安，10月，任津浦前线野战军指挥部参谋长。1946年1月7日，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山东野战军，宋时轮仍任原职。其间，他积极协助陈毅司令员指挥津浦路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2.8万余人、受降日军4000余人及迫使伪军郝鹏举部1万余人起义的重大胜利。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等4个停战协定。为监督和保证停战协定的施行，同时商定在北平成立了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下旬，宋时轮奉命调任军调部我方少将执行处处长，在叶剑英委员和罗瑞卿参谋长领导下，迅速投入了新的斗争。谈判斗争激烈复杂，不仅是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之争，同时也反映在谈判会外的斗智斗勇上面。
◆宋时轮
宋时轮到任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三方工作人员到位的时间问题。按三方商定，各方工作人员都应在10日内到位，因我方人员未如期到齐，国、美代表立即就此对我进行攻击，说我对谈判缺乏诚意，是有意破坏军调工作。宋时轮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很快在一次三方执行处人员全体会议上对此进行了反驳。他首先指出：国民党人员到位快是因为有军统局、军令部的特务人员可以随时调遣，美国有驻华美军有关人员可以就近使用，还有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我方则无这样的条件。接着指出：我方选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人员如叶剑英、罗瑞卿等都是部队的领导干部，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如郑介民等则是做特务工作的，到底谁对谈判真心诚意，谁欲破坏调处工作，不是十分清楚、一目了然了吗？这一反驳有理有据，说的国、美方面人员个个哑口无言，后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派出一大批特务到军调部充当代表，实在是愚蠢至极。
由于国民党“内战灭共”的方针早已确定，在谈判期间出现了边谈边打的局面。宋时轮考虑了应对这种情况的多种方案后，向叶剑英建议：力争在我军力量薄弱的重要地区和敌军有重兵集结有可能向我发动进攻的地区，派出执行小组，及时调处军事冲突，监督停战令施行。后经半年多努力，终于促使军调部根据我方要求，先后向赤峰、太原等地区派出了29个执行小组。这对保证停战令在这些地区贯彻施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北是军事调处的一个重要方向，国民党代表坚称：政府军进入东北是代表国家从苏军手里接受主权的，东北地区不存在调处军事冲突的问题。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宋时轮对此进行了义正词严地反驳。他指出：国民党军队根据停战协定附注在接收苏军驻地时，不能违反停战协定，向我方军队进行挑衅，发动进攻；苏军撤退后的地区，那里的一切已属内政问题，应由国共双方协商解决，接受东北主权，是在八年抗战中做出过重大牺牲和贡献的全国军民共同的权利，绝不能由国民党一党一军所垄断。由于斗争坚决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东北停战问题终于获得了暂时解决。
中原地区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导火索。宋时轮根据叶剑英、罗瑞卿的指示，在谈判中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斗争，后与汉口方面执行小组及中原军区代表在前线的谈判相配合，也终于迫使国民党同我达成了协议，保证我中原军区安全地转移了2000多名伤病员、非战斗人员和部分地方干部。随后他又参加了调处广东东江地区军事冲突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同意将我东江及粤北的部队船运去山东烟台。
为封杀我新闻媒体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阴谋的揭露，4月3日，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密探，以查户口为名，将我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总编辑钱俊瑞等44人强行带走，关押在两处拘留所内。宋时轮立即向叶剑英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以后又分别到两个拘留所慰问我被捕人员，宣读我代表团给他们的慰问信，鼓励他们“要坚决同法西斯行为斗争到底”。随罗瑞卿参谋长到警察局找局长陈焯交涉，经过有理有利的斗争，终于4日18时使我被捕人员胜利的返回了住地。
宋时轮到职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常使对方在调处工作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引起了国民党方面极大的忌恨，他们一次次对宋时轮进行挑衅恫吓，后来竟采取特务手段企图对其进行谋杀。5月15日下午6时45分，宋时轮外出后返回住地途经北平灯市西口附近时，突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开枪行刺，他立即意识到危险，马上命令司机加大油门快速冲过险区，才幸免于难。宋时轮在北平谈判的工作和表现，曾多次受到叶剑英和罗瑞卿的表扬。
转战华东
1946年6月宋时轮回到前线，在以后3年多的全国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过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和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曾率部千里转战，纵横驰骋于华东、中原战场，指挥部队参加过朝阳集、泰安、老河口、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是我军一位有名的能攻善守的高级指挥员。
在1947年至1948年任第十纵队司令员期间，他带领纵队胜利地打了一连串的阻击战，充分显示了他高超的指挥才能。
1947年，第十纵队编入陈士榘、唐亮兵团，在梁山地区执行阻击任务，掩护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这次作战是在广大水洼平原地区进行的一次宽大正面的运动防御作战，与十纵队过去打过的防御战完全不同。他立即果断决定改变过去的作战方法，并创新防御工事：将纵队所属第二十八师、二十九师作一线配置，以纵队特务团为预备队，各师按梯次部署，第一梯队在前面阻击敌人时，第二梯队在后面构筑工事，然后轮换阻击敌人；在作战地区内构筑纵深交错的堑壕，堑壕一侧筑有射击掩体，一侧挖有屯兵洞穴。有了这样的工事，既有效减少了部队的伤亡，又大大提高了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采取交替阻击的战法，既使部队在激烈战斗中能获得短暂的休整，又有坚固的工事作依托继续作战，有力的保证了这次阻击的胜利，曾受到兵团首长的表扬。
◆宋时轮和朱德在一起。
1948年夏，我军发起了开封、睢杞战役，6月16日，宋时轮奉命率部赶往上蔡地区阻敌。行至半夜，侦知敌胡琏部的指挥机关已进驻上蔡县城，其所属第十一师已越过十纵预定的阻击地区向开封开进。宋时轮不顾风险，当机立断，未按上级原定命令率部北上截击敌人，而是决定迅速攻打上蔡，猛击敌指挥机关，将第十一师调回来，在运动中予以歼灭。结果仅用一天时间，便以8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5000余人，迫使胡琏很快率部兵退汝南，胜利地完成了原定10天的阻击任务。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不久，敌黄百韬兵团被我包围于碾庄地区，蒋介石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迅速东援解围。华东野战军首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宋时轮和刘培善政委指挥第七、第十和第十一3个纵队在徐州以东地区阻敌邱、李兵团。受领任务后，宋时轮考虑到面对具有炮空优势之敌在铁道两侧广大平原地区进行阻击作战必须筑有较大纵深的良好防御工事，他立即指挥部队在防御地区内构筑了3道坚固的防御阵地，并按照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思想，指示部队要把防和攻、阻和反紧密结合起来，要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来达成阻击作战的目的，并充分注意火力配置，要做到前后左右能相互支援配合，构成浓密的火力网。后来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有力地保障了我攻击部队作战的胜利。
在1947年至1948年间，宋时轮还率领第十纵队先后在桃林岗、土丝口、郓城、定陶、巨野等地进行了多次阻击作战，也都很好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部队因此获得了“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誉。
1948年秋后，宋时轮率部参加了济南、渡江等重大战役，一直担任进攻作战任务，也打得十分出色。
在济南战役中，宋时轮与政委刘培善指挥第三、第十两个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主力组成攻城西集团，担任主攻，和东集团密切协同，经过8昼夜激战，便全歼济南守敌，完成了预定15至20天完成的攻城任务，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重兵集团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这是（解放战争开始后）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于敌人的严重的打击之一”。
渡江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突破江防，占领南京；第二阶段是围歼芜湖、南京、镇江逃敌，占领浙赣铁路；第三阶段是攻占上海。这时宋时轮已升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受领渡江作战的任务后，他立即和政委郭化若一起大抓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接着派出侦察部队渡江侦察敌情；同时重点抓好船只准备、水手训练和水上练兵，确保“能渡、善战”。由于准备工作抓得全面，重点突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曾受到第三野战军首长的表扬。
◆1949年7月7日，宋时轮（右起）、粟裕、饶漱石、 陈毅在庆祝上海解放大会上。
渡江作战开始后，他首先考虑如何顺利地渡过长江，在与军、师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把原定分两步走的计划：先占江心据点，再从鲁港、荻港间强渡。改为一步走：在打江心据点的同时，组织全部参战部队渡江。这样，就较好地保持了作战的突然性，大大缩短了渡江作战的时间，保证兵团在4月22日晨全部渡过了长江。渡江后，根据粟裕代司令员、张震参谋长的命令，他又立即率部昼夜兼程，向东急进，27日，与第十兵团部队于宜兴会合，将由南京、镇江南逃之敌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地区，然后指挥两个兵团共7个军，继续连续作战，猛打猛冲，激战两日，至29日，便歼灭了该敌6万余人，胜利地完成了第一、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
上海是当时我国的工商业中心，国民党设有重兵防守，又驻有许多外国领事馆和侨民，夺取上海是一场十分艰巨特殊的战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前委、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党委对攻打上海曾作出过一系列指示，要求：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上海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以利今后的建设。1949年5月9日，第九兵团接到协同第十兵团解放上海的命令，同时中央军委决定上海解放后由第九兵团负责全市的警备任务，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的司令员，郭化若兼任政委。接到以上命令后，宋时轮、郭化若立即主持召开兵团党委会进行研究，做出了“一定要打好、进好、管好上海”的决定。“打好”就是既要歼灭敌人、攻占上海，又不打烂上海；“进好”就是要讲政策，守纪律，爱人民；“管好”就是要肃清匪特，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护上海人民和对上海的军管。5月12日，我军向上海外围之敌发起进攻，第九兵团开始进展顺利，后因国民党军利用钢筋水泥碉堡拼死顽抗，使部队进攻暂时受阻，他立即指示部队改变战法：“寻求（敌军）弱点，设法插入，采取两路突破，然后形成夹击，把敌军分割成块，逐块歼灭。对敌碉堡群攻击时，用兵不要过多，一般用一至二个班攻一个地堡即可，避免兵力多了遭敌杀伤。”很快便打破了僵局，加快了战斗进程。24日，部队进入市区后，残敌凭借高楼大厦进行顽抗，以猛烈炮火阻我前进，一些单位遭到较大伤亡，进攻一度受阻，部分干部战士产生了急躁情绪，要求使用炮火，宋时轮又立即重申兵团党委“打好”的决定，坚决予以制止。不久，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逃离上海，其残部军心大乱，宋时轮又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和郭化若一起指示部队：要大力加强军事攻势，同时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第九兵团攻入上海市区时，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共争取了国民党官兵约4万人起义、投诚。26日，便同第十兵团一起，胜利地完成了解放上海的任务。进城后，宋时轮和郭化若再次指示部队，一定要严格执行兵团党委“进好、管好”上海的决定，指战员们都自觉不住民房不扰民，在没有找到营房时一律睡在马路上，下雨时就在屋檐下暂避；自觉做到不拿地方一钱一物、群众一针一线，并积极为民做好事。同时，随即在全市设立了5000多处岗亭，将21万大军迅速展开，投入了警备工作；并把公开警备和秘密警备结合起来，把军警民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配合行动，广泛发动群众一起来做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取缔了40余种非法武装组织，破获了一批危害群众的重大案件，收容了1.5万余名散兵游勇，使全市的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了下来。
抗美援朝
1950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正在准备执行解放台湾任务的第九兵团停止渡海作战训练，转移到山东兖州、泰安整训待命。10月23日，宋时轮奉命进京，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了抗美援朝的任务，接着又让朱德专程赶到曲阜，给兵团团以上干部做参战动员。11月，宋时轮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奉命迅速率部入朝。11月6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九兵团立即开赴东线战场参加第二次战役。这是九兵团入朝后的第一仗。要打好这一仗，首先是要隐蔽地完成战役开进，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击。宋时轮立即指示机关迅速制定开进计划、保密规定和防空措施，并亲自指挥部队贯彻执行。开进期间，美军正实施“空中战役”，每天出动各种飞机1000余架次，对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侦查轰炸，九兵团部队始终未被发现，未受到大的损失，于11月21日全部顺利的到达了指定地区，圆满地完成了开进任务。战后，西方一些军事历史学家高度评价九兵团的此次开进行动，说这是“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
◆抗美援朝期间，宋时轮（右）在指挥战斗。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11月27日黄昏，宋时轮命令部队向长津湖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这时突然天降大雪，以后一连几天，战区气温不断下降，夜间温度最低时曾降到摄氏零下30多度。由于部队行动仓促，兵团相当部分人员未及更换寒区冬装，有的连队激战后还活着的人全部冻死在堑壕里面。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宋时轮和陶勇副司令员始终坚定不移，继续指挥和鼓励第二十七军参战部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作风，顽强战斗，至12月1日，便将美军一个整团一无漏网地全部歼灭在新兴里，首次开创了志愿军全歼美军一个建制团的范例。在新兴里战斗的同时，11月29日至30日，兵团所属第二十军六十师进行了富盛里战斗，又击毙和俘虏美军近千人，缴获和击毁敌坦克汽车78辆。这两次战斗结束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和宋时轮：“庆祝我九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
美军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破产以后，东线美军迅速向南撤退，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我的形势。宋时轮又立即指挥兵团所属3个军的部队，采取步步紧逼、层层阻击的战法，同人民军第三军团一道堵击南逃的敌军，给有建军百余年历史的美“王牌军”陆战第一师以歼灭性地打击。在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共歼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1.3万余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侵略军的所谓“总攻势”作战，加速了从根本上改善朝鲜战局的进程。第九兵团在这次战役中的胜利和作用，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说这是“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战略任务”。
4月下旬，宋时轮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也顺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6月1日，升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以后与陈赓副司令员一起，组织人员编写了有40万字的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对美军作战的战术经验，印发师以上机关；1952年7月11日奉调回国到南京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以下简称总高）任校长兼政治委员。离开朝鲜前，宋时轮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领导科研
宋时轮到总高就任后，立即以主要精力抓学校的建设和教学。他坚持抓住办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有计划地进行学校的全面建设和教学工作，到1957年底，在5年多的时间里，便把总高建成了一所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和迅速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学校，为全军培养出了3000多名具有较好军政素质、能组织指挥现代化步兵作战的营、团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为我军的战备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5年9月，宋时轮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11月，宋时轮调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并先后兼任计划指导部和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到职后，他积极协助叶剑英院长筹建军事科学院，领导两个部的创建和工作，并参加了编写我军第一代各级战斗条令的领导。
◆宋时轮（左三）与叶剑英等人合照。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批判，并停职检查。在作检查受批判期间，他始终坚持按党性原则办事，无论对己对人的问题，都采取实实在在的态度，从不顾及个人的利害得失，完全按照实际情况说话；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回到了工作岗位，又不顾风险，积极帮助一些老同志尽早重新出来工作，保护一些被“四人帮”迫害的人员，使他们免受不白之冤。
1972年10月，宋时轮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院长。他立即和政委粟裕一起，努力排除各种干扰，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各项科研工作，很快便打开了局面。
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科院党委作出了“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军事科学研究上来”的决定以后，他更是全力以赴，积极带领全院人员，为迅速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开创军事科学研究新局面忘我奋斗。
他坚持贯彻老院长叶剑英和院党委制定的军事科研工作方针。他强调：贯彻落实这个方针最重要的是，在军事科研中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现实斗争服务为方向。他指出：这是军事科研工作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任务。并对如何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贯彻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做出了明确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时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做出榜样：1980年，他在深入研究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地位、作用、我国有关的情况和未来战争的特点后，提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被中央军委采纳，对国家、军队的建设和战备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他又连续撰写了《关于今后反侵略战争作战问题的初步设想》、《关于今后反侵略战争的一般战法问题》和《关于今后军事组织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等一批研究报告和文章，把当时全军正在开展的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战法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宋时轮担任院长的13年间，军科在院党委的领导和他的主持下，经过全院人员的共同努力，共完成各种研究项目309个，成书480册，出版学术期刊374期，完成重要专题研究项目97个，建立作战模型7个，撰写学术文章1100多篇，为国防建设和军队的“三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军事科研工作骨干，为以后军科做好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宋时轮任军科院长期间，还担任过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积极协助中央军委，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迅速恢复了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军事院校，指导部队的教育训练走上了正轨；还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经过十年多的努力，高质量的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纂出版任务，全面开展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还兼任过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在退居二线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继续为人民解放军的战史、军史研究和编写做出了贡献。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时轮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时轮再次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8年，宋时轮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9月17日，宋时轮在上海病逝，终年84岁。
宋时轮是人民解放军中一位武文兼备、军政全才的高级将领。他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战斗的一生。他的战功和业绩熠熠生辉，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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