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三驾马车”风光一时,2人被杀1人失联,究竟何故

作者:相忘于江湖

红四方面军的“三驾马车”,一般指的是李特、黄超与何畏。

这3位教育水平较高的将领,在鄂豫皖根据地是“秀才”级别的文化人。他们3人加上跟随张主席一起到鄂豫皖的陈昌浩,也可以说是张的心腹和“四大护法”。

有过留苏经历的陈昌浩,地位自不必言,是鄂豫皖和红四方面军仅次于张主席的2号人物,和张主席、徐向前也是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三驾马车”。同样有着留苏经历的李特、黄超和黄埔五期的何畏,也是张主席的心腹爱将,在红四方面军风光一时。

鄂豫皖根据地

李特,曾任红25军和红31军副军长,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参谋长,在红四方面军仅次于张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黄超,曾任张主席秘书、鄂豫皖军委会秘书长,以及红5军政委;何畏,曾任红12师副师长、师长,红9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等。

单从3个人的任职来看,如果活到建国后,显然是上将以上级别。但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3名曾经风光无限的高级将领,有2人在新疆遭枪杀,另外1名也长时间失去了联系。

红四方面军的“三驾马车”,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剧变?

陈昌浩

无论是陈昌浩还是“三驾马车”,几个人的发迹都和一个人有关。

这个重用和提携4个人的关键人物,就是后来从苏联归来空降鄂豫皖的张主席,陈昌浩是和张主席一同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李特、黄超也是留苏归来以后空降鄂豫皖,何畏则是和陈赓等人作为优秀军事干部从中央苏区调到鄂豫皖苏区“支援地方”的结果。

在“三驾马车”出场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张主席的发迹史。

张主席是军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19岁就考入北大,并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1年7月,24岁的张主席就参加了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的一大。

此后张主席的地位不断攀升,八七会议后,张主席、李维汉、周公、李立三和张太雷的“五人组”取代陈独秀成为新的核心。但是在发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张主席却是我军上层少有的反对者之一。

1928年,张主席远赴苏联参加六大,又担任驻莫斯科的代表。

这一段留苏经历,成为后来张主席发迹的重要资本。1931年初,张主席回国之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老大王明(陈绍禹)在莫斯科扶持下刚刚推倒李立三,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随着王明的登台,三个根据地陆续开始了人员更替。

在中央苏区,主席在宁都会议被剥夺军权,项英、王稼祥等取而代之。

初到苏区的刘伯承由于不熟悉苏区情况,当时也投了支持票;在湘鄂西根据地,随着夏曦的到来,柳直荀、段德昌、王炳南等众多红军将领罹难;而张主席和陈昌浩也是在这一时期进入鄂豫皖。

鄂豫皖从由黄麻起义吴光浩、王树声等人开始,旷继勋、许继慎、曾中生进入快速发展期。张主席到来以后,培植心腹的同时排除异己,很快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成为鄂豫皖和红四的掌门人。

张主席是知识分子,但是特别排斥有知识的将领,陈昌浩和“三驾马车”除外。

“三驾马车”之一的李特,原名徐克勋,安徽霍邱人。小时候跟随父亲来到湖南,在长沙读中学。19岁时,考入唐山交大(今西南交大)预科班,在校期间参加了声援唐山铁路工人的斗争。

1924年,徐克勋赴苏学习,因被同学戏称“Little”(小个子)改名“李特”,先后就读于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基辅军官学校、列宁格勒军政学院。1930年秋回国,第二年进入鄂豫皖,先后任彭杨学校教育长,红25军副军长(军长旷继勋),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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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画像

和李特相比,出生于贵州的黄超青年时期和李特很相似。

读书时期,追求进步的黄超参加了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东方大学。

1930年,学成回国的黄超被分配到白区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秋,成为黄超人生的一大转折点,组织派他进入鄂豫皖苏区任张主席秘书,很快升任鄂豫皖军委会秘书长,成为张主席心腹之一。

此外,黄超也担任过西北革委会秘书长、川陕苏维埃秘书长。

除了秘书长一类的文职工作,黄超也担任过军职,如鄂豫皖红25军和川陕红31军政治部主任,是能文能武的将才。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5军团改称红5军,黄超任政委,监督军长董振堂的工作。

“三驾马车”的最后一人何畏,是从江西苏区调到鄂豫皖的军事干部。

何畏是广东梅州人,原名何世富,3岁随父亲到马来西亚,入学时取名何畏。参加学生运动被驱逐出境回国后,考入厦门大学。大学毕业后,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3月,考入黄埔第五期。

黄埔毕业后,何畏参加了广州起义、广西越南边境游击战、百色起义。

1932年10月,何畏从江西苏区调到鄂豫皖,后任红4军12师副师长,师长是开国大将陈赓。第二年,陈赓回上海治伤何畏升任师长,后任红9军军长,搭档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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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为左、右路军共同北上。

此时,“三驾马车”都编在了右路军,徐向前是总指挥,陈昌浩是政委,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李特是红5军政委兼任红大教育长,黄超是红大秘书长。主席获悉红四将对红一不利,悄悄拔营起寨。

获悉红三军团不辞而别,陈昌浩让李特、黄超带人追上问个究竟。

李特、黄超快马追上红三军团军,一边破口大骂,一边鞭打红大的四方面军学员。

这种军阀作风,让莫文骅等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怒不可遏。最终,红大学员都被劝返,主席、彭总带领红三军团独自北上。随后,刘伯承出任红军大学校长,和何畏、李特、黄超有了更多接触。

西征河西走廊时,李特是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黄超则是红5军政委。高台一战寡不敌众,军长董振堂建议撤退,黄超却“假传圣旨”要求死守,军长董振堂等3000余人牺牲。

最终,李特、黄超随李先念、李卓然等400余人穿越星星峡进入新疆。

1937年底,李先念等人分批飞赴延安,李特和黄超则留在了迪化(今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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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

仅仅一个多月后,李特和黄超以“托派”之名被秘密处死。

在很多红四方面军的开国将帅中,包括徐向前元帅、骑兵师师长杜义德中将、红31军91师师长徐深吉中将、原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宋侃夫等人,提及李特和黄超时,都认为虽有瑕疵,但整体上是好干部。

李特在留学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的同学,像箫劲光、傅钟、刘伯坚,解放后都成为开国大将、上将和中将,就是离开军队转入地方的李卓然,也是地方的高级领导人。

但是,究竟是谁下令处决了李特、黄超二人,至今仍争执不休。

一说是1937年11月到达新疆迪化的王明,以“托派”罪名下令处决。这在张主席《我的回忆》有所提及,但两人被处决时王明已到了延安。还有一说,延安代表邓发因为两人坚持去苏联才下令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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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留下的珍贵照片

邓发到到新疆开展批张活动后,幸存的西路军将士认真反思,大多数要求去延安。唯有李特和黄超不但拒不认错,还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正确,还扬言要到莫斯科去评理。

李特、黄超被秘密处决后,在延安的何畏非常惧怕,逐渐萌生了去意。

1937年4月19日夜,何畏带着警卫员悄悄离开延安,从此杳无消息。关于何畏的下落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投靠了敌军;还有一说,何畏回到了老家海南博鳌乡朝烈村,196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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