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侵华日军调集10万余兵力,第三次对长沙发动进攻。当时身处一线的为第九战区军队,指挥官为薛岳将军。薛岳为了守住长沙,动用了17万余兵力。同月24日,侵华日军分8个方向强渡新墙河,向长沙方向来袭。
会战新战术
自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长沙的军事战略地位就愈发凸显,作为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城市,如果长沙失守,不仅仅会导致西南各省抗日压力斗争,最重要的是,长沙沦陷会严重打击到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再考虑到国民政府刚刚迁都至重庆……
可见长沙是非常迫切和重要的。1939年和1941年的9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分别展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会战,这两次会战从战略上来看,中国是胜利方,但从战术上来看,中日双方并没有分出胜负。
为了挫败日本后续的战略进攻计划,薛岳对上一次长沙会战的经过作了反思和总结。他意识到,在双方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跟日军硬碰硬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甚至还会被包围歼灭。
但是采取直线后退诱敌深入的战术也不行,因为日军有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和骑兵,中国军队根本跑不过日军。经过再三思考,薛岳制定了八字作战方针——“后退决战,争取外翼”,根据此方针,薛岳发明出“天炉战法”。
何谓“天炉战法”呢?简单理解就是利用好长沙周围的山区地形,将日军边消耗边引入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的“天然熔炉”内,围而歼之。通过地形勘察,
第九战区将新墙河作为第一道防线;汨罗江作为第二道防线;捞刀河与浏阳河作为第三道防线。
第九战区的战士需要在前两道防线执行伏击和诱击日军的任务,并且一定要确保不被日军察出端倪。
等日军到达第三道防线时,第九战区再与日军决一死战。1941年12月24日,中日军队在新墙河地区交火,经过4天的战斗,中国军队退到汨罗江以南。
之后中国军队边战边退,这导致日本指挥官阿南惟几非常乐观,他认为可以一举拿下长沙,但实际上这已经背离了日军第11集团军最初的作战意图——第11集团军的任务应该是
“策应日军第23集团军及南方军的作战,牵制住中国军队,避免其向广东方向转用”。
薛岳大喜
第11集团军的贪婪,导致第九战区将士的抗争压力变得更大。1942年的第一天,长沙城外的日军发动起猛烈进攻。虽说在同一天中、美、英、苏等国发表了《联合国军宣言》,宣布组建反法西斯阵营,但这无法阻止日军对长沙的进攻。
国军第10军守在都东、北门防线上,握紧武器,准备迎接接下来的血战。这场会战过程极其残酷,比如在争夺修械所的战斗中,日军发起了多次冲锋,但都被国军打退。
最后,弹药告罄的中日军队展开肉搏,短短200米的阵地上,堆积了四五百具尸体,到处散落着损坏的武器装备……
和紧张等待前线局势转机的薛岳一样,日军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也寸步不离地坐在指挥所的电话旁,等到攻克长沙的捷报,他们要到长沙城内庆祝元旦。
然而令长丰岛房太郎没有想到的是,战斗持续了很久,日军仍然被阻击于长沙城外,这使得长丰岛房太郎越来越不安。
恰恰与长丰岛房太郎的内心感受相反,薛岳表现得很高兴,因为在1月2日时,薛岳得到了一封情报,情报来自于日军加藤大队。日军见长沙久久不能攻下,指挥部派出加藤大队执行渗透任务。
趁着混乱,加藤大队很快渗透到白沙岭,但实际上,这看似成功的“渗透”,是中国军队在有意放水,加藤大队最终在白沙岭遭到中国军队的围剿,加藤大队长被子弹击穿腹部,所带领的日军被全歼……
战士们从加藤大队长的身上,缴获了大量的文件,文件中不光记录了日军的行动计划,还有日军弹药装备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日军已经陷入弹药不足的窘况。得到此情报的薛岳大喜:
“一纸虽轻,胜过万挺机枪也。”
随即薛岳下达作战指令,要求长沙城外的各支部队向长沙方向聚拢,里应外合将日军主力大规模歼灭。
日军无奈撤退
中国军队的频繁动作,让日军躁动不已。眼看无法短时间内攻破长沙,再加上第九战区的其它部队即将抵达,日军无奈撤退。
就在日军决定撤退的当日,薛岳还收到了一封回电:
“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国革命军人争得无上之光荣也。”
到1月5日清晨,长沙城外已经没有了日军的踪影。不过在日军回撤的路上,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多番围追堵截,这就导致日军伤亡惨重。
1月15日,日军残部撤退到新墙河北原防地,次日,中国军队基本恢复了此次会战前的态势。
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公布了会战战绩:
“日军伤亡56944人,俘虏日军中队长松野荣吉以下官兵139人;中国军队伤亡官兵31346名。”
以此来激励军民。
英国的《泰晤士报》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分外关注,评价此次会战是:
“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的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之长沙大捷。”
因为在会战期间的出色表现,薛岳不仅获得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还得到了一枚由罗斯福奖的独立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