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要过分侮辱国民革命军的军衔体系，《潜伏》中余则成主任，奉命成功抓捕季伟民，还孝敬了站长一尊东晋刘豫的镇宅之宝，对，就是那座一尺多高的玉座金佛，才换来了中校军衔，也才有机会竞争天津站副站长的位置，前提还得是吴站长向南京方面提交晋升军衔的报告，用无价之宝换来的一颗“花”，你还能说它廉价吗？
实际上，那个委员长对军衔的过度泛滥也是深恶痛绝的，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曾经阐述过军队等级的特性： “阶级的意思就是和上楼的扶梯一样，一层一层数下去的，要这样才有上下之分，才有统系”。
到了1933年，鉴于黄埔生的军衔晋升过快，他也曾告诫说：“阶级的升迁，实在太容易，我们军官的程度，比起日本的军官至少要差十年”！因此只要条件允许，国民革命军的军衔授予和体系整理，都还算比较正规的。
比如1935年4月开始实行的“铨叙军衔”，就是为了统一全国军队的军官衔级，同时压缩过分膨胀的将军群体，比如陈诚等93名上将，在这次铨叙中即被降为“陆军中将”，那可是头号亲信呢。
至于读者普遍感觉的“上校不如狗，少将满地走”现象，其实均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些时期，扩充实力、打赢对手、稳定军队成为蒋某人更迫切的任务，牺牲军衔体系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已然是必须的选项，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第一个时期：北伐战争后期
从1926年7月起，只拥有八个军番号不过10万人枪的北伐军，正式打响北伐战争。而当时长江流域和北方诸省的军阀部队，杂七杂八总兵力在100万人左右。
尽管北伐军的战斗力要高于北洋军，也确实消灭了不少北洋军阀主力部队，然而“归顺”和倒戈的数量其实更多。
到1927年夏季，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革命军的作战序列，已经从八个军猛增到48个军，也就是一瞬间扩大到六倍不止，这都是大肆“招降纳叛”的结果。
而招降纳叛的背后，就是拼命的封官许愿，高级军官数量于是出现井喷。
这一时期由于还未实行铨叙军衔，基本也可视为“职务军衔”体系，当上军长就可以给上将或者中将、当上师长就可以给中将或者少将，以此类推下去，将校级军官数量成倍增长，确实比较廉价有点臭大街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授衔主体也很泛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冯系、阎系、桂系乃至于后来易帜的奉系（东北军），都有权给自己的军队军官授衔，而不需要报请最高军政当局同意。
既然随便授，那肯定不值钱，如果少帅给自己的马夫封个上校，也不是不可能的，马步芳的儿子，小小年纪就是上校，24岁就当了中将军长。
军队不统一、军制不统一，那么军衔系统一定乱套，于是才有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
比如第11师中将师长陈诚，攻克济南当日即被蒋某人火线晋升为第18军“上将军长”，不用任何手续和程序，一纸电令全部搞定。
第二个时期：抗战爆发之前
军阀大混战时期，根据美国人的估算，国民革命军系统已有官兵220万人以上，其中有上将124人、中将418人、少将1240人、上校3233人、中校4707人、少校13178人、上尉39736人、中尉37554人、少尉36284人，确实是军官多如牛毛了。
因此蒋系在中原大战胜出以后，必然要着手整理混乱不堪的军衔体系，并且于1931年4月13日，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开始规范国民革命军的军衔授予标准，再以后成立了直属军事委员会的“铨叙厅”，全面推行铨叙军衔体系。
这一体系是从1935年4月起逐步实施的，铨叙厅会根据军官的资历、军龄、军职、战功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定后，再由军事委员会公开给所有军官重新授予“铨叙军衔”，随之配套还有相应的薪金制度，企图把军官军衔纳入“正规化”。
应该说，从1935年到1937年，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数量和军衔泛滥情况，还是有一定改善的，因为军令和军制已经完成统一，军衔授予权完全归于军委会铨叙厅，再加上有意压缩高级军官的群体规模，比如规定特级上将、一级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总数在60人左右，军衔不那么滥了。
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然而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再次打破了这个局面，原因很简单，中原大战之后的裁军，使全国军队的总数量只维持在180万人左右，而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再次扩军成为必需。
比如至1944年，根据军政部的统计，全国范围内实有军队员额已达650万人。
那么在军队规模的急速膨胀中，军官的任用和军衔的授予，如果再按部就班的话，显然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一些团长旅长，很快就被提拔为师长、军长甚至更高的职务，一个个和一次次再进行“铨叙”哪里来得及呢？
于是又恢复了职务军衔体系，也就是在军官职务晋升之后，同时任命一个相应的职务军衔，比如少将旅长、中将师长等等，而不再受“铨叙军衔”规则的限制，并且在抗战时期干脆停止了铨叙军衔的评定和晋升。
所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两套军衔体系并存，在“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以下，也就是从中将到少尉，完全根据所任职务佩挂职务军衔，一个军长挂的二颗星，到底是职务军衔还是铨叙军衔，从表面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除非查查这个人的档案。
于是在部队数量和番号急速增加的状态下，少将以下的军衔确实泛滥了，担任上校团长、副旅长、副师长、高级参谋，以及少将旅长、师长、副军长、高级参议职务的军官越来越多，还包括各类地方武装和游击武装，什么少将司令、上校支队长各种乱七八糟。
第四个时期：解放战争后期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革命军不仅进行了军队的裁减，还裁撤了大批编余军官，这些军官一旦失去相应军职，等于被“打回原形”只能拥有铨叙军衔了，原来的中将军长，很可能只是个陆军上校，原来的少将师长，其实铨叙军衔只是陆军中校。
军衔一缩回去，连薪水都得执行原来的标准了，所以才有了一帮子编余高级军官“中山陵哭陵”的事件，闹得是满城风雨。
然而这个现象是比较短暂的，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革命军的所谓裁军戞然而止，需要的军官越来越多，职务军衔该挂还是挂。
比如我们熟知的胡琏、张灵甫等黄埔四期生，他们都是在1945年才晋升的陆军少将（铨叙军衔），而黄埔六期的廖耀湘刚刚晋升陆军上校，但是他们却又都担任着军长（整编师长）的军职，所以在战争期间，根据实际需要仍然挂着中将职务军衔。
因此从1947年以后，国民革命军的军衔体系再度泛滥起来，在战场上职务军衔大行其道，铨叙军衔无人关注。
不过在后方机关里，铨叙军衔仍然是主流，比如《潜伏》里面余则成晋升的中校，严格来说应该称为陆军中校军衔，否则的话，就可以先提官职，然后再晋升“中校副站长”的职务军衔了。
最乱套的是解放战争尾声阶段，为了部置所谓的游击战和拉拢地方武装，蒋政权疯狂招揽杂牌武装和土匪，同时再次进行大规模封官许愿，各种“司令”从将官到校官比比皆是。
上校多如狗、少将满地走的形容虽然有些夸张，倒也是真实写照，当然，这个阶段时间很短，匪患一除也就烟消云散了。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中将以上的军衔并未泛滥，包括胡宗南、汤恩伯这样的大员，在大陆期间也不过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只是可以挂三颗星而已；
另一方面，逃台之后军队确曾进行整理整编，军衔体系日趋正规，60万人的军队员额，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少将和上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