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新营
刘伯承和聂荣臻是人民军队杰出的领导人。大革命前后，他们先后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并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开国元帅。从1927年7月相识在武汉，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和聂荣臻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共同在敌人“心脏”里战斗
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人，聂荣臻是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人。刘伯承在川军中身经百战，足智多谋，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但在军阀混战中，他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陷入迷惘之中。1926年5月，经吴玉章、杨闇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荣臻于1919年底赴欧勤工俭学，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奉命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9月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
刘伯承和聂荣臻的交往，还是从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开始。1927年7月间，刘伯承在泸顺起义失败后，转道陕、豫到达武汉。当时，聂荣臻正随北伐军到达汉口，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他们两人相见匆匆，又先后奔赴南昌，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刘伯承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聂荣臻任11军党代表。起义军南征失利，他们先后转到香港。后刘伯承到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聂荣臻则到广州，参与组织领导广州起义。
不久，广州起义失败，聂荣臻又先后到香港、顺直省委抓兵运工作，1930年5月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同年夏，刘伯承从苏联经满洲里秘密回国，到达上海。中央军委负责接头的正是聂荣臻。由于早已相识，两位四川老乡分外亲切，彻夜长谈阔别情形。刘伯承抵沪后，被委任为中央军委参谋长。9月，受党中央派遣，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不久回到上海，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聂荣臻经常替刘伯承出主意，介绍地下工作经验。聂荣臻夫人张瑞华也经常化装成阔小姐、太太，为刘伯承传递有关军事书报和情报，掩护刘伯承进行工作。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刘伯承曾先后四次搬迁住处。然而，就是这样也经常遭到敌人的盯梢，随时都有被反动派抓捕的危险。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当时中央军委正集中力量组织从苏联归国的同志，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中央军委干部训练班和各地武装斗争准备教材。当时资料缺乏，工作条件很差，好在刘伯承弄到了一部《俄汉词典》，聂荣臻又通过中央特科的关系想方设法转送来一些参考书籍和资料，总算具备了一点起码的工作条件。在上海期间，刘伯承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并和傅钟等一道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有关军事技术、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译稿。周恩来、聂荣臻都参加了讨论。
在主持翻译工作的同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等一道担负着给中央军委军事干部训练班讲课和组织军事运动的任务。中央军委举办的短期军事干部训练班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主要讲授革命形势、武装斗争等内容。学员由苏区和白区的地方军委选送。刘伯承、聂荣臻等在翻译工作之余，也常到这里讲军事课。
1931年农历新年，刘伯承和聂荣臻相聚在一起，在年饭桌上共庆中央苏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赞誉毛泽东横扫千军的指挥天才，同享了胜利的喜悦。
长征途中的好搭档
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1931年12月，聂荣臻、刘伯承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撤离上海，先后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聂荣臻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刘伯承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后任红军总参谋长等职。两位老友在中央苏区重逢。他们一起参加苏区反“围剿”的斗争。后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他们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刘伯承与聂荣臻在会议上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们俩还提出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会后，刘伯承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红军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红军巧渡金沙江是刘伯承亲自指挥的，如果红军不能渡过金沙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聂荣臻率部赶到刘伯承开辟的渡口时，两人见面，紧紧握手，为红军取得的战略性胜利而庆幸。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决定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并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为红军北上开路。
5月20日上午，刘伯承和聂荣臻抵达四川冕宁东南部泸沽镇，接下来就是要强渡大渡河，刘伯承和聂荣臻开始了紧张的部署。当时，从中央红军所在的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凉山越西到大渡河的“官道”大路，另一条是经冕宁到安顺场的密林小道。蒋介石判断红军只会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在大路上布下重兵准备围追堵截。
当晚，中共冕宁地下党组织派来的人员将此道路上的详细情况作了汇报。刘伯承同聂荣臻商议道：“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大路，把大渡河畔的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当时，为了避开强敌尽早过河，只有走冕宁到安顺场这条小路。如果要走冕宁到安顺场这条小路，那势必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为黑彝和白彝，黑彝是纯正彝族人血统，白彝是彝族汉人的混血儿，内部矛盾重重。但是，比起四川军阀刘文辉和刘湘的阻截，此刻也只能选择彝族区这条小路走了。
随后，刘伯承和聂荣臻联名起草电报，向中革军委请示要改变行军道路，但一直没有联系上。因此刘伯承和聂荣臻决定率领一小部兵力先开往冕宁。在路上，刘伯承又向聂荣臻及部下众人解释了许多有关彝族区的地理风俗人情，各方面矛盾错综复杂，让大家消除恐惧和担忧的想法。他们商定，过大凉山彝族区，不能硬打，一定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在彝族同胞合作下通过。
红军占领冕宁县城后，刘伯承和聂荣臻命令把关在国民党监狱里被当作人质的彝族各部落首领们统统放了，还由他们两人出面，请首领们在县城一饭店喝了酒，并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品衣物，回家后当了红军民族政策的宣传员。第二天早饭后，红军先遣部队进入彝族区，彝族首领小叶丹带着彝民们夹道欢迎。在彝海旁边，刘伯承与小叶丹喝了鸡血酒，歃血为盟。在小叶丹派人护送下，未放一枪，中央红军非常顺利地经过了彝族区。
随后，刘伯承和聂荣臻他们连夜向大渡河疾进。夜幕笼罩，山路崎岖。刘伯承视力不好，聂荣臻用在冕宁缴获的一个法国造摩擦生电式手电筒在前面为他照路，他牵着聂荣臻的衣服，借助闪闪的光亮，高一脚低一脚地相依前进。很快，刘伯承和聂荣臻一行人率领部队来到安顺场。安顺场渡口，大渡河河幅有300多米宽，流速每秒4米多，水深30米，河底乱石参差。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指挥下，强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出发后，为了吸引对岸国民党火力，刘伯承和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暴露自己吸引火力，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也鼓舞了大家。经过奋战，先遣队终于成功渡过天险大渡河。
此时，根据中央分工决定兵分两路，两路纵队夹河而上，协同夺取泸定桥。5月27日，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出发。他们渡河后，天色已晚，摸黑住在一个山坡上，不想竟然与敌人住在一个村里。第二天发觉后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些敌人。此后，刘伯承率一部先行，拟攻取约有一个营敌人据守的一个隘口。聂荣臻边走边审问俘虏，得知有刘文辉的一个旅，部署在红军前进道路侧背的高地上。聂荣臻急忙告知刘伯承这一情况，立即改变部署，红军向刘文辉的这个旅猛扑，击溃了敌人。同时，左纵队红2师4团经过奋战，于5月29日17时成功占领泸定桥。
5月30日凌晨两点，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他们在红4团政治委员杨成武等的陪同下走到泸定桥上视察。当从桥西折回走到桥中央时，刘伯承站住了，重重地在桥板上跺了三脚，感慨万千地说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旁边的聂荣臻也激动地说。
并肩战斗在华北前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聂荣臻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斗，取得全面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称赞和好评。1937年11月，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奋战在太行山上。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紧紧连接，经常彼此呼应，他们亲密无间地配合作战。尤其是在1940年破袭正太路的联合作战中，给予了华北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0年春，聂荣臻等从晋察冀边区到山西辽县峪镇八路军总部，同129师领导交流经验。前排左起：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
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在一起开会，商谈了破坏正太铁路的计划。随后，彭德怀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向129师、120师及晋察冀军区等部队下达了攻击和破坏正太铁路的命令。原本只是预备20个团左右的战役，没想到战役打响之后，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参与的部队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参战兵力共达105个团，号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它重创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和斗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4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在大后方工作的领导人和各根据地的军队领导人调回延安集中参加整风学习。从8月起，刘伯承、聂荣臻等高级将领集中到延安统一参加整风学习。刘伯承、聂荣臻到延安时，普遍整风已经结束，进入了高级干部回顾党史、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1944年1月上旬，聂荣臻三次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4月30日，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
刘伯承、聂荣臻还参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他们联系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回顾了党内历次右和“左”的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危害；畅谈了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开始，特别是遵义会议后对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深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不但抗日战争将很快取得胜利，而且人民革命事业也必将呈现出光明前景。
◆1943年，刘伯承与聂荣臻（中）、蔡树藩（左）在延安合影。
中共七大结束不久，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即，刘伯承、聂荣臻先后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回到了各自根据地。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又与兄弟野战军配合，决战淮海，强渡长江，解放大西南，建立了不朽功勋。聂荣臻则指挥华北军区部队实施正太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等一系列重大作战行动，牵制并歼灭大量国民党部队，实现了华北和东北两大战场的紧密配合，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里峥嵘岁月情意浓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就透露：“军委正在筹备陆军大学”。得知这个消息后，时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动提出：“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1950年底，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的陶汉章接到聂荣臻交给的一个重要任务，要他将毛泽东主席写给刘伯承的一封信带去给刘伯承，让刘伯承回京办陆军大学。同时，在送信的时候，也要征求一下刘伯承的意见。经过安排，陶汉章当天就坐飞机飞往重庆，去见刘伯承。简短寒暄之后，陶汉章说明来意，拿出了毛主席的信交给刘伯承。刘伯承阅后，自言自语道：“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经过充分调研后，陆军大学最终确定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南京。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院举行成立典礼。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作为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十分关心军事学院的建设。5月，在听取军事学院领导汇报后，对海军系、空军系需要的教员，提出原则可从有关学校选调；本科学员文化程度低的，可用上预科的办法补救；同意增设参谋系、函授系。
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军事学府，刘伯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宵衣旰食，手不释卷，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为人民军队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央认识到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盲目照抄、机械搬用的教条主义倾向，于是指示全党加以克服。不幸，南京军事学院卷入这场“反教条主义”的风波中，并被认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958年在全军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等领导人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当时和后来的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产生重大消极影响。聂荣臻晚年就曾说过：“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刘伯承与聂荣臻正在交谈。
1959年1月，刘伯承回到北京定居，后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这一时期，聂荣臻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负责人，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6月，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又连续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氢弹，标志着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刘伯承对此是欢欣鼓舞，也十分振奋。
1966年5月，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销，战略小组也徒有虚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几乎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战略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衰残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这年秋，刘伯承不堪忍受城里住所周围造反派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居住。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他们。于是，五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和措施。
1967年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一伙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
不久，聂荣臻病倒住进了医院。正在医院治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已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他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刘伯承感慨万千，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辛苦了”。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却显得那么不平常。时过19年后，聂荣臻回忆这一情景时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啊!”
1969年10月，林彪以备战为名发出“第一号令”，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送到外地。聂荣臻被疏散到河北，刘伯承被疏散到武汉。后陆续回到北京。晚年的刘伯承体弱多病，聂荣臻多次探望。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与世长辞。傍晚，聂荣臻的秘书以沉痛的语调向他报告刘伯承不幸逝世的消息。虽然刘伯承长期卧床，近来病情恶化，聂荣臻是知道的，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仍催人泪下。10月14日，刘伯承遗体告别仪式在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流泪向刘伯承的遗像三鞠躬。聂荣臻臂戴黑纱，坐着轮椅泪流满面。11月22日，《人民日报》等首都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聂荣臻撰写的《痛悼伯承》一文，文中他深情地谈道，“战争年代，我们数度联袂战斗，生死与共；和平时期，战友情谊愈加笃厚。回忆昨日，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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