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毛主席之间，既是战友，也是诗友，两人性格相近，爱好相似，相识时间也非常早，堪称一辈子的朋友。
因此，对于毛主席的伟大，陈毅也看得非常清楚，曾经佩服地说：“毛主席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的！”“与毛主席相处，均有可望不可即之感！”
陈毅之所以说这样的话，起源于抗战时期著名的“黄花塘事件”。
时间回到1943年，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为了排挤新四军军长陈毅，就罗列了陈毅的“十大罪状”，并煽动了新四军的很多将领一起批判陈毅。
陈毅虽然光明磊落，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面对饶漱石等人蓄谋已久的污蔑，只能忍气吞声，非常郁闷。
同时，饶漱石还把状子告到了中央，请中央调派一名“德才兼备”的人来替换陈毅。
（图：左一为饶漱石，左二为陈毅）
其实，毛主席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就是饶漱石与陈毅不和，想把陈毅挤走，那些所谓的“十大罪状”，其实都只是借口罢了，不用当真。
但是，毛主席知道，这种事不能明说，只能用另一种办法来解决，于是，就向华中局发去电报，让陈毅来延安汇报工作，并参加“七大”。
就这样，陈毅离开了他创建的新四军，于1944年3月7日到达了延安。
在启程前，陈毅写了一首诗：“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足见他的心情有多么郁闷。
因此，当他时隔10年后再次见到毛主席时，百感交集，急于向毛主席说明自己的情况，请毛主席为他做主。
但是，毛主席却没有理会，而是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对这种事太有经验了。
同事之间互相排挤、互相斗争的事，在毛主席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了，他自己就经历过好几次，比如著名的红四军“七大”时，毛主席被排挤出红四军前委，陈毅就是当事人。
毛主席当时也非常生气，但是他也知道，因为同志们对革命的认识各不相同，出现这种争论是难免的，但真理就是真理，等大家认识到了这个真理后，自然就会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因此，这个时候着急是没有用的，争论也是没有用的，只会激化矛盾，造成更加无法挽回的后果。
后来的历史也已经证明，真理就是真理，中央重新认识到了毛主席的正确之后，又把毛主席重新请了回来，而且，经过了这件事后，红四军的内部也更加团结了，可以说“因祸得福”。
这就是毛主席对待争议的态度，很多时候，越有争议，越不能争论，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也是有条件的，很多时候越是争论，就越会激化矛盾，这时候就应该暂时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为此，毛主席还特地给陈毅写了一封信，劝他说：“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其实，毛主席的这几句话，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已经说过了，就是那段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陈毅肯定早就背过这段话了，但这次听毛主席对他说的那段话，还是很有感触，如醍醐灌顶，彻底打开了心结。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陈毅的心情舒畅了不少，给毛主席写信说：“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
毛主席看后，也非常高兴，回信说：“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
可以说，陈毅的这次延安之行，彻底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真正成长为了一名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到处是坦途了”！
陈毅的这个巨大的进步，自然应该归功于毛主席对他的教导，因此，陈毅后来佩服地说：“毛主席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的！”
1948年，陈毅还对大家感慨地说：“最近几年两次到延安、陕北，与毛主席相处，均有可望不可即之感！即距离太远，自己进步太慢，多年的知识分子的习气纠正得太不够了。”
1972年陈毅去世后，毛主席拖着病体亲自去参加追悼会，对大家说了那句著名的评价：“陈毅是个好同志。”
（参考资料：《陈毅传》《粟裕与毛泽东陈毅》《读毛泽东札记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