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1950年10月上旬的一天，福建浦城县石陂街镇，一场宣判大会正在进行，被审判的是31军91师273团的战士陈金庭。
担任审判官的，是91师政治部主任丁钊。
此刻的丁钊非常难过，他要像三国时的诸葛亮一样，挥泪斩“马谡”。
陈金庭枪杀了当地一位青年，将处以极刑，就在准备行刑的时候，被杀青年的母亲却站了出来说：此事另有隐情。
陈金庭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杀人，背后有何隐情？
这要从福建剿匪说起。
1949年7月，10兵团在参加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后，执行命令继续南下，完成解放福建的使命。
10兵团气势如虹，所向披靡，很快将蒋军主力消灭。
但是，其残余逃到了闽北山区负隅顽抗，他们勾结当地土匪，残杀拥护我党的干部和农民，气焰非常嚣张。有的还打着我军的旗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弄得人心惶惶。
在此背景下，10兵团第31军91师272、273团奉命留下剿匪，以肃清福建北部的残余武装。
31军来自华野13纵，91师来自13纵的37师，而37师组建于胶东半岛，91师的官兵大多是山东大汉。
他们在闽北地区执行任务的时候，存在诸多不便，除了水土不服，还存在语言障碍。
山东话属于北方方言，福建话很特别，既不同江浙话，也不同粤语。
比如他们说锅为“鼎”，说晚上为“暗暝”，说上午为“昼前”；和山东话简直是天差地别，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因此，山东战士听不懂当地人说话，当地人也听不懂这些山东人说话。
如此一来，就容易发生误会。
如果是在平时，发生一点误会倒也没什么，多解释，多沟通就行。
可是，一旦在战场上相遇，情况紧急，根本来不及反应，可就糟了。加上那些蒋军残余和土匪穿着农民的衣服，脸上又没有写字，这就给我军在执行任务时增添了很大的麻烦，很容易因为语言障碍发生误判。
话说这一天早上，团长赵讲让在驻地正吃饭，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里面传来浦城县委叶同志急促的声音：“赵团长，不好了！我们这里来了一股土匪，正在干坏事呢。”
赵讲让放下筷子，急忙通知8连连长带兵前往剿匪。
8连久经沙场，残兵败将组成的土匪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土匪遭到迎头痛击之后，立即败下阵来，向浦城县石陂街镇逃窜。
想走？没那么容易，8连战士紧追不舍，很快将残匪打散，有的逃入大山，有的则藏到了镇上的犄角旮旯。
为了彻底消灭他们，连长下令在石陂街镇进行搜捕。
副班长陈金庭也接到任务，带领战士们在大街小巷搜索，不放过一个可疑目标。
他们来到申明村北头的时候，情况出现了。
他们远远看到一个青年男子神色慌张跑进一家农舍，手里还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砍刀。
陈金庭见状立即带领战士包抄过去，冲进院子。
他们用枪对准青年，还向对方高喊：“把刀放下，举起手来！”
但是青年男子听了后并没有把刀放下，反而充满敌意，对陈金庭他们怒目而视。
因为陈金庭的话他一个字也没有听懂，因此他不但没有放下刀，反而将它握得更紧了。
陈金庭见对方没有善意，还跟他们对峙，就又喊了一遍，让对方放下大刀。
这一来，青年反而被激怒，他拿着砍刀迎着黑洞洞的枪口，向陈金庭他们一步步走了过来。
陈金庭当时神经紧绷，看到对方冲了过来，眼看就要来到跟前，他来不及多想，哗啦一下拉上枪栓，警告对方说：“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那人没有理会，继续向前，陈金庭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只听“砰”的一声枪响，青年被子弹击中头部倒在地上，当场死亡。
看到对方已死，陈金庭长舒一口气，冷笑道：“让你顽抗！”
这时候，从农舍走出一个老太太，大概是听到枪响才出来的。
看到倒地的青年，老太太脸色大变，趴在青年身上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
老太太一边哭一边喊，口中不停说着什么。
虽然听不懂对方在表达什么，但是从老太太的表情可以看出，死者是她的亲人。
见此情形，陈金庭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难道这个人不是土匪？
陈金庭的担心没有错，原来这名青年不是土匪，人家是在自己家里。
那个痛不欲生的老太太，是青年的母亲，名叫郑桐妹。
青年名叫蔡金生，出身贫寒，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跟土匪没有任何来往。
不仅如此，青年还是红二代，父亲是一名红军战士。
蔡金生父亲名叫蔡头弟，1930年前往崇安参加了邓子恢领导的红军队伍，这么多年音讯全无。
丈夫走后，郑桐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生活重大，含辛茹苦地把家里的独苗蔡金生拉扯大。
因为是独生子，郑桐妹非常心疼儿子，唯恐他有什么灾难长不大。
为此，郑桐妹绞尽脑汁给儿子起了个小名“金生奴”。
这类似于北方人给儿子起的乳名“铁蛋”“石磙”，意思是非常结实，经得起任何风吹雨打。
没想到，已经20出头的小伙子，转眼之间死了，这让老太太伤心欲绝。
蔡金生让自己的战友将自己绑了起来，回到连队告诉连长说：“我闯祸了！”
8连连长听了既吃惊又无奈，得知详情之后决定将此事向上级反映。
连长明白这对陈金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纸里包不住火，人命关天自己根本压不住。
师长高锐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和张英勃政委主持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此事。
会议上，大家心情沉重，沉默良久，谁也没有开口。
陈金庭只是一个副班长，大家并不熟识，但他是骨干，觉悟肯定是很高的。
再说，陈金庭初来乍到，之前不认识死者，两人没有什么恩怨。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误杀。
如果因此严惩陈金庭显然有失公允，大家于心不忍。
可是，当时我军在当地面临的形势本来就非常复杂，蒋军时常冒充游击队胡作非为故意破坏我军形象。
而且我军在这里缺乏群众基础，个别群众对我军并不了解，加上坏人挑拨，他们对我军有较深的误解。
如果不严肃处理，很可能会被敌人利用，军民关系就会恶化，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最终，会议艰难决定，要枪决陈金庭，以严明纪律，维护我军形象。
师首长认为，在行刑之前，应该将这一决定告知陈金庭。
经过讨论，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政治部主任丁钊。
接到命令，丁钊立即前往石陂镇与陈金庭谈话。
陈金庭这时候已经被关押在驻地的一间小屋，面积只有5平方米，全屋只有一个小窗户，光线非常暗。
丁钊迈着沉重步伐，走进屋里，他犹豫了一会开口说：“陈金庭，我是政治部主任丁钊，今天到这里来，你知道我来干什么的吧？”
陈金庭非常坦然地说：“丁主任，我知道；从出事的那一天起我就有了心理准备，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不能例外。”
原以为陈金庭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没想到这个年轻的战士如此懂道理，丁钊十分赞许。
丁钊非常动情，他强忍着眼泪问道：“小陈，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陈金庭说：“首长，能不能在通知我父母的时候，说我是在战场上牺牲的？”
丁钊用力点点头，表示同意。
就在丁钊安慰过对方，打算转身出去的时候，陈金庭又开口了：“首长，我还有件事。”
丁钊返身折回，看着对方。
“首长，我这个月的党费还没有交”，陈金庭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递给了丁钊。
多好的同志啊，泪水模糊了丁钊的视线。
事情发生后的第4天，宣判大会在申明村关帝庙前的大坪举行，镇上万人空巷，乡亲们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前来观看。
陈金庭的战友们准备好了挽联和花圈，打算行刑后为他举行追悼会。战士们还到当地棺材铺，为陈金庭定制了上好的棺材和墓碑，上面的字都刻好了。
上午10时许，在万众瞩目中，丁钊迈着沉重的步伐，以沉痛的语调开始宣读判决书。
“陈金庭现年20岁，1930年出生在威海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苦大仇深，15岁自愿参加八路军。”
“陈金庭意志坚定，在战场上打仗奋不顾身，曾经3次负伤，战斗中屡立战功，现任副班长。”
“这次剿匪，因为语言障碍，误杀了人，他悔恨交加，深知罪不可赦，愿意偿命，并将仅有的—元钱拿出来，交了最后—次党费……”
丁钊宣读判决的时候，会场一片寂静。
宣读完毕之后，丁钊大手一挥，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走上前来，押着五花大绑的陈金庭走下主席台。
“站住！”主席台下的人群中突然有人打破寂静，高声喊道。
人们寻声望去，只见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走上主席台，对丁钊说：“长官，你不能杀这个兵！”
大家一看，这人是蔡金生的母亲郑桐妹。
“老人家，为什么？”丁钊说。
老人说：“我的娃有病，当时犯病了拿刀要杀我，解放军才开的枪，不信你可以问叶大夫。”
老太太话音未落，人群中一个老汉大声说：“我可以作证，蔡金生这娃确实有病，是羊角风。”
说话的这个老人，名叫叶通林，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就是老天爷口中的叶大夫。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丁钊弄得一头雾水。
调查的时候可没有人说蔡金生有病，更没有说他持刀杀人，现在怎么突然冒出来这情况？
丁钊急忙将老先生请到后台，仔细询问，三问两问，问出真相了。
结果出乎意料，原来是老太太得知部队要枪毙陈金庭，连夜去央求叶通林作证。
得知真情，丁钊非常感动，但是他要实事求是，按照原来的决定对陈金庭执行枪决。
老太太一听急了，大声对丁钊说“首长，战士是失手杀了我儿子，不能再让他偿命，那样我也会不安的！”
说着，老太太竟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住了丁钊的腿恳求说：“留下大兵一条命，让他去打土匪，戴罪立功！”
这时候叶大夫也说话了，他转身面向群众朗声说：“乡亲们，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为咱老百姓打江山的。”
“这娃不远千里来到福建，是为了打土匪，让咱们过好日子的。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大伙说是不是？”
叶大夫心地善良，悬壶济世，经常为穷人免费看病抓药，因此德高望重，在村民们很有号召力。
两位老人的话引起乡亲们的共鸣，大家的情绪也被感染，“刀下留人”“将功折罪”的喊声此起彼伏。
看到这一幕，丁钊再次眼眶湿润，他被乡亲们淳朴的感情所打动，更被眼前这位痛失爱子，却深明大义的母亲所感动。
他双手将老人搀起，向她敬了一个军礼：“大妈，我代表战士们向您老人家致谢！”
然后他对大家说：“乡亲们，感谢大家对解放军的信任和厚爱，现在我宣布，暂缓执行枪决。”
缓了缓他又说：“我会将大家的意愿报告给上级，然后再做决定。”
得到丁钊反馈回来的信息之后，上级研究决定允许其回到部队戴罪立功。
之后，273团的团长赵讲让、政委马尔东又专门来到镇上，跟当地联系，为郑桐妹家进行优抚慰问，给老人家分了田地。
两位首长对郑桐妹诚恳地说：“我们都是您的儿子，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陈金庭也表示，要给老人家当儿子，但是郑桐妹婉拒。
大家知道，老人家这样是担心触景生情，所以才拒绝的。
陈金庭只能把自己每月的津贴装在信封里，给老人邮寄过去。
后来郑桐妹又过继了一个儿子，母子相依为命。
解放后，当地干部前来统计牺牲和失踪红军的家属时，生活拮据的郑桐妹却没有去登记。
老人家说，国家有很多事，我不能给再给国家增加负担。
即使在困难时期，郑桐妹也没张口提要求。
1970年71岁的郑桐妹老人与世长辞，临终前她告诉过继的儿子，不能以当年的事为借口要赔偿。
多好的老人，宁愿自己吃苦也不给国家添麻烦。
其实在战争年代，这样的好母亲不止一个。
比如，用自己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送6位儿子上战场的太行母亲邓玉芬；让上百位伤员康复的平山母亲戎冠秀……
正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军队才能打倒一切敌人，建立新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