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西奥多·阿多诺
纳粹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种族灭绝，共计600万生命凋零在这场浩劫。作为一场现代大屠杀，纳粹刽子手并不比古代刽子手人道，反而更加凶残、野蛮和疯狂。
二战中，作为施暴者的纳粹德国，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先进国家。可为了掠夺财富，它却将先进的人类科技成果运用于对人类的毁灭中。其设计的现代化杀人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使用了包括打孔制表机、毒气室、焚尸炉等先进科技。还吸纳了管理学、统计学、工程学等学术成果。
在纳粹科技中，打孔制表机比较特殊，这是一项隐形的杀人科技。由美国统计专家霍列普斯博士发明，原理类似计算机，设计之初是为了人口普查。后来，这项技术被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获取，并被纳粹订购了2000台。
1933年，纳粹开展人口普查。调查所有国民的年龄、性别、国籍、宗教、住址、母语、孩子数量、职业等信息。在宗教方面，纳粹格外严格，对新教、天主教、犹太教进行了详细的区分。以往，这样浩大的档案工程需要耗费数年时间整理，还容易发生误判。但在打孔制表机的帮助下，卡片以每小时24000张高速编排归档，几周就可以完成工作。
很快，犹太人以一种非常简单和快速的方式被识别，任何犹太血统都无处遁形。1941年，根据纳粹当局的命令，犹太人必须将一块写有“jude”字样的“黄色六角形”标志佩戴在左胸上，以便与其他人进行区分。之后，犹太人被大量驱逐和集中隔离。
在集中营，打孔制表机再次派上了用场，所有犹太人的身体特征、工作技能、婚姻情况、年龄群体、语言能力被详细归类。反馈给当地党卫军的统计部门，统计人员将信息与集中营的工作需求进行比对后，将犹太人编号归类，分配进农场或工厂劳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联想到超市处理商品的大数据，但在那个年代，这就是纳粹处理犹太人信息最有效的方式。
1942年1月，纳粹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政策。万湖会议上，“黑王子”海德里希宣布了所谓“最后解决方案”——把犹太人全部处理掉！一声令下，集中营便开始有条不紊地按照档案对犹太人进行屠杀，首先是老弱病残，随后是青壮年，最后是特殊职业，直到全部死亡。
打孔制表机在纳粹的手中，实现了统计学与大屠杀的结合，完成了对犹太人迫害的全自动化。这期间IBM公司为了谋求巨额利益，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如今纳粹已亡，IBM尚存，笔者对其表示唾弃和鄙夷。
如果说“打孔制表机”是间接的杀人工具，那“毒气”就是最直接的杀人工具。
事实上，纳粹最初屠杀犹太人的方式并不是毒气，而是枪杀。士兵将犹太人集中在一起，然后开枪射杀。这种方法效率很高，但副作用太大。由于受害者多有老弱妇孺，哭喊求饶和血流成河的画面太有冲击力。很多士兵因此产生了抑郁恍惚等严重心理问题，战斗力急剧下降。为了不让纳粹士兵亲眼目睹血腥场面，缓解精神压力。纳粹急需一种新的杀人方案。
有人想到了毒杀。一战中，德国化学家费里茨·哈伯发明了氰化剂——齐克隆B，用来除去战壕中的虱子。1941年，奥斯维辛头子霍斯受命前往研究齐克隆B“除人”的作用。他组织了850名苏联战俘和波兰病人，押送进囚室后密封窗户，耗时20多个小时，两次投放齐克隆B，结果实验对象全部丧命。
齐克隆B毒性如此猛烈，在场实验人员都大为震惊。但霍斯认为效率还是太低，催促科学家进行改进。在反复试验后，科学家发现在天花板上凿出小孔，分小批次毒杀可以实现毒气效果的最大化。随后，齐克隆B被大量投入集中营使用。
为了哄骗犹太人走进毒气室，纳粹将满是齐克隆B的毒气室伪装成了浴室。并在周围种上树木，用篱笆挡住被处理的尸体。犹太人看到墙上写的“ZumBaden”（去浴室）和“ZurDesinfektion”（消毒）标记，相信这是一个清洁场所，结果走进去就不能再出来。由于毒气太过高效，往往毒气室的第二批犹太人已经死亡，焚尸炉里上一批犹太人还没有烧完。
和打孔制表机一样，齐克隆B也有一个专门公司生产，名叫德国害虫防治公司。1942-1943年，该公司向奥斯维辛提供了19653公斤毒气。如此大的用量，公司负责人自然知道用途。但那又怎样呢？在纳粹的订单下，公司一年就赚了127985马克。
毒杀太多，纳粹想要毁尸灭迹。
早在1940年，纳粹就在奥斯维辛配备了焚尸炉。这是一台装有双马弗炉和4000m³/h通风风扇的焚烧机器。尽管效率并不低（10小时就可以焚烧36具尸体），但还是很快烧坏了。
1941年，为了满足需求。纳粹对焚尸炉进行了升级，把双马弗炉提升为三马弗炉，并提升了坩埚和通风机的数量。如此一来，焚烧速度大大提升，每10小时可以焚烧600具尸体，如果昼夜不停地焚烧，不到半年就可以处理完集中营所有战俘。
但这样还不够。1942年万湖会议后，纳粹决定将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集中解决，一时间集中营人满为患，焚尸需求成几何级上升。
党卫军急忙开会商议，最终决定在原焚尸炉旁边建造第二、三、四、五号焚尸炉，其中二号和三号配备五台三马弗炉，四号和五号配备八马弗炉。
短短两年，就由最初的双马弗炉升级到三马弗炉，再升级到八马弗炉。技术跨度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这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坩埚那么简单，而是在耐热材料、发电机、排烟、通风等基础设施上都进行升级。然而，这并没有难倒一向“严谨”的德国人，在大量工程师的攻坚克难下，纳粹还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技术的飞跃，同时在道德方面实现了完全的沦丧。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在这座地狱魔窟里，仅人类的头发就发现了7.7吨。1955年，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棱镜》杂志写下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言下之意是，在这样的现代惨剧面前，诗歌还有什么意义？
齐格蒙·鲍曼曾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如此论述“现代性”和“大屠杀”的关系：
“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现代性本是进步的象征，科学技术也是为人服务的工具。但在纳粹的掌控下，野蛮变成了文明，倒退变成了进步，邪恶变成了正义。那些戴着丝边眼镜、严谨理性的科学家，正是在纳粹的催化下变成了青面獠牙、狰狞可怖的野兽。使成千上万人沦为现代性的牺牲品，使无数鲜活生命做了科学利刃下的冤魂。“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沉痛的教训，也是一只潜伏在人类发展道路上的梦魇。
纳粹初期，人们对它的印象还是一群只会砸窗户、喊口号的莽夫。但随着他们占领一切。人们惊奇的发现，大量有技术、有知识的人也在走向歧途。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保证良知和道义，使科学技术适得其所。那现代性将不是进步，而是异化、奴役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