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封存的历史成为新闻
《东野名将》序
让封存的历史成为新闻
钱钢
记者是干什么的?记者是写新闻的。新闻是什么?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实的报道。然而,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有不少--如果还不能称“相当多”--以“文章倚马”为业的记者,不约而同地把笔触从“现在进行时”逆转到“过去时”。他们穿寒涉暑,访北问南,汲汲追寻的,不是新闻,而是旧事:从时隔十年的灾变,半个世纪的血光,到百年前的悲剧歌哭。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里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优秀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
有幸又不幸的是,在众多读者眼中,许多记者报道的历史,常宛然全新。
记不确切是从什么时候起,吴东峰在《世界军事》杂志上开设了“将军素描”专栏,许世友、皮定钧、王近山等“将星”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以《毛泽东麾下的将星》为题,于一九九三年结为一集出版。不多日,又有了我们面前的这本第二集。这些作品引起了社会的注意,据说已有不下于上百家报刊给予转载。
我并不十分清楚,东峰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聚焦于灿灿“将星”。他的父母是老新四军南下干部,五七年父亲莫明其妙地成了右派,母亲也因此被贬到基层;他就成长于温州这样一个基层干部家庭。他是一个温情脉脉,多少有点文弱的人,曾读过许多书,但军事方面似乎远说不上热衷。
十多年前,我们都曾是驻军区记者,我服务于《解放军报》,他为新华社军事分社所派遣。印象中他没有写过多少纯粹的军事报道,到海防前线,他写的是《白天鹅飞来大陈岛》;到英雄部队,他写的是《好八连的新变化》......。他的电讯稿要“跳出军营,面向全国”的,当然还要格遵许多我们共有的“规定动作”:如果说与将星有什么丝缕的关联,只能提到他曾在号称“皮旅”(解放战争时皮定钧将军为旅长)的老部队当过兵,接触过战史,仅此而已。
后来,东峰到了广州。由于他长于温州的“历史背景”,许多朋友估计他肯定会下“海”。然而,当他再度出现在我面前时,仍然是那么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我们都没想到,这几年他竟孤零零地去叩开一扇扇曾经喧闹现已寂静的院门:和那些“黑衣、黑裤、黑帽......像一团黑乎乎的铁塔”老中将;“推开家人和秘书的搀扶,径直走过来握手,然后转身坐在沙发上,依然像座山”的老上将;“手臂像丝瓜一样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的残臂老少将一起,摊开泛黄的作战地图,掀开残破发霉的战地记录,促膝长谈,纵横古今。
他要穷源竟委的,不光是那些纵队司令、兵团司令、野战军作战处长、志原军的军长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争亲历,更有他们的性格轨迹,他们复杂的人生际遇和内心世界。
我不能说自己对“将星”一无所知,但读着吴东峰的“写真”,我饶有兴味。邓华将军是当时这个‘舞厅’的舞星。他不但会”慢三“、”慢四“、”中四“,还会各种各样的花,尤其是擅长‘华尔兹’,上两步,顿一步,退两步,转一步......草绿色的狐步好看极了。
邓华不但会跳舞,而且会唱戏。最喜欢唱的是《苏三起解》。一九四八年三月,邓华率七 纵打四平,在歼灭国民党七十一军时,俘获了该军的一个京剧团。当时总部指示剧团移交地方。邓华明里答应,暗中收留。他走到哪里,剧团就跟到那里,后来竟奇迹般地出现在抗美援朝的战场。
夜晚行军不敢戴眼镜,怕一个跟斗把眼镜摔坏了。黄克诚就用毛巾拴在自己的脖子上,叫警卫员拉着他走。警卫员调皮,故意在前面一跳一跳,说有石头,有沟,黄克诚也挺认真地在后面一蹦一跳的。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停下来了,黄克诚便拍打着前面的人说:“快走,快走!”结果引起一阵大笑,原来他拍打的是一头骡子。”
据说粱兴初将军顽皮性格一直到当上军长时仍常在一些场合表露出来。比如有一次,他给一名战士理完发后,又拿来毛笔在那位战士嘴上画了两根八字胡。一向严肃的林彪有时目睹他的“恶作剧”也不得不别过脸去偷笑;而罗荣桓则多次批评他:“梁兴初,你今年几岁了?怎么老长不大呢?”
还有--三次违抗林彪命令结果打了胜仗的钟伟;在战斗到激烈决胜关头,往往嘴唇发乌,眼睛发红,像一只发怒的狮子似的韩先楚;三次接受采访换三套衣服,被人误以为海外归来老华侨的刘震;......
纪实文学是一种“现成品艺术”,它为读者提供的,不是经由想象力冶炼后的结晶体,而是生活矿床本身裸现的原始矿物。原始,恰恰是种种原始的,远离人们思维框架的场面和细节,以其天然未凿,以其斑斓奇特,让人惊叹咋舌,有时甚至使诡诘的想象力变得苍白羸弱。
一九五五年授衔时,全军元帅十名,大将十名,上将五十七名,中将一百七十七 名,当年以及六十年代被授于少将的一千三百五十九名,总数大概只相当于九十年代解放军授衔将领数的一半。数量少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加之战争、战功,当年的一些“将星”更多地保存了不羁的个性,率真的性情,在大众心目中神采各异--有时反过来是大众赋予他们传奇色彩。
东峰作品中,对老将军们音容笑貌的传神“写真”,俯拾皆是。这种“写真”,让读者蓦然为“闻所未闻”而惊讶,继而为那未经漂洗的历史原色而击节。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长卷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举足轻重而又意义深远的存在:在从血污中降生后的近七十年的岁月里,它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走向;而中国政治的飓风,也势不可挡地一次又一次影响了解放军--首当其冲的是将领们的命运。不管是置身战争,抑或置身和平,他们都经历过另一种烽烟,面对过另一种险境。
吴东峰的书,提供了许多经他之手发掘的重要史料。其中较为珍贵的,有辽沈战役中和文革中有关林彪的史实(本书被访问者多为“四野”的老人),有诸多将领庐山会议后被卷入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激流漩涡的情况,有的文章还涉及了一九五八年对刘伯承的所谓“教条主义”的批判,涉及了一些将领在文革中忽浮忽沉的人世跌宕。这样的将军命运在中国不是个别。他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职业军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条“政治生命”,他们每个人都是政治的密切参加者,漩涡裹挟,身不由己。他们举手投足,皆受制于那个控制力巨大的历史氛围。
历史是严酷的,无论于民还是于国,那位“有七本书走向战场”的陶汉章将军,他的写作史,曾有三十年的空白。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他成为刘伯承元帅的“陪绑”;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刚刚走上轨道,陶汉章正雄心勃勃地投身现代军事理论,他甚至奉刘帅之命,在一九五三年就办起了军事学院的第一个博士班。疾风骤至,祸起萧墙,一切都被无情地割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载:中央军委那次扩大会有高级干部一千多人参加,开了近两个月。会议的结果,“致使后来的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直到一九八〇年那次对所谓教条主义的批判才被中共中央正式否定。
而主持批判所谓“教条主义”的彭德怀元帅,在“近两个月会议”仅仅一年后,一九五九年夏天,自己就在庐山遭到无异于灭顶之灾的更激烈的批判,从此在政治星空中陨落。
也许是报应,当年批判彭德怀“很起劲”的一些将军,在文革中又身不由己地落进了无情的政治漩涡。
......
这就是历史,一段段被封尘的历史,正因为封尘,它们成为新闻。
我想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新闻记者的信条。他心目中最神圣的字眼是“真实”,他在追求真实时最渴望的状态是“还原”,他创作时使用的是地地道道的记者方式:踏破铁鞋地奔走采访,缜密朴实的行文风格,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和那些虚假伪劣爆炒爆卖的“纪实”有着本质的不同--一部纪实文学是否带着作者的诚实和艰辛,其散发的气息一嗅可知。
并非每一个记者都应去追踪既往--中国也许更迫切地需要报道“现在”,为读者提供他们有权知道的一切新闻。但是所有的新闻都是历史,所有的记者在本质上都是记“史”者。吴东峰的书向我们炫示了历史真实的魅力,也提示了“历史感”对于一名记者的重要。
一九九五年春于北京
感恩钱钢
吴东峰
上面这篇文章,是钱钢老友为我出版的第二本书《东野名将》所写的序,一九九五年由成都出版社出版。如今重读钱钢在二十多年前写的文字,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们当年记者生涯时的情景。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和钱钢同时有幸成为军事职业记者的一员。这是一个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关键之年,起点之年,对我们这批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分别从下面部队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太平门”那个大院里,他供职于解放军报记者站,我供职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站。我们那时都属军区政治部分管,在宣传部上班,我们的宿舍同在“太平门”大院御史廊的四号楼。
认识钱钢是我的幸运。那时他和江永红是“太平门”大院里的“红人”,是南京军区新闻队伍中的翘楚。当我们还在写作《白天鹅飞来大陈岛》等这类花边新闻时,钱钢和江永红已经把目光瞄向了军队的军事训练改革与干部制度改革,他们合作的报告文学《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先后获得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当我们按“规定动作”重复着日复一日的新华体新闻时,钱钢已经在集中精力于重大新闻事件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
记不清是那一年过春节时,钱钢突然在“大平门”大院失踪了。好像连续几年春节团拜聚餐都没见他的身影。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利用节假日的时间,继续他的唐山大地震的采访。因为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岁的他在上海警备区当兵时,曾以救灾队员的身份前赴唐山,耳闻目睹了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
八年后也就是唐山大地震十周年之际,钱钢果然放了一颗报告文学的“卫星”,写出并发表了轰动全国并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作品---《唐山大地震》。
一九九三年的某一天,我在北京西单上公交车时,从人行道跑下围栏,身体突然失去平衡,当街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很重,左大腿股骨头摔裂,左肩粉碎性骨折。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和最无助的一天,幸亏在钱钢和于劲夫妇的热心帮忙下,我被他们及时送到了解放军三〇四医院抢救治疗。
我在北京治疗骨折的日子里,钱钢和夫人于劲常来医院看我,我们聊了很多,当我向他们谈了集结第二本书《东野名将》时,钱钢很感兴趣并答应为我这本书作序。那时,钱钢正经历着他的新闻生涯最困难的时期,同时也正在生气勃勃地策划和创办着新的《三联生活周刊》。
王贵忱先生把我的作品定位为纪实性的作品,钱钢在他的序中进一步分析说,“纪实文学是一种‘现成品艺术,它为读者提供的,不是经由想象力冶炼后的结晶体,而是生活矿床本身裸现的原始矿物。原始,恰恰是种种原始的,远离人们思维框架的场面和细节,以其天然未凿,以其斑斓奇特,让人惊叹咋舌,有时甚至使诡诘的想象力变得苍白羸弱。”
正是钱钢的这句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之谈,敲定了我以后在《开国将军轶事》采写中始终坚持以“七分采访,三分写作”的原则,面对面采访了许世友、王震、萧克、张爱萍、刘昌毅、刘华清、张震、李德生等二百多位开国将军。这是我一生的大幸运!
吴东峰记于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