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三月，时年84岁的姚广孝病重弥留之际，他向明成祖朱棣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请求：释放僧人溥洽。
溥洽乃明朝名僧，也曾是建文帝的主录僧。靖难之役后，据传他知道建文帝逃亡的细节，甚至有人还说正是他藏起了建文帝，因此朱棣将其囚禁，这一关就是十五年。
虽然朱棣从不知怜悯为何物，对待不同政见者向来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但姚广孝的面子他还会是给的。遗愿被满足后，姚广孝“顿首谢”，很快死去。
考虑到当时的溥洽已经72岁高龄，姚广孝为其求情，显然不是出于诸如惜才之类的目的，更像是自我反思、自我救赎。但这种姿态其实类似于“鳄鱼的眼泪”、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若不是存在“以成败论英雄”的现实逻辑，姚广孝应当被视为标准的“乱臣贼子”，对所处的时代造成了太大的危害。
姚广孝，苏州长洲县人，祖籍开封，按照出身本是医家子弟，但他在十四岁那年时出家为僧，法号道衍。
明朝初期，佛教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早年曾出家为僧的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采取了既整顿限制、又保护提倡的政策。在他眼里，僧与士、农、工、商、僧道同属于“民业”的一种，只要有才能、就应该被朝廷任用。他甚至还专门撰写了《拔儒僧入仕论》、《宦释论》、《拔儒僧文》等，不厌其烦地阐述任用“儒僧”主张。
在这种政策下，当时许多僧人都得以入朝为官，翰林远、各部、地方布政司等重要岗位都活跃着他们的影子。
考虑到这种时代背景，再结合姚广孝出家后的种种表现，就不难发现他出家为僧的终极目的：入仕。
身为和尚，姚广孝不仅苦心钻研佛学，还对热衷于钻研诗歌、阴阳术数等世俗社会的知识；除此之外，他还到处游历、增长见识。
有一年，姚广孝前往嵩山寺时，看相大师袁珙对她的外貌大为震惊：“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刘秉忠，曾经以僧人的身份进入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成为其肱股之臣。元朝的“元”字，都是源自他的建议。
当听到袁珙如此评判后，姚广孝的反应是“大喜”。可见，他就是想成为像刘秉忠那样的风云人物，辅佐君王成就一番事业。
不过在太平盛世，这种野心并不容易实现，但姚广孝却别有一番自信。
洪武八年，即公元1375年，姚广孝以“通儒”的身份被礼部招至南京，最终却“不受官，赐僧服还”。
这次没有当官，并不是因为姚广孝清高、无心于仕途，而是对南京的岗位不怎么满意。在返程的途中，他们一行人路过经过北固山时，姚广孝作诗《京口览古》一首：
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好一首杀气腾腾的诗！对功名的渴求跃然纸上。因此，同行的宗泐责怪道：“此岂释子语耶？”在哪里是僧人该说的话！？对此，姚广孝只是笑而不语。
机遇终于还是来了。七年后，马皇后去世，朱元璋希望挑选高僧陪侍诸位王子，为他们诵经祝福。当时的宗泐刚好担任左善世（录司职官的和尚，分掌天下佛教之事），他便推荐了有心干一番事业的姚广孝。
史称，当时的燕王朱棣与道衍“与语甚合”，二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从此，姚广孝便前往北京，成了朱棣的幕僚。
史书称，姚广孝与朱棣关系密切，而且行踪诡异：“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结合他们的抱负以及后来的历史走向来看，显然二人当时已经正密谋窃取帝位。毕竟只有这样，才符合姚广孝“刘秉忠第二”的崇高理想。
随后的事态发展无须赘述：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为了遏制藩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削藩的政策。而在姚广孝的策划鼓励下，朱棣毅然发起了“靖难之役”。通过这一事件，二人各偿所愿：朱棣君临天下，姚广孝如愿主导了历史的发展、体现了自我价值。
对于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作用，《明史》称“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姚广孝因此得到了朱棣的极大推崇，“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姚广孝确实成功了，但对当时的时代、对千千万万的军民百姓而言，这起事件实属毫无必要，甚至堪称一大浩劫。
首先，建文帝本人并无失德，作为朱元璋指定的继承人，他与父亲朱标一样性格宽厚仁爱，与严苛的朱元璋截然不同。继位之后，他一反洪武年间刚猛严酷的政治风格，下诏行宽仁之政，赦免有罪之人，免除百姓拖欠的赋税、改善民生、收养孤寡孤独，同时兴建学校、选贤任能、考察官吏，得到了士民的一致期待与拥护。
过去千百年的历史证明，任何王朝经过创业的大开大合阶段之后，必须要施行传统文治、方能长治久安，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须用士大夫。从这个视角来看，建文帝的新政无疑代表了正确的历史方向。至于削藩，结合西汉、西晋的经验教训，也属于极有必要的举措。
因此，朱棣起兵，本质上就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犯上作乱，让无数军民饱受战火摧残、家庭支离破碎。当然了，由于他赢了，所以这起叛乱摇身一变成了伟光正的“靖难之役”。作为始作俑者，姚广孝实在称不上什么正面人物。
更让人恐惧的是，也许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朱棣政变成功后，完全没有人君的胸怀与气度，无视过去各为其主的客观规律，对于那些忠于建文帝、恪守传统封建政治伦理的士大夫疯狂地举起屠刀，大肆屠戮，瓜蔓抄、诛十族，持续十多年的迫害中，无数政治精英举家被害、士大夫群体遭受重大挫折，社会文明遭受了肉眼可见的摧残。
此外，为了强化控制，朱棣大兴特务政治，他恢复了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并设立东厂，合称“厂卫”，严密监视全天下臣民；为了强化皇权，他违背不得任用宦官的祖训，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甚至还将宦官集团的管理从吏部独立出来，设置了司礼监这一内部机构。从此，宦官成为皇帝的心腹，为明朝的阉党之祸提供了制度性的土壤。
毫不客气地说，从对政治生态的破坏角度来看，朱棣取代朱允炆，实属历史的倒退。朱棣与姚广孝的一己之私，为明朝乃至后世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也许进入南京后的惨烈景象，深深震撼了姚广孝；亦或是他本就注重过程、不在意结果。“靖难之役”后，姚广孝逐渐与之前判若两人。
朱棣让他蓄发还俗、享受高官厚禄，他“不肯”；朱棣又赐他府邸和宫人，他“皆不受”；回到家乡后，他“以所赐金帛散宗族乡人”......
相反，他大多居住在寺庙里，只有上朝时才穿戴朝服。这种毫不掩饰地退出江湖的姿态，也许是出于悔恨，也许是出于“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隐忧。
戏剧的是，姚广孝的上述姿态，却招致了朱棣的继续信任。永乐年间，姚广孝主要承担重修《明实录》、编撰《永乐大典》、辅佐太子与皇长孙等具体工作。给当下定性、替皇室培养后代，可见，在朱棣的心目中，姚广孝是不可动摇的亲信。
回到开头，姚广孝在临终前请求释放溥洽，既有体现自我反思的意义，但也像是替朱棣缓解与建文帝追随者之间的恩怨，心思缜密到这种份上，若身在开国创业期间，想必也是帝王口中“吾之子房”之类的人物吧，只可惜生错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