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高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紧接着宣统帝溥仪退位，象征着267年的清朝告终，也代表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
跟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并不是一家子赶走另一家姓氏，建立新政权，而是一种华夏大地上崭新的治国方式。
现在毛主席纪念堂所在的位置，在当时是“大清门”，规格极高，只有太上皇、皇太后、帝后四人能从正门出入，其余王公大臣都只能走侧门，帝后大婚时轿子也是从这里抬进皇宫，属于平民老百姓和皇权之间的分割线。
孙中山虽已是民国大总统，但一开始并没把“大清门”放在心上，毕竟手头要处理的事情错综复杂，前清的大臣是留用还是任免、政策的修订乃至中华民国内部的人心浮动，各个都万分烧脑。
与之相比，一个城门楼子就不足一提了，但各界人士却对此议论纷纷，觉得同为赫赫有名的三门另两门-天安门和正阳门。
从名字上来看就敏感度不高，安和阳在文化里都代表美好展望，留用倒是无所谓，可大清门挂着前朝的国号，总让人觉得碍眼。
逐渐起哄要改名的声势越发壮大，纷纷表态要把大清门改成中华门，孙中山对大清门更名事件依然不太看重，发话要改就拿个章程出来，如谁提笔、寻什么材质制作匾额等。
但这批要改名的人落地到具体实施，就一推二六五，谁都不想站出来当主事的出头鸟，都谦虚地说自己“才疏学浅”。
从这里能看出，大清门被推上风口浪尖要改名为中华门，更多像是在拍孙中山以及中华民国的马屁，毕竟不久前还是大清治下的臣子和国民，许多文人还参加科举拿了功名，担心被认为心怀旧主，所以摆出一副要跟清朝划清界限的模样。
可真到要主持牌匾改名事情之时，又怕让人戳着脊梁骨讥讽是墙头草随风倒，孙中山应该是想快刀斩乱麻，与其每日看着各界人士为了更名争吵不休，不如索性改掉一了百了，可以腾出耳朵留心些更关键的事情。
拿定主意要改名，大清门匾额的青金石材质又让人斟酌不下，只见这块石料细腻莹润，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淋也没有半点裂纹，着实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不怪青金石一直有“帝青石”的外号，是通往上天才能采用的。
全国各地再找一块青金石也并不是难事，只是中华民国才刚成立，若劳师动众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去寻找匾额所用的石料，难免会让人感到奢侈。
跟历代亡国前帝王的做派联系在一起，一旦舆论发酵，就不但是影响不好的事，说不定政权稳定都会出纰漏，再让清朝死灰复燃就难办了。
孙中山看着大清门就十分头痛。不改名，各界人士几乎一日不停地表示再使用大清不合适；改名，匾额的青金石材质又珍贵难寻，不能担上劳民伤财的恶名。
正纠结不下，突然灵光一现，想到可以把大清门匾额翻过来改成中华门，事情就完美解决。
说干就干，工匠立刻就搭梯子把匾额拆了下来，谁知道一翻面，大家伙全都愣在当场，大清门的背面赫然写着“大明门”三个字。
原来大清门并不是清朝所修，它修建于1417年的明朝永乐年间，嘉靖皇帝登基为扫平对自己宗室继位各路人士的轻视，借着大明门做了好几番文章，将其象征意义数倍提高。
顺治入关时，应该遭遇到跟孙中山类似的困扰，旧臣文人嚷嚷着要改大明为大清，但找一块青金石不符合新主上位的勤俭勤民形象，所以翻面刻上大清门把事情平息掉。
一块匾额只有正反两面，既然翻面刻名这招已经被顺治先用了，孙中山也只能摇头作罢。
可有始就得有终，一件事戛然而止总不是个办法，舆论不仅不会停息，反而会争吵得更加激烈，此时大家争夺的都不是牌匾改名这件具体的事，而是话语权和表忠心。
孙中山决定：造一块新匾额，材质就是平平无奇的木料。
1912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日，更换匾额的仪式就选在前一天的清晨六点，黑底白字的横式匾额于众人的注视中，正式辞旧迎新挂了上去。
直到1915年，北京城内所有匾额都要更新换代，横式中华门也跟其他匾额一样改为竖向，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要把大清门改成中华门，拆下匾额不改的原因，是看到背面有“大明门”三个字，相当于位置已经被顺治占先，但最终依然用木质匾额改为中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