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万历皇帝的评价自古各执一词，但是本人一直认为，少应用《明史》之言。《明史》是否有不实之处，有多少不实之处现在难以考证，但是从其他方面的史料已经证明，万历皇帝并非是一个“怠政”的皇帝，所谓几十年不上朝，也并非万事不管，只是诸多因素和背景实在是一言难尽。故，那种所谓万历已经死了或者有个替身之说，完全是子虚乌有瞎猜测。下面，我们“抽丝剥茧”，走进那个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1.张居正改革
很多人谈起张居正的改革首先想到的是“一条鞭法”，但是“一条鞭法”的实质只是税制有关的改革，换言之仅仅只是税收货币化改革，其根本并没有触及到大地主大官僚体系的根本利益，所以，在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得以保留。而真正触及大地主大官僚根本利益的，则是对官员的考成法，很多保守派官员因为毫无作为被裁撤。据史载，张居正当政期间，各级被改革和裁撤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要完整实行“一条鞭法”的首要基础是丈量土地，不是我对丈量土地没有自信，而是丈量土地这件事从西汉后期开始就没有搞清楚过。土地数量成为历代王朝的一本糊涂账，到明朝张居正改革也是如此。那么，张居正是否把土地搞清楚了呢？我看未必，从后来万历皇帝开证榷税和矿税来看，国库资金的依然不足，这说明，“一条鞭法”的改革虽然取暂时性的成果，但是并非绝对性的胜利，要不他也不会再开税种以增加收入。
张居正死后，明朝的文官集团迅速将张居正打到，而“一条鞭法”却得以保留，为什么呢？因为文官集团又控制了税收的来源，并且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所以，他们很高兴。但是，考成法却被推翻，消失在历史云烟深处。要是张居正没有考成法作为改革的支撑，那么，他成功的机率可能更低，宋朝王安石的税制变法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因为缺乏官僚体制的改革来进行支撑，所以才会失败。
这些史实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明朝的病根儿不仅仅在于土地兼并和税制等（当然张居正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在此只说这几项），更在于文官官僚集团，这些官僚集团的官员，占有大量土地，比如徐阶退休后，占有24余万亩土地，占有大量黄金铺面等等。官僚们还可以经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成风，国库空虚异常。
2.东林党行径
公元1604年，即万历三十二年，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逐步形成明朝官僚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借讽刺朝政，谏骂皇帝，品评官吏之名，行包庇大地主大官僚，富商巨贾争利之实。
在这里，我不想评论东林党的好坏，但是这个以官僚为主的集团大部分官员除了只会打口炮之外，缺乏实干苦干的精神却是事实，同时他们成为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言人，对于历史的作用实在乏善可陈。1645年，清朝大军攻占南京，作为东林党领袖的礼部尚书钱谦益选择了投降，所谓文人士大夫的清高傲骨荡然无存。
在魏忠贤与东林党的党争中，曾主编一本《三朝要典》，指出东林党人织造了一系列政治案件，比如挺击案、妖书案等。东林党人曾把《三朝要典》视为毒草，坚决查禁，但是明朝禁书的力度不大，民间流传甚广。大清入主中原后，投降大清的东林党人利用满清文字狱，才消灭掉这些文件史料。
以此可见，东林党人在明朝后期，尤其是万历皇帝时期，并未作出什么可以夸耀的好事，相反，他们投降大清后，还尽力抹杀自己造成的恶果。在对明史的编修中，就有许多东林党人，这些人能给万历皇帝一个什么好的评价，可想而知。
3.皇帝与官僚
在以东林党为主体的文官集团的大力作做下，万历皇帝显然没有他爷爷嘉靖皇帝的狠毒和手段，于是，文官集团在道学和理学思想的指引下，用口仗攻击皇帝，其目的在于尽量掌握朝廷的实权，让皇帝成为摆设，整天只需要按照规定的动作发发言，讲讲经，其他的事情都由文官集团来做，比如税收。以此来保护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官掌握了国家的财政，却无视边疆的安危，土地兼并厉害，军屯破坏殆尽，国家拿不出钱来搞好国防安全。于是，才有了让太监来征收矿税，其目的，显然是皇帝绕过文官集团，要开辟一条自己可以掌握的财政道路。在文官们的描述下，收矿税的太监们十恶不赦，张牙舞爪。不可否认，其中有些太监利用收税的权力吃拿卡要，但是总体而言，皇帝有了钱，便可以做很多事，有名的“万历三大征”，明廷化了1300多万两白银，把张居正改革时代的老本都啃光了，要不是开辟矿税，这个账，只怕很难做平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万历皇帝和官僚集团已经成为两条线，而不是抱成团在运转。万历躲着官僚集团，实在有苦难辨。所谓万历皇帝不上朝不理政不批阅奏章，完全是子虚乌有，要不然，万历三大征从何说起。其实，他一直躲在宫中批阅奏章，只是有所区分。
一是对于那些只知道谏骂皇帝，依靠谏骂博取美名的官僚置之不理。
二是对于控告太监罪刑，尤其是收取矿税的行为的奏章置之不理。
三是一些大臣纸上谈兵，缺乏实际操作性的建议意见置之不理。
四是对于文官集团内部相互攻歼，争权夺利的奏章置之不理。
相反，对于兴修水利，抗击倭寇，赈灾救灾等民生工程，万历皇帝从来就是不遗余力的落实。
4.《神宗实录》
万历二十九年，“三大征”结束，在《神宗实录》里面，可以找到万历皇帝亲力亲为，勤于政务的记录，现白话摘抄如下（部分）：
万历三十一年一月，下旨户部会同兵部，前往九大边寨核实军队人数，以制止军人吃空饷的现象，整顿军队，安定民心。 万历三十一年四月，户部上书改革推广“一条鞭法”的十一条建议，万历皇帝皆一一批准。万历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治理黄河水患，建成一百七十公里大堤，被认为是“明代治河最大成就”。同时，改革官制，将大运河河道衙门和漕运衙门分开管理。万历三十五年，解决边防军饷匮乏，清查两淮盐政。
……如此下去，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还在落实组织北方地区的救灾赈灾工作，在此不一一列举。
从这些记录来看，说万历皇帝不上朝不理政不批阅奏章，不知道从何谈起，这些记录有力的驳斥了万历皇帝“怠政”的说法，只是他躲避了文官集团程式化的安排，做着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5.定陵铁证
万历皇帝不多见大臣，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干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足心疼痛，步履维艰”，也就是说腿生疾病了，疼痛难忍，行动不便。万历皇帝是个大胖子，在足部有疾病的情况下，很少上朝完全在情理之中。
1958年，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得到开发，当考古学家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材时，发现万历皇帝的腿一长一短，经过鉴定，认定他是因为长期的足疾导致腿部筋骨萎缩，另外，他的腰部也患有严重的疾病。这种腿疾十分痛苦，再加上万历皇帝体重达到300来斤，可能还患有高血压高血脂之类的心血管疾病，所以，这样一位多病的皇帝，能否天天到朝廷上“坐而论道”实在难以肯定。
以此看来，那个叫雒于仁写的《酒色财气四箴疏》是在总共只见过万历皇帝三次的情况下形成，既然没有见过皇帝，又如何知道他在干什么？这不是纯粹的瞎猜测吗？难道《神宗实录》都是编造的？
故，所谓万历其实已死的说法和这些文官们的言论如出一撤，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经不起历史考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