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死后，雍正继位，尽管后世对此有许许多多的猜测，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雍正的宵劳忧劳，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才换来为人称道的“康乾盛世”。有人说，八爷胤禩素有贤名，若登基为帝，未必比雍正差。这是真的吗？
我们先来说康熙朝的弊端。
第一，吏治腐败
康熙身上，人性丰满，他虽然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得异常果敢，甚至偏激，但他对大臣却总是宽容，即便有人告诉他下面的官员多有贪赃之事，他也是从贪官的角度换位思考，称“官员们俸禄微薄，让他们适当贪点没关系，这也算是朝廷对于底层努力工作的基层官员的补偿吧”。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112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令限期赔款，便算了事。
由此可见，他对吏治纵到了何等地步。这哪里还是宽容，分明就是“宽纵”，其直接导致地方上无官不贪，贪官们如同一条条蛀虫一般，侵害了大清的肌肉，甚至钻入大清的骨头，接下来就要喝大清的血了。
第二，土地兼并。
康熙初年，以鳌拜为首的满清贵族发动了“圈地运动”，尽管鳌拜伏法后，康熙下令禁止圈地，还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但实际上土地兼并从未中断。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渐渐掌握到了大地主的手中，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到了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不少人丁聚而复逃。
土地兼并问题的产生是封建王朝的必然产物，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皇帝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去解决，反过来革自己的命。康熙时，天下承平日久，平头百姓只要不打仗就是太平，吃得多少，好与不好反而很少放在心上。而对于最应当关注土地这一经济载体的皇帝来说，只要天下没有人造反，土地兼并的弊端便不能显现。
第三，国库空虚。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从亲政到统一台湾，消灭三藩、葛尔丹、郑经和沙俄的威胁，这些丰功伟绩都需要银子；而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所费更是靡巨。加上其执政中期以后，官员们朝国库伸手“借钱”，却一直有借无还，导致国库中最少的时候只有800万两银子。800万两看似不少，可别忘了，当时大清已经拥有超过2亿百姓。这点钱连赈灾都不够，一旦有什么天灾人祸，政权立时就要崩溃。
第四，党争严重。
党争是康熙对官员们宽纵的结果。康熙晚年倦勤，同时因为两废太子，因此对于接班人问题十分重视，将其视作“国本”。而康熙对官员们的表现十分不满，于是便给儿子们分派了各种差事，既是对皇子们的考察，又是对官员们的震慑。可谁知道事与愿违，官员们竟抱上了皇子们的大腿，为了自己的前程无所不用其极，逼得皇子们分了派系，原来至亲的兄弟成了政治对手。
太子党、四爷党、八爷党这些名目，林林总总，其实哪个是康熙愿意的呢。党争之祸，祸及天下，有明一代，便是实例。
再看八爷的作为和能力
老八胤禩号称“贤王”，这既不是康熙册封，也不是自己讨来的，而是拥戴老八的官员们给的，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
老八能力肯定有，不然不会公然被抬出来对抗太子和四爷，更不会被后来登基的雍正帝看重，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理王大臣”。但老八的作为却让他贬大于褒，康熙朝的四大难题他一个也解决不了，反而四个问题的核心都是他。他将天下作为筹码，与亲兄弟逐鹿王座，单此一项，他便不是个合格的继位人选。
反观雍正，身在潜邸时便是个办事王爷，风里来雨里去，对民生的关注和对时势的认知远超老八。这从他为了解决土地兼并而实行“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为了解决吏治腐败实行了养廉银和密折制度，为了解决国库空虚实行了“火耗归公”，为了避免党争实行“继位人密匣制度”……，这些制度现在看来未必都有效，但在当时确实解决了一大部分问题，这才有了雍正末年国库6000万两的奇迹出现。
结论
老八继位，非但不能解决康熙朝的四大痹症，反而会让矛盾加剧，因为老八是“八爷党”的代表，他上台执政，那些拱卫他的大臣们的荣华富贵可都指着他实现，他只会在康熙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唯有向来以“孤臣”自居，奉行“君子和而不同”，连对自己有重大贡献的隆科多和年羹尧犯错都不容忍的雍正皇帝，恰恰是解决痹症，缓和矛盾的唯一人选。
事实证明，正是有了雍正的朝乾夕惕和兢兢业业，十三年来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的忘我精神，才有了后续近二百年的大清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