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款，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国民党行政院正式接到投降电文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要求他“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电文发出后，何应钦、顾祝同、宋子文、李宗仁、白崇禧等军政高官均对蒋介石将受降会谈地点选址江西玉山提出异议。
因为此时的日军尚未正式投降，还未解除武装。而玉山，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处于敌占区，国民政府的会谈代表如果前赴玉山，势必将在日军的势力范围内与日酋会谈，在气势上就已经输了一阵……
因此，何应钦、顾祝同、宋子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建议把会谈地点放在江西上饶。而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则建议，将受降会谈地点改在湖南芷江。
魏德迈将军认为，芷江虽是一座小县城，但若将受降会谈地点改在芷江有三大好处：
其一、可将国军陆军总部从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国军在芷江本就驻有重兵，便于对将要投降的日军形成威慑。
其二、芷江机场是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抗日战争末期，中、美军机每日在芷江机场起降的架次都在数十架甚至百架以上。让日酋前往芷江会谈受降事宜，在中、美空军强大的战争机器辗压下，从心理上彻底摧毁日军残存的战斗意志。
其三、芷江交通便利，设施齐全，便于中外记者顺利抵达，从而能够保证这一名垂千古的历史时刻能在第一时间传遍整个世界。
正在蒋介石对会谈地点选址还在犹豫不决时，8月17日，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遵命再起飞玉山……”。
至此，蒋介石不再犹豫，果断采纳了魏德迈将军的建议，当即复电冈村宁次：“八月十七日电悉，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
芷江地处湖南西部边陲，毗临湘黔边境，位于云贵高原东缘和雪峰山脉西脉之间，是通往西南诸省的要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民国初期，芷江的建设就已经得到空前重视。1934年，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就极力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
同年，蒋介石“为将来绥靖川湘黔三省边境计”，责令湖南省主席何健在芷江修建机场。何健打仗不行，但修机场却很厉害，历经两年建设，在芷江县城东门外一公里处，芷江机场顺利建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中、美空军的前哨基地，芷江机场进行扩建，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成为保卫西南大后方的一道重要屏障。
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中央航空委员会电令湖南省府再次扩建芷江机场。扩建工程最终在1938年10月完工，1940年至1945年间，芷江机场又经历了多次加固扩修，不仅成为抗战期间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前进机场，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并且，芷江位于昆明、重庆、南京三地中心位置，无论是从重庆、昆明出发的中美受降代表，还是南京日军总部派出的乞降代表，以及各地的新闻记者、摄影师都可以方便地搭乘飞机到达芷江，连最远的南京，乘飞机到芷江也不超过4小时。
同时，芷江是湘黔铁路、湘黔公路、川湘公路交汇之处，既是通往大西南的必经之路，又是大后方联系前线的重要枢纽。
另外，由于战争期间众多军事机构的入驻，芷江的生活设施相当齐全。众多的仓库、营房、俱乐部星罗棋布，当地人民的生产未遭破坏，市场稳定，能够供应各军事机关日常生活用品。
受降期间，仅城南汽车站附近东亚大旅馆，佩戴印有“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出入证”红绸带的中、英、美、法等国的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就有上百人。就连七里桥一带所有的空军营房全部都被改为招待所，用以安排中外记者入住。
交通便利、住房充足、物资供应稳定，这些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帮助芷江脱颖而出成为受降会谈地点的先决条件。
1945年8月21日，湘西小城芷江万人空巷，张灯结彩，县城东门口贴上了“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的对联，沅水大桥两端搭起了写有“正义大道”、“和平桥梁”大字的高大牌楼……
人们手举标语，挤满了从城外芷江机场到七里桥临时招待所的马路，争相一睹侵华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将前来请降的场面。
经过三天紧张的洽谈，双方最终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包括受降范围、军需物资、武器装备、设施接收、资料移交、旅华日侨和日俘遣返、中美战俘现状和待遇、在南京设立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等，并为最终的南京签字仪式奠定了基础。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芷江的几天里“沉痛地陷于伤感之中，心中消除不尽绝望的孤独和不安的心情，看着芷江机场的飞机有数百架之多，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与日本航空队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作为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芷江机场的中、美空军实力令日酋胆寒。在这里起飞的飞机近则可以对湖南、湖北的日军驻地实施快速轰炸，封锁长沙、湘江和京广铁路运输，切断日军后勤补给线，阻止日军向大西南后发的进攻。
远则能够直接袭击南京日本大本营，甚至是日本本土，打击日军的气焰。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4个月时间里，仅驻芷江基地的中美联合航空队第五大队就出动P-40式和P-51式战斗机88批，784架次，对郑州、长沙、衡阳、独山、汉口、南京等地日军实施攻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蒋介石之所以最终采纳了魏德迈将军的建议，将受降会谈地点从江西玉山改为湖南芷江，完全是基于芷江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中、美空军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做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