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3日，正是大年初二，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沉浸在喜悦的节日氛围中。但东北小城通化却刚度过了一个血色黎明，上万日本俘虏发动暴乱围攻通化党政军机构。
事后街道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日本人的尸体，这对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幅悲惨景象。当天下午，通化民主政府组织干部群众打扫街道，但他们遇到一个难题——如何处置这些尸体？当时冰天雪地冻土深达一米，根本挖不开，老百姓的燃料连过冬都不够，更不可能拿出来用。
最终，大家决定按照日本人的习俗进行水葬。他们凿开浑江江面冰层，将一千多具日本人尸体扔进冰窟中。由于长期遭受日本人殖民压迫以及战争导致的贫穷，当地百姓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在投下水之前将大部分能用的衣服都扒光了。
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通化事件”。80年代，常有日本访问团到通化旅游，他们请求到浑江参观。中方虽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中国的人民的情感，提出一个要求：“不准哭祭，看完就走。”他们大多会在江边捡一块石头回日本祭拜。
直到今天日本右翼组织仍然对该事件耿耿于怀，常常在媒体上发表诋毁我军的文章，甚至将之与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企图混淆视听。事实上，已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两起事件性质完全不同。
关于“通化事件”，网上已有大量文章描述，但大多未交代清楚前因后果，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详细讲述一下“通化事件”的始末。
通化地图
一、抗战胜利后通化复杂局面
从地图上来看，东北中部地区为大平原，是绝对难以抵挡住苏军的钢铁洪流的。只有东满和南满地区有高大的山脉，这些山脉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中朝边境线为底，以长春为顶点，南到大连，北至图门的三角形。
而通化正处于三角形底部的中段，是铁路和公路的枢纽。通化本身就是一个盆地易守难攻，守住这里，进可以抵御苏军进攻，退可以从朝鲜撤回日本，其战略位置之重要不言而喻。
1、日本方面：
战败前夕，日军在通化囤积了大量军事物资，并派125师团进驻，调集人力准备修筑防御工事。但1945年8月9日，苏军开始进攻东北，修筑计划未能实现。随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伪满政府陆续迁往通化。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对于这一命令，日本军方内部分为两派：大部分人认为应该遵从天皇旨意投降，少部分军国主义复兴分子仍然要坚持战斗。
其中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就是一个顽固分子，此人曾参加过攻打南京的战役。他驾驶战车从中华门攻入南京，事后还写了一本叫《战车战记》的书，使他获得不少声誉。
藤田实彦态度很强硬地反对投降，要求退到长白山区与苏军继续战斗。但师团长最终决定执行命令，关东军司令部作战参谋草地贞吾也表示：“如藤田不服从命令，只能将其逮捕。”
迫于压力，藤田实彦虽然嘴巴上表示服从。但不久他就带着一些亲信和钱粮跑到位于二道江的一个矿区躲了起来，这也为日后的“通化事件”埋下了隐患。
8月22日，苏军派莫洛道夫上校带着一支约80人的部队进驻通化，他们收缴了日军的武器并将日本关东军部队集结运往苏联境内的战俘营。
但此后，各地的日本难民，和一些逃脱的日本士兵仍不断涌入通化，居住在通化的日本人达2万多人。此外，还有部分日军残余势力，躲进长白山地区和通化附近的老爷岭负隅顽抗，并派潜伏的特务不断到日本人中宣传日军马上要打回来了，试图扰乱当地治安。
抗战胜利后民众走上街头庆祝
2、中共方面：
中共方面也早已意识到通化的重要性，在日本投降后，辽东方面地下党便决定发动工人起义，收缴伪满警察武器，接收通化。他们拉起来一支700多人的起义部队。
当时年仅19岁的地下党员李剑云独身一人进通化城，以“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纵队”代表的身份与伪通化省行署的几名高官谈判。李剑云机敏勇敢，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公函，说自己是奉中央政府之命前来接收的。
李剑云还表示，部队数千人已经抵达通化市郊，即将进入通化。要求伪满官员提前安排好宿营住处，准备好粮食，并将重要武器、财产造册移交。
随后，他又找了一名翻译到苏军司令部找到莫洛道夫上校，不过沟通过程有点戏剧化。由于这位翻译只是以前在海参崴干活时学了一点俄语，对于“共产党”这个词不知该如何翻译，急得满头冒汗。
李剑云情急之下想起“布尔什维克”这个音译词，随后又唱了几句《国际歌》。莫洛道夫立马知道他的身份，决定送给起义部队100多支枪，就这样起义部队暂时接管了通化几个重要部门。此后还成立了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正式接管通化政权。
1945年10月，刘西元奉命率胶东军区招远独立团的一个加强连200多人赶到通化，并担任通化地委书记，随后他组建了通化支队，下辖3个团。以后，八路军的航校、炮校、卫生部队等机关不断迁入通化，将这里建设为后方基地。
鉴于当时国共仍在进行和谈，公署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并留任了一些伪满人员。后来起义武装被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第58团，其中也有一些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
开国中将刘西元
3、国民党方面：
国民党自然也想抢占东北地盘，但他们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当时国军的主力大多在西南大后方，一时间难以调到东北。这时出现一个叫赵殿礼的国民党员，他是河北人，因在东北开展抗日活动，被捕后判了死刑关在监狱里，直到8月19日才被释放。
他出来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找自己的组织，后来在长春找到自己的老上级罗大愚，并接到经费和任务：在通化建立党部并获得苏军谅解；不要与共产党公开冲突，因为当时国共还在进行和谈；不要刺激汉奸，以便日后利用。
不久赵殿礼便回到通化，挂起国民党党部招牌，并获得苏军同意。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这种乱象也延续到了通化。在通化还有一个地下党部，主要是伪满的官员。这些人在东北沦陷前就是国民党员，按照以往军阀斗争的经验，只要发个通电，摇身一变就能成为革命人士。
所以日本投降后，这些汉奸都出来自称是“国民党老牌党员”，其中代表人物为孙耕尧。他跑到沈阳找到李光忱党部建立联系，并获得了手续，准备在通化建立另一个党部。
两派之间明争暗斗，争得不可开交。后来赵殿礼党部接到上级命令，在苏军离开后（11月2日离开）组织地方武装进攻通化夺取政权。但这次进攻被通化支队打退，赵殿礼党部也四处逃散。
此时，孙耕尧党部提出要公开活动，但由于其曾担任过汉奸，遭到刘西元强硬反对。孙耕尧只能秘密活动，四处组织力量继续与中共作对。
东北国军
二、日本人与国民党勾结策划暴乱
日本战败后，居住在通化的大部分日本人能够接受这个事实，配合通化民主政府的管理，希望能早日回国。但也有少数军国主义复兴分子，对战败心有不甘，反对中共领导，鼓吹依靠国民政府，迎接“中央军”。尤其是国军进军东北后，这种势头更为明显。这其中也有几点深刻原因：
1、日本军国主义复兴分子妄图依靠国民党势力复兴日本和伪满。当时通化周边老爷岭和长白山地区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日本残余势力，如果挑起国共之间的冲突，这些残余势力便能待价而沽，退可以保障自己顺利回国，进可以在当地建立所谓的复兴基地。
当时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带着女儿在通化，溥仪没有生育，按照日本人修改的伪满继承法，要由其胞弟溥仪继位。但溥仪和溥仪都被押往苏联，那继承人自然变成了浦杰的女儿。日军残余势力如果拥戴她们便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日本侨民和伪满官员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重新建立一个政权不是没有可能。
2、旧日本军人“正统”观念比较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代表中国的政府，只能听从他们的管理。普通日本人也认为只能依靠国民党政府，才能顺利地回到日本。客观上，当时东北形势敌强我弱，尤其是四平战役之后，我军主力被迫退守哈尔滨地区。在南满和东满仅剩部分力量，这让日本人产生了误判，以为中共败局已定。
3、日本人与当地老百姓矛盾越来越激烈，生存条件不断恶化。日本占据东北14年，对中国百姓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剥削、残杀。即使战败后仍然坚持民族歧视，比如他们宁愿把战马杀掉也不愿留给当地老百姓耕地。在通化囤积的大量物资，宁愿烧掉也不愿分给中国老百姓。这些行为使中国百姓极为愤怒，双方经常会爆发冲突。
此外，战败后日本人能获取的生活物资也越来越少。这些日本人，大多是跟随“开拓团”来到中国，有的还是日本退役军人。他们强占中国百姓的土地，为日军提供战争资源，本质上属于殖民统治工具。日本战败后，他们自然要受到各种限制，可惜他们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生存环境恶化归结于中共的管理。
溥杰与嵯峨浩
正是在矛盾越来越激化的背景下，此前逃离通化的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在一些青年军官的接应下潜回了通化。他们准备联合国民党，发动暴动。国民党孙耕尧党部也在急于找藤田实彦，他知道藤田在日本人中威望很高，可以通过他掌握通化的日军力量。
当时八路军缴获的部分日军飞机坦克，连同一些日方技术人员都驻扎在通化。如果策反这些人，连同通化城内的日本人及周边山区的残余武装，将会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孙耕尧不仅能洗刷过去当汉奸的污点，还能以此向国民党邀功。
期间，日军驻沈阳的情报机关首脑池田纯久中将向东北国民党高层推荐了藤田实彦，国民党派特务前往通化联络并发给了藤田实彦委任状。于是，藤田与孙耕尧以及东北国民党高层建立了联系。
他们开了三次会议，商讨了暴乱的细节，并制定了计划。约定以通化市内电灯三灭三亮为暴乱开始信号。兵力方面：市内以三千名关东军为主，并联络在通化支队内的四百多名内应；外围则以日军残余部队和国民党地方武装为主。总人数达5万余人。
暴动时间最初定在1946年1月27日，但由于未能联络到外围的日军残余部队，通化城内日军基本没有武器，藤田实彦认为条件不成熟要求暂缓。孙耕尧向上级报告后，得到命令在2月3日凌晨4时举行暴乱。
当时正值春节，大家都放松了警惕，加上当时我军的主力在外执行剿匪任务，城内空虚，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日军放下武器投降
三、血色黎明
在制定暴动计划之后，日军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比如筹备粮款、策反相关人员、传达命令等，这些举动自然难以逃过通化支队的眼睛。
从事后的总结来看，通化支队发现了多条线索，包括被策反的人举报、炮校的日方技术人员举止异常、抓获准备参加暴乱的可疑人员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来自一个叫沈殿铠的人。此人穷苦出身，此前是煤矿工人。日本投降以后，他因失业来到通化报名参加了“冀热辽抗日第八支队”，分配到总务科工作。
不久后，总务科长叫他出去招兵，他只花了一天时间就从失业工人中招来120多人，还从山上找到日军埋的100多条枪和三万多发子弹。于是他被任命为军械股股长，兼警卫连连长。
1946年2月1日，也就是日军暴乱前两天，沈殿铠去澡堂洗澡遇到老乡刘子周。在沈落魄的时候刘曾接济过他，两人关系不错，刘得知沈参加八路军后便想策反他做内应。
沈殿铠为了打听详细信息假装答应刘子周加入国民党，后来被带到孙耕尧面前。大家交谈了一会，正好有人进来汇报暴乱计划，沈殿铠得知了暴乱的时间、发动信号、参加人员。随后，他表示自己管理的军械库里有枪，可以提供给暴动人员，得以顺利脱身。
沈殿铠回去后立即向上级报告，刘西元得知情况后把他带到司令部，并召集驻通化的各个部门商量对策。当时通化支队主力都在各县剿匪，城内只有警卫和守城部队500多人。刘西元立即做出部署：
1、调驻扎郊区的第二团开进市区增援；
2、清理部队中的内应分子；
3、敌人重点进攻目标立即修筑工事，加强警卫；
开完会已经是晚上九点，离暴乱只剩7个小时。根据沈殿铠的指认，通化支队派出一个排，很快就抓住了暴乱首脑孙耕尧。不过，这并未能阻止暴乱的发生。就在审讯孙耕尧时，电灯突然三灭三亮，随即四处响起了枪声。
由于当时城内防守力量薄弱，为防止暴动分子把孙耕尧抢走，审讯人员当即决定将其枪毙。
抗战期间的关东军
暴乱最先开始的是红十字医院，这里住有我军200多名伤员，医护人员都是原日军军医，日本投降后被我军留用。他们提前发起突然袭击，将守卫在这里的朝鲜义勇军一个排打退。随后在短短几十分钟内便杀害了150多名伤员，直到朝鲜义勇军第5连赶来将暴徒击退。
守卫通化行政专员公署办公大楼的部队仅有一个警卫连，他们凭借两挺机枪从一楼大厅边打边退，一直打到三楼。期间一挺机枪被打坏，战士花了15分钟时间修好，又继续投入战斗。暴乱分子大多持着军刀、匕首、木棒、斧头，只有少量的步枪和手枪，却凭着肉体疯狂扑向防守部队，但他们被一次又一次击退。
一股暴徒还冲向公署大楼旁边的留置所，这里关押着120名日军战犯，他们在收到暴动信号后就不断撞击门和柱子，整个屋子都在震动。情况紧急，若这些人冲出来后果不堪设想，防守人员来不及向上级请示，决定采取断然措施，用机枪进行“点名”。随后他们又击退了暴徒的攻击。
暴乱分子重点的地方是通化支队司令部所在地，由于提前得到信息，这里已经有一些防御工事。司令部的警卫连是刘西元从山东带过来的老战士，战斗力很强。日军分6个小队轮番朝司令部扑来，不一会儿就被门口的机枪打了下去。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发生在公安局。当时留守的只有二三十人，领导刚好在外执行其他任务，不久就被暴乱分子占领，这也是暴乱分子唯一成功攻占的目标。他们冲到关押伪满人员的房间试图救出嵯峨浩母女及其他皇室成员。
这时天已快亮，其他各处基本击溃了暴乱分子，城外的增援部队也陆续赶来。公安局内的暴乱分子却凭借一挺机枪负隅顽抗，为减少伤亡我军从炮校调来一门野炮，向暴乱分子轰了几炮，几个首领从窗户跳下去逃脱，其余全部投降。
此前与日军约定好一起进攻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因为孙耕尧被捕却没有参与暴乱。
日军医护人员
四、暴乱分子的下场
天亮以后，暴乱分子的进攻基本结束，开始四处逃窜。我军立即进行了反击，接下来几天都在搜捕残余暴乱分子。2月4日，在一处日本人住宅的天花板上抓到了藤田实彦。
据事后调查，这次暴乱共有12300多人参加，其中被当场击毙一千余人，俘虏三千多人。此外，还缴获了敌人的暴乱计划、联络信件等多项证据和一批军事物资。
在清查出主要分子后，大多数人经教育后释放。经过一个多月的审理，决定对11名主犯执行枪决。多名参与策划暴乱的国民党员在解放后被依法惩处。藤田实彦被捕后交代了自己勾结国民党发动暴乱的事实，但或许因为恐惧，他被捕后不久就病倒了被送进医院，于2月14日病亡。
纵观整个事件，与南京大屠杀性质完全不同。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屠杀，而通化事件则是日本在投降后，战俘发动叛乱，最终自食恶果。
通化方面于1946年4月29日释放了伪满皇室成员，任其自寻去处。其中，嵯峨浩于1947年1月1日辗转回到日本。住在通化的日本人也被陆续遣送回国。
事实上，只要当时通化的日本人不干涉国共之间的冲突，是能顺利回国的。但少数军国主义复兴分子，坚持极端思想，导演了这出悲剧，让许多日本人家庭破碎。就连藤田实彦在事后见到日本人，也不断鞠躬表示深感后悔。日本人应该吸取这个惨痛教训。
藤田实彦被俘
对于暴乱果断而坚决地镇压，不仅打击了日军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也扫清了解放东北的一大障碍。试想一下，如果日本人暴乱成功与国民党相互勾结进攻我军，而当时我东满和南满地区兵力极为薄弱，是难以生存的。如果撤出东满南满，也就不会存在日后扭转整个东北战局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