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可谓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从土匪出身，一步步的成为了上世纪20年代整个北方实际控制者，手段不可谓不高，能力不可谓不强。长期以来，对于他的形象，民间都有着多种不同的刻画，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名爱国将领，那么，从史实上来看，张作霖究竟做了什么爱国的行为呢？本文就带大家来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张作霖乃至整个奉系的起家和发展，和日本的帮助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为了获取日方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奉张军阀也在不同时间分别出卖了东北地区的各种利益给日本。
张在1902年投清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作为清政府的巡防营营官，明面上遵守清廷“局外中立”的命令，实则先投靠俄国而后投靠日本。
在战争中为日军效力，从事防谍、反游击等工作，为日本最终获胜贡献了力量。
并从中获取了枪支弹药、金钱等丰厚报酬，极大扩充了实力，这是日张合流的开始。
此后，张作霖在清政府系统中逐步高升，
辛亥革命时，他不仅击退了革命党人对奉天省城的进攻，还疯狂屠杀革命党人，由此进一步得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认可。
1912年，张被袁世凯任命为奉天督军，掌握了奉天省（今辽宁）。
1915年，
张赴日属朝鲜参加朝鲜博览会，在汉城（今首尔）见到日本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向其提出进一步投靠日本的想法，
由此日本高层开始大力扶持张的势力。张作霖以东北的各项利益为抵押，不断从日资银行获取贷款，用来购买军火，参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
寺内正毅
1916年的郑家屯事件，起因是日本士兵欺负中国居民。奉军士兵看不下去，上前理论就被日本军人用刀伤害，由此引发了中日两军紧张的对峙。
结果张作霖对无理取闹的日军百般求全，不仅答应日军全部要求，予以道歉和赔偿，还严厉镇压了奉天城内的反日运动，处分了奉军中的爱国抗日官兵，
由此，张得到了日本官方的高度评价，支持力度不断增加。
1917年，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出任黑龙江督军，至此张已得三省之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直系军阀孟恩远控制之下的吉林。
1919年，张和日军合作强占长春，逼走了吉林督军孟恩远，
为了排斥异己，张接受了长春30华里内除张作霖部下裴其勋旅外，其他任何中国军队不得进入长春30华里内的无理要求。至此，东三省都已经在张及其亲信掌握之下，奉系终于控制了整个东北，他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在经济上，奉张不断出卖东北土地、矿产等资源，为日本“满洲拓殖”政策大开绿灯。
导致东北的民族工业在和日资竞争时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东北的商品输出在五年间增长200%；东北日资工厂数量则在四年间增加70%；到“九一八”事变前，辽宁地区煤炭产量有65%为日资企业所有。
尤其是在1925年，郭松龄举兵反张，一时间占尽优势，
张作霖看到自己在东北的统治岌岌可危，急忙与日方签订了《满蒙五路条约》，换取关东军出兵助战反郭，从而反败为胜。
这个条约使日本获得了东北地区五条重要铁路的修筑和运行权，加上之前奉张当局允许日方修建的四平至洮南、洮南至昂昂溪等铁路，一张由日本控制的东北铁路网，实际上已经成型。
加上日本通过与张修约、移民和驻军获取的“租借地”、“铁路附属地”等殖民点，事实上，日本的势力已经遍及东北。
虽然张作霖出于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怀，在对日出卖东北权益时有所保留，对日本的阴谋也有着一定认识和抵制，
但其作为依靠帝国主义的军阀的本质决定了其根本无力承担抵御日本侵略的历史任务，相反则只能一步步的加深对日依赖，出卖主权换取支持，
当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连战连捷，奉军节节败退之时，因为张本人不愿遵从日本人的意愿退守关外，就被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杀害了。这一事件，和事后奉系对日不追究的态度，深刻地表明了奉张在强大的日本压力之下的软弱和无力。
至于奉系所建设的“强大”的军队，在张作霖的率领下，也并未在抵御外侮上发挥较大作用，奉系虽然拥有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但所生产装备多为过时的日式装备，东北讲武堂也多聘请日本教官和留日军官讲学，在这种情况下，奉军战术战法和武器性能均为日方掌控，恐怕张大帅一开始就没想着自己的军队能跟日本人打，
因此在他执掌东北时期，奉军和关东军有摩擦时，多以奉军让步收场。
反而是他儿子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东北当局对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渗透行为，有过多次成功应对。
张作霖出身草莽，最终成为“东北王”，当然有极强的能力，其也为保全中国利益做过一定尝试，但其本质，仍是投靠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阀，他出卖东北大量权益，为“九一八”事变的最终爆发，埋下了悲剧性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