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因为一个密探的突然闯入，会议的会场从上海法租界，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这条小船也被称为红船。因为转移及时，大家躲过了法籍警察的搜捕，中共一大得以顺利召开顺利结束。
按理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位密探应该受到中央的惩罚。没想到的是，他最后的结局居然是能够善终。这个密探是什么人，中共为何不追究这个密探的责任呢？
包打听出现，转移阵地
1921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李汉俊作为上海共产党员，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把李公馆的餐厅作为一大召开的场地。
夜幕降临之后，众人聚集到李公馆的餐厅里，大家坐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刚刚准备发表讲话，就突然有个穿着灰色竹布长衫的陌生的男人闯进了餐厅，环视一周之后，想要离开。
李汉俊从来没有见过他，于是问道：“你要干嘛？”那个陌生的男人立马答道要找社联的人，李汉俊说找错地方之后，他就道歉走人了。虽然这个男人什么都没干，但这个小插曲让马林十分警惕。
马林是“赤色分子”，他的行踪一直被各国警方盯得很紧。4月份被派到上海指导工作，他经过科伦坡、新加坡等地一直被严格审查，行踪一直被人打探清楚，登记在案了，绝对不会有无缘无故的人“找错地方”。马林直觉这个人不对劲。
他不敢耽搁，立即跟李汉俊说这个人应该是“包打听”，也就是密探，我们必须立马转移阵地。众人听完之后，决定结束这个还没开始的会议，开始撤退。所幸撤退速度快，就在他们走后不久，法国的总巡带着侦探和警察过来搜查。
原来，那时候的法租界禁止集会，密探一直在搜寻“非法”的秘密集会。虽然此次并没有被法籍警察找出什么东西，但是上海集会的地点已经暴露，大家商量过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开始召开中共一大会议。
密探的“打草惊蛇”引起了中共的警觉，大家果断做出选择才没有造成损失。这个密探如果没有被马林察觉，那么中国共产党将会因他而毁于一旦。但是，这个密探在建国之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天赋异禀，升华人探长
据作家叶永烈采访得知，这个密探名为程子卿，在当时是法租界的华人探长。程子卿是江苏人，因为家里贫困，所以只读了三年的私塾，后来在米店当学徒，每天的搬米工作锻炼了他的好臂力。
在大约1900年的时候来沪投奔姐姐，因为身材高力气大便托人进到法捕房办事。程子卿工作认真，还读过私塾，有点文化，虽然不会讲法语，但渐渐得到法国人的肯定，还和黄金荣结拜为异姓兄弟。
黄金荣是当时的华人探长，在黄金荣辞职之后，程子卿就荣升为新的华人探长。从一个搬米工到华人探长，程子卿可以说是一飞冲天了。
不仅如此，经过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认识了孙中山和宋庆龄，负责他们二位在上海的安全问题，还为他们提供存身之处。经过相处，孙中山十分欣赏程子卿，亲自批准他加入国民党。
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混得好”，还得到孙中山的看重，所以很多国民党的领导都和他保持着密切往来，蒋介石亦是如此。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程子卿也为蒋介石提供了帮助，甘愿为他抓捕进步人士和百姓。
抗战“善举”，保其性命
虽然程子卿为蒋介石工作，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也保护过一些革命人士，让他们免遭迫害。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除了租界之外的华界沦陷，所以上海租界是抗日势力相争的据点。那时候，日军和法租界交往频繁，程子卿作为法捕房的重要人员，被指定为与日军交涉的代表，他持有的通行证可以随意进入日军重地。
可以说，程子卿是法租界的“一把手”了。因为宋庆龄的缘故，程子卿多次营救在法租界不幸被捕的抗日革命者，也与地下抗日组织密切联系，互通消息，保障他们的安全。
对于日军，程子卿持“不得罪”的态度，面对不想做的事情，尽力敷衍，还曾在梅兰芳被逼去满洲国演出时从旁帮腔，为梅兰芳装病打掩护。
在1941年到45年期间，多次为如何掩护地下抗日人员和地下抗日活动绞尽脑汁，还和黄金荣一起商量如何更有效地敷衍日军。
建国之后，程子卿自知自己做过不利共产党的事情，于是写了请罪求恕信，请宋庆龄转交给毛主席，希望看在他也为共产党做过一些好事的份上，保全性命。
宋庆龄也向毛主席说明程子卿在上海营救革命人士的事实，想要保全程子卿。因此，虽然他多次被报捕办，但都以各种理由“不予逮捕”了。
程子卿是一个非常能够审时度势的人，知道自己不会受到司法处理之后，就活得十分低调。
他的晚年就靠着房租收入和儿子的补贴过日子，每天买菜做饭，或者看看报纸，了解一下时事，有时候还会帮政府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大动作。1961年，程子卿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79岁。
小结：
程子卿不能以纯粹的“好人、坏人”去给他定性。他早年跟随国民党，为了国民党的发展勤勤恳恳，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也会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掩护地下抗日活动，敷衍日军，为共产党提供帮助。
这样的人虽然险些让中共一大暴露在法籍警察面前，但凭借后来的行为“将功补过”，这才能够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