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晴天。
这是青海和平解放后，在省会西宁市街头张贴的一首佚名诗。它歌颂了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的历史功绩，反映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后对党的感恩之情。
然而，和平解放后的青海，真正的和平并未实现。和平的背后孕育着马家军残部的反动阴谋，隐藏着暴乱的土匪罪孽。
1949年9月5日，高原古城西宁，阳光灿烂，古刹披霞，各族人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事隔三日，从陕、甘两省流窜到青海湟中县上五庄的马家军残部320多人，由赵遂、马文鼎（八十二军少将参谋长）率领向解放军投降；又过了三天，潜逃到大通县三角城的马振武（八十二军一九。师少将师长）、杨修戎（一二九军三五七师少将师长）、马英（骑八旅少将旅长）率残部2000多人向解放军投降。
10月24日，马元海（国民党青海省参议长）、马元祥（八十二军少将高参）等100多人向共和县人民政府投降。
一时间，青马残部高级将领带领着残兵败将，向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俯首称降竟多达2841人。其中将官18人、校官106人、尉官188人。
这也成为当时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可是，在这些投降的人当中，有的嘴上抹蜜说得天花乱坠：“我们过去是马步芳的大小帮凶，做了很多反人民的罪恶，幸蒙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青海，全省人民得见天日，使我们的罪恶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受到了人民的宽大，并且得到了解放军的教育。这种说不完的恩情，我们实在无可报答，唯有决心做一个人民的忠实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实，他们的反动本性无法改变，只要时机成熟，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干着反人民的勾当。
事实正是这样。
西宁解放后的第92天，即12月5日起，青马反动土匪有9股约8390人，向新生的人民政权举起了屠刀。
12月5日，马英、冶成华（马步芳的妹夫）率部残匪5000余人，包围大通县城及桥头镇、乱庄、峡门地区。
12月6日，匪首马成彪（国民党门源回民教育促进会会长）、马国藩率匪千余人，设伏在门源黄田旱台山中，7日晨，杀害经过该地的门源县人武部科长宋信忠等20多人。
接着，这股匪兵攻打门源县城，副县长翟洪儒带领40多名警卫战士及县政府工作人员英勇抗击，终因敌众我寡，援兵来迟，城池陷入匪手，全部壮烈牺牲。匪兵抢劫牛、羊、马6400多匹。
12月8日，青马团长韩海如率300多人，侵占小峡、平安驿。
12月9日，匪首马禄、马彦率近千人，攻占湟中县城；12月10日，匪首祁占元90多人叛乱，攻占平安驿区政府。
12月13日，韩乙奴、韩有福残部裹胁群众1500余人，在循化查加沟暴乱，杀害干部战士98人。
在青马残部部分高中级反动军官暴乱的同时，从香港潜回西宁的特务分子陈彦、潘世杰，联合马德山、冶鼎全、郭增泰、朱文锦、杨振华、马有福、马超良等70多名反动军官，组织“中国反共救国挺进军司令部”，油印《告同胞书》，广为散发。他们造谣惑众，诋毁党的民族政策，抢劫群众财产，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到1950年12月底，这帮丧心病狂的匪特及反革命分子，杀害干部、战士、群众共765人，伤162人，抢劫牛马羊等牲畜10876头（匹），银子4601两，银元1687元；烧毁民房500余间。
有一次，大通县的马进全等匪徒抓住该县北区干部邓有才、李福章、郭云鹏、袁消成，就把他们的衣服脱光，绑在马后，走一段，用刀割掉他们的耳朵；再走一段，又剜掉他们的双眼。
面对匪特法西斯暴行，邓有才、李福章等人威武不屈，高声痛骂，这帮没有人性的家伙，竟把他们的舌头拔掉，然后扬鞭催马疾驰十多里，硬是把他们的活活的拖死了。
还有一次，特务大队队长米六五，将三角城羊场经理一家8口全部杀害，又纵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子……
解放初期，青海境内土匪、特务的反革命气焰为什么这么嚣张？原因有三：一是兰州战役虽然歼灭了青海马步芳主力，但是其高级将领脚底抹油，跑得快，大都潜伏下来。有的虽然投降了，但降是假，叛是真。
二是青海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长达四十年，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在民族、宗教等最敏感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上当受骗，参加了暴乱。
三是马步芳的儿子：陇东兵团中将总指挥马继援，1949年8月31日逃离西宁前，给他的旅以上军官写了9封密信（信的落款时间是9月2日），从而种下暴乱的祸根。
马继援在给部分将校军官的密信中要求：大家全部解散，各人骑上自己的马，带上自己的枪，把重武器完全毁坏，各自回家，回家后将枪与弹药埋藏起来。大家在家中，第一件事是料理家事，第二件事是叫大家休息一下，做种种破坏解放军行政工作，使大家变为民间便衣战士……
马继援的9封密信，是青马反动将校军官的反革命宣言书！是马家军残余势力暴乱的动员令！
在马继援的阴谋下，新疆解放前，即有一大批反动分子潜伏在新疆各地，密谋从事反革命活动，新疆解放后，这些匪党便漏出了青面獠牙。
向新疆进军，是毛主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及现状，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解决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中央军委还对解放全中国作了周密的部署，由哪支部队解放什么地方，也有所考虑。当时，王震主动请缨率部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毛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贺龙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解决新疆问题同王震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主席说：“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的各族人民做好事，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王震开完会回到部队驻地，就代表二军向军委前委请领了“北翻祁连，直插甘北，进军新疆”的任务。
接着，第一兵团党委提出“乘胜追击，直到天涯海角”的战斗口号。4月28日，二军党委在陕西关中地区召开活动积极分子会议，提出了“准备接受任何边疆：青海、新疆、西康、西藏，去肃清残余匪军，推翻一切反动统治，解放和守卫每一寸国土的神圣任务。”
当时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披坚执锐，所向披靡，勇往直前，占西安、攻兰州、下西宁、夺银川，9月24日以后，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的10万大军云集甘肃河西走廊重镇：张掖、酒泉、玉门、安西之线，叩响了新疆的大门。
9月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陶峙岳将军，率部在迪化通电全国，召示天下，宣布起义。
9月26日，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鲍尔汉，率省府官员在迪化通电起义。
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新疆社会情况异常复杂，反动势力还有相当力量和一定的影响，要巩固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并使新疆获得真正的解放，在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之前是不可能的。
对于新疆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力破坏和阻挠。蒋介石、白崇禧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各方设法，保住新疆”，声称“和平运动，万万不可做”。
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中的一些反动顽固分子，也主张与解放军打到底，打不赢时实行抢烧杀三光政策，不让解放军不战而得到新疆，不让新疆毫无破坏地落入解放军之手。
他们阴谋把军队东撤到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一带设防，阻挡人民解放军入疆；如果此计不成，就平毁新疆东部公路沿线的城镇乡村，把这块地方变成“无人区”，然后退踞南疆，依托天山、昆仑山，背靠国外反动势力，与人民解放军长期周旋。
在这些人的罪恶阴谋遭到失败后，新疆境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封建头目仍然在作垂死挣扎，妄图把新疆从祖国的怀抱中分裂出去，趁我军尚未进疆之际，策动叛乱，继续进行捣乱，破坏和平解放的成果。
所以，那时摆在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兵团部、二军、六军广大指战员面前的严峻形势是：一、“力争和平进军新疆”；二、“思想上和行动上不能放松战斗的准备。”有了战斗的准备，才能保证和平进军新疆的胜利。
为了尽快进军新疆，9月28日，二军党委在甘肃酒泉向部队发出了《关于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指示》，要求全军将士“发扬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一切疲劳，继续奋勇前进的精神，迅速进军新疆和解放新疆，完成最后一次长征的光荣历史任务。”
10月6日，第一兵团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王震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你们到新疆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你们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去那里工作。”
接着作了形势报告，对进军新疆的任务作出部署，他严肃地说：“这次进军新疆具有重大意义，直接关系着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我们一定要胜利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话音刚落，他走到墙上挂的地图前面，用手指着新疆地盘，声音宏亮，语音铿锵：“新疆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想把这块地方割走，你们答应不答应？”
“不答应！”
“对！”王震说，“要不让帝国主义割走，我们就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迅速进军新疆。要准备吃苦，准备走路，无论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快些开进去。”
1949年9月5日晚，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陶峙岳从迪化到达酒泉与彭德怀、王震、许光达会面。
彭德怀对陶峙岳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希望他“带好部队，共同努力，把新疆工作搞好。”
9月7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与陶峙岳、郝家骏、彭铭鼎、曾震五等人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酒泉会谈”。
会谈中，陶峙岳汇报了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共同商讨了人民解放军进疆、起义部队改编、新疆军政委员会、省委、省政府、军区等机构的组建问题。
彭德怀还请陶峙岳向第一兵团师以上干部介绍了新疆的情况。鉴于当时新疆的动荡局势，陶峙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入疆。
9月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与陶峙岳会谈的情况。当天，三区革命主要负责人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由北京飞抵酒泉，向彭德怀汇报新疆有关情况，同时致电鲍尔汉，要他稳住新疆局势，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疆匸这时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特派屈武等率领各族各界代表团赶到酒泉，迎接进疆的解放军。
9月10日，第二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王震作了西北形势与解放新疆的斗争特点及任务的报告，强调了正确执行改编起义部队的政策、民族政策和对苏政策的重要性。甘泗淇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新新疆。王恩茂就改编起义部队和执行民族政策问题讲了话，提出高高举起团结的旗帜，对于新疆的进步具有战略意义。
第六军在张掖召开团以上参谋长会议，提出整顿部队作风纪律。还下发了《到新疆去，解放新疆人民》的宣传教育材料，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开展了诉苦教育和“讲形势、讲任务、讲传统、讲政策”的活动，进一步激发了部队的革命斗志，全军上下立即掀起了表决心、挑应战的热潮，人人制订立功计划，个个献计献策，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更加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增添了新的动力。
同时，第一兵团和各军、师抓紧时间进行组织准备。10月1日，第一兵团成立酒泉至迪化运输司令部，曾震五任司令员、张英明任政治委员、陈实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具体组织指挥空运和车运兵员的工作。并在酒泉成立甘新物资供应站，由第六军十六师师长吴宗先负责；在酒泉、哈密设立了空运指挥所，后又在迪化由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负责组建指挥机构。各师、团还对一些干部的职务作了调整，对一些连队的作风纪律进行了整顿，并从起义部队选调补充兵员8500多人。
进疆前部队的运输工具和各项物资准备工作极为繁重。中央军委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尽力为进疆部队解决困难，决定从华东、华北军区抽调3个汽车团的汽车536辆；从苏联航空公司租用运输飞机45架，担负由酒泉向迪化运兵（计划空运兵力1.4万人）的任务。
第一兵团从河西起义部队中抽调汽车450辆，还从地方征集了近百辆商车，主要担负酒泉至南疆喀什的运送兵员和西安至兰州的物资转运任务。各部队还补充了骡、马、骆驼等畜力，组建了骡马大队，修好了木轮大车，用作短途运输。被服和装具的补充，由于运输困难，仅能发齐棉衣和部分大衣。
粮食、柴草和油料，在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共筹粮3.3万吨、饲料380吨、草80吨、牛肉35吨、汽油1600吨，以及棉衣、棉鞋、袜子、水壶、风镜、皮帽等各10万件和皮衣5万件、帐篷1000顶。
1949年10月12日，刚刚喝完共和国诞生喜酒的第一兵团将士，天上（指飞机）地下（指徒步）同时并进，汽车战车来往穿梭，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开始了气势磅礴的历史性大进军。听，激越雄壮的战歌从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飘来。
挺进，挺进！
向西北，向新疆，向祖国的边疆大进军！
那里的各族穷苦老百姓。
多年来受着痛苦与压迫，
早就盼望着人民解放军去解救他们！
10月10日，作为陆地进军的先遣支队第一兵团战车营（附加强步兵连），由玉门起程，经哈密、吐鲁番、都善，20日15时进入迪化。战车团共有555人、战车45辆、汽车37辆。
1949年9月3日，他们奉命由天津抵达兰州。14日，配属第二兵团第三军进军河西。22日，与第一兵团一部会师张掖。25日，经16个小时的强行军占领玉门油矿。10月10日，划归第一兵团指挥并配合第二、六军向新疆进军。历时82天，行程4391公里。进抵迪化后，接管城市，维持秩序，控制机场，荣获第一兵团授予的“开路先锋”锦旗。
二军进军目标是南疆。这天，在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的率领下，他们按四师、军部、五师、六师的行军序列，全军出动。22日，前卫师四师乘车抵进焉耆，因运输力量不足，步行26天，行程1695公里，12月1日到达南疆重镇喀什。11月28日，五师陆续进驻阿克苏、库车等地。
5日，五师十五团横穿喻比“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艰苦奋战18天，行程790公里，22日，到达新疆东南最远的边城和闻（今和田）。六师师部率十七团一部、十八团大部进驻焉耆，主力在玉门、安西一线过冬。
1950年1月6日，该师骑兵团进驻若羌。月底，二军工兵团到达清河、博乐。3月3日，二军独立团从乌苏步行420公里，进驻承化（今阿勒泰）。
六军进军目标是北疆。11月4日，六军在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的率领下，开始了西北人民解放进军史上规模空前的空运和车运。
11月6日，军直和十七师先遣队飞抵哈密迪化。除炮兵外，这个师全部于1950年1月13日前空运至迪化。这次空运共出动飞机1033架次，运兵12446人。其中，从酒泉空运哈密2908人，由哈密空运迪化9538人及军用物资125734公斤。
车运从11月4日至翌年1月13日，从酒泉运至哈密12986人，从哈密运至迪化6550人，从安西运至哈密2540人，从迪化运至伊宁2492人，从迪化运至绥来（今巴里坤）2112人。
师直、四十九团驻迪化，五十一团驻绥来，五十团驻古城惠远。1950年1月3日前，十六师大部到达哈密、镇西、奇台、吐鲁番、都善等地。
11月6日，王震率第一兵团前指由酒泉飞抵迪化。11月下旬，彭德怀、张治中、贾拓夫从兰州飞抵迪化。12月17日，第一兵团与三区民族军及起义部队在迪化胜利会师。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亲临检阅。
12月17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后代司令员），陶峙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张希钦任第一参谋长，曾震五任第二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曾涤、哈提诺夫任政治部副主任；鲍尔汉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
迪化当时是新疆的省会，喀什、伊宁是南疆和北疆的重镇。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伊宁、喀什等地，标志着新疆全境的解放。从此，新疆结束了历代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开创了新疆历史的新纪元。
第一兵团二、六军迅速进军新疆，“这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彭德怀语）。清朝同治年间，左宗棠率领湘军入疆，用时两年多。1943年8月，国民党军队7万人入疆，经过三年准备，用时两年半才进军到了迪化、喀什、玛纳斯等地。而第一兵团二、六军的7万大军，在严寒的冬季和连续行军作战未得休整的情况下，只用了6个月时间便进驻全疆各个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并接管了千里边防，“完成了最后一次长征”。
向新疆进军，正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季节。大自然给他们带来的困难不可怕，全叫英勇顽强的人民战士征服了。然而，那些嘴里唱着“和平”高调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军官与暗藏的特务、间谍们，在天山南北掀起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把血淋淋的屠刀砍向善良的人民，把刚刚熄灭的战火引向和平的村庄、牧场、绿洲、草原，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这无疑给艰难行进中的一兵团将士增添了过多的麻烦。然而，他们挺起了胸膛，勇敢地迎接这一严峻的挑战！
这是和平与战争，光明与黑暗、正义与反动的最后较量！不言而喻，那些玩弄战火的人连同他们的罪恶，必将在正义战争的烈火中埋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向新疆胜利大进军的过程中，原驻新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及其他部队发生反革命暴乱多达20多起，叛乱人数少说也有三四千之众。
哈密“9.28事件”，是一起危害极大的反革命暴乱。新疆和平解放后的第五天（9月28日21时），驻哈密原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一七八旅五三三团、国民党新疆联勤总部供应三分局、边卡大队的部分官兵，在军统特务、五三三团团长陈公辅为首的反动军官煽动蛊惑下，掀起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把丧失政权的仇恨化作暴力施向手无寸铁的群众。
提到一七八旅，不能忘记七十八师（一七九旅、二二七旅也归该师建制）。国民党时期，这个师由关内调入新疆，成为血腥统治新疆，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
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马呈祥（国民党骑五军军长，后整编成为骑兵第一师，任中将师长）、罗怒人（国民党整编七十八师一七九旅旅长）叶成（国民党整编七十八师师长）等“主战派”头面人物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召开将校军官会议，秘密宣誓：“我们可以孤臣孽子的心情，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效忠总统（指蒋介石），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我们明降暗不降，人在曹营心在汉，待机而动”。
加之，新疆与关内相隔甚远，消息闭塞，军队中军统特务、帮会头子、宗教迷信活动猖獗，部分军官思想很是反动。他们迷恋过去，崇拜蒋（介石）胡（宗南），仇视新中国。
有的军官散布不满情绪说：“消灭蒋介石，打倒胡宗南，我是他的学生，不愿意！”营长王正启煽动连排干部说：“我们要好好干，不能叫士兵拥护他们（指解放军派去的政工干部）。”
有的战士与政工干部接触，他就威胁道：“解放军来了，你对指导员这么好；国民党回来了，我看你咋办哩？”
“忠君”、“效忠”，是一切反动军队维系士兵思想的精神鸦片；威胁、恐吓，使在政治上刚刚获得解放的士兵容易迷失前进的方向。这样一来，起义的国民党部分军队在政治上还能不出问题？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赵世英，随秘书长丁宜中逃到哈密：“这一天晚间十点多钟，我们尚未就寝，就听到阵阵枪声。随后电源被切断，全城一片漆黑。继而枪声大作，肇事者纵火烧城，喊杀四起。首先叛军闯入中央银行院内，砸开铁门，捣烂窗户，见东西即抢；有的士兵因银行院内拥挤不堪，无法插足，便冲向商店居民住宅，肆意抢劫。”
“当时，哈密一片火海，有几辆大卡车开进市区，拉运抢劫到的黄金、银元。全城人民扶老携幼，四出逃命，大哭小喊，惨不忍闻。真是祸之降临，人民遭殃。到拂晓时，旗息兵散，鸦雀无声，但余火未熄，浓烟罩空，街上行人绝迹，哈密成了死城一座。……”
当时任部队担架队队长、奉命前去筹建哈密兵站的乔雪亭，9月28日下午从酒泉乘飞机到达哈密，刚出机场，便见两位维吾尔族群众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解放军，有土……匪……匪……匪！”
听到土匪，乔雪亭带领三班、四班一行12人向前方村庄跑去。还没有进村，就听到妇女婴孩的哭喊，鸡犬的惊叫，和国民党残匪的狼嚎鬼叫声混成一片。一个维吾尔族村落，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黑烟滚滚，死尸横陈，一些断壁残墙还在冒着火苗。无家可归的老乡，挤在一棵老榆树下哭着、喊着，实在惨不忍睹……
叛军制造的罪恶血案，使战士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第二天清晨，解放军第二兵团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副团长连承先带领130多名的先遣队乘飞机来到哈密按照首长们在酒泉制定的作战方案，多次到国民党一七八旅旅部找少将旅长刘伦元、少将副旅长熊略、参谋长邱绍琼谈话，敦促他们积极解决部队的暴乱问题，协助解放军查明事件真相，交出祸首。
旅长刘伦元表面上态度明朗：“哈密事件必须查清，起义官兵脸上再不能蒙受这个耻辱。”
副旅长熊略也装得态度诚恳：“顺应历史潮流，光荣起义，我决不做破坏新疆解放的历史罪人，一定尽力设法稳住起义部队。”
但是旅参谋长、暴乱的幕后策划人之一邱绍琼铁青着脸，阴阳怪气地冷笑道：“军饷欠发多年，兄弟们饥不择食，出了些越轨举动，这也是事出有因的嘛！”
连承先严正警告：“哈密事件不是简单的纵兵抢掠，它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你是十分清楚的。我奉劝你看看解放战争的形势。”
几次接触，几次恳谈，叛军部队终没有诚意。人民军队戒备森严，防止敌人最后疯狂的一跳。
没过多久，第一兵团参谋长张希钦奉王震命令来到哈密坐镇指挥。他调动解放军十四团一个营、十三团全部、六军一个营、二军炮兵团，对叛军营房实行军事包围，“请”叛军首脑谈判。
邱绍琼来了，张希钦严肃地对他说：“新疆国民党部队光荣起义，符合历史潮流，对新疆起义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策划兵变，玩弄战火，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末了，张参谋长给旅长刘伦元写信，严正警告：为了确保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叛军分子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否则，将受到严厉制裁。限令半小时以内答复。
叛军谈判代表回去，没能作出满意答复。解放军从情报中获息：叛军已做好逃跑的准备。
11月21日，驻哈密的人民解放军勇敢果断地冲进叛军营房，一枪未发，迫使他们乖乖举起双手。
哈密叛军兵变仅10个小时，29日晨6时回到兵营。策划、组织和指挥者是五三三团团长陈公辅，供应三分局局长熊鹏运等人。事后，邱绍琼、陈公辅、熊鹏运被押送到了迪化，受到国法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