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中的年羹尧，绝对堪称整部剧作中杀伐之心最重的人物角色。
在年羹尧与张廷玉面见的剧情中，张廷玉对于年羹尧“动不动就用兵弹压”的举动，曾给予了一番意味深长的教导：
“多一点仁心，少一点戾气，不但是百姓的福分，也是你自己的福分。”
可转眼之间，年羹尧就将张廷玉的劝谏抛诸脑后，不仅将江夏镇上下七百余口百姓尽皆屠戮，更是在进行完劫掠后，将整个江夏镇付之一炬。年羹尧的残忍与暴戾由此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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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年羹尧被雍正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领二十余万西北大军平叛期间，年羹尧更是将他的这份擅杀之心，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其中，既有年羹尧管辖之下的地方督抚，还有并非年羹尧直接管理节制的其他省份的官员，可是只要稍微触动了法纪，年羹尧便直接来个先斩后奏，丝毫不留情面。而这也使得全国上下各级官吏是人心惶惶，甚至将年羹尧唤为“魔头”，进而对其犹如“谈虎色变”一般，谁也不敢踏足西北军营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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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是如此，还是有人不惧年羹尧的“淫威”，明知运送大营的粮草数量不足，同时运粮期限已过，按照既往情况肯定会被处死的情况下，依旧欣然前往，而这个人便是邬思道。
最终，事情的结果也没有如同此前，邬思道不仅被年羹尧封为上宾，受到了热情招待，其本人也从西北大营之中全身而退。
当然，这其中有着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年羹尧对于邬思道的一份尊重，而邬思道的出现的出现所带给年羹尧的那份“恐惧”与“担忧”，才是年羹尧如此热诚对待邬思道，并听从其劝谏，迅速出兵平定叛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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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在西北的作威作福，很大程度上是在“待价而沽”。
年羹尧雍正的关系可谓是非同一般。
他是雍正的藩邸故人，这份标签不仅是年羹尧本人一生都在背负，就连其家人也永远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可以说从八旗制度上来说除了依附于雍正，年羹尧再无其他选择。与此同时，此时的雍正已经迎娶了年羹尧的妹妹年秋月，两人之间既有着主仆关系，更是有着亲缘关系，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可对于年羹尧来说，他一直都想要获得更多的自主与自由，以至于他从“九子夺嫡”的时候开始，就在进行着疯狂的试探。
雍正和十三阿哥胤祥只是安排其前往江西镇去捉拿任伯安和刘八女两位钦犯，同时查明《百官行述》的下落，可年羹尧却将全镇百姓进行了屠戮，并且还瞒着雍正私自侵吞了整个江夏镇的财富。
在这之后的年羹尧，在得知自己将要成为陕甘总督的时候，在没有和雍正做任何汇报的情况下回到北京，并且也没有优先到雍正府上进行请安与协商，擅自一人在北京城内上蹿下跳，想要“脱离”雍正以谋求“自立”的心思可谓是昭然若是。
最终，雍正还是通过一系列的雷霆手段，让年羹尧暂时性的认清了现实，更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依附于雍正再无其他出路，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年羹尧便“老实”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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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北战乱又起，年羹尧奉命领兵出兵西北，前去平定叛乱，这无疑是让年羹尧看到了新的契机。
当然，此时的年羹尧并不是想要“自立”或者是背叛雍正，毕竟雍正已经登基称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年羹尧要的只是更多的权力、地位、财富，以及此前他一直就非常在意的自主和自由。
于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待价而沽”，以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年羹尧便是选择了“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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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年羹尧对于叛军，是极为的“宽容”。
年羹尧统领的西北大军虽然将整个青海团团包围，看似摆出了一副要将叛军活活围困死的态势。可实际上，年羹尧并未真的下“死手”，他给予了叛军充分的“生存空间”，并且主动导演了一出“灯下黑”，故作不知叛军主力位置，极力延缓决战时间，以使得西北的局势维持现状。
另一方面，对于自己这一方的人，年羹尧又是出奇的“狠辣”。
如果说，军前擅杀富宁安，是为了震慑军中的反对势力，以树立年羹尧自身作为统帅的威信，此举尚是情有可原，可年羹尧对于其他省份的地方官员，也一样的痛下杀手，确实是过于的上纲上线了。
为了支援年羹尧打仗，不仅雍正掏空了国库，就连地方府库的存粮和存银，也尽皆送往了西北，遇到数量不足或者行期延误的，按理说确实是应该体谅地方的难处。可年羹尧却丝毫不留情面的将这些官员斩杀，弄得全国上下是惶恐不安，都将西北视为“禁地”，为保自身性命只得敬而远之。
可反观年羹尧这面，却是根本没有体会国之艰难，依旧锦衣玉食，铺张浪费，与在朝廷之中节衣缩食的雍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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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年羹尧并不是不知道国家的困难，以及雍正的困难，他这样做，只是希望籍此谋求更多的政治利益，毕竟，只要叛军一天不灭，年羹尧就可以继续耀武扬威，盛气凌人的对待所有人。而年羹尧现在不仅要是的现在如此，即便是叛军平定之后，也需要的同等的待遇。
所以，年羹尧只是在等一个机会，那便是雍正再也支撑不下去时候，这个时候他再出手，无疑将是挽救雍正于危难之中，其权势与地位也必然会更加的显赫，较之轻而易举的消灭叛军，更将会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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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思道的到来，给年羹尧带来的是深深的“恐惧”。
当年羹尧看到邬思道缓缓走入大帐的时候，心中先是一份惊讶，随后就是一阵惶恐，毕竟，此时围绕在邬思道身上的问题太多了。
首先，究竟是谁派邬思道来的。
在年羹尧的认识里，邬思道起初是雍正府上的潜邸幕僚，随后前往李卫府上“半隐”，至于其前往田文镜府上的事情，他都可能是未必知晓。于是，这个时候的年羹尧必然会对邬思道究竟奉谁人之命前来而倍感疑惑，到底是李卫、十三阿哥胤祥，还是雍正安排其前往，年羹尧必然是拿捏不准的。
其次，邬思道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邬思道此行押解的河南省支援的粮草，不仅数量没有达标，并且时间上还延误了，这样的方式太过于的刻意，甚至是有考验和考量年羹尧的嫌疑，这更加让年羹尧感到了疑惑，并且猜想是否真的是因为自己此前的行为而引得雍正的不满，还是对此要有什么样的说法，再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年羹尧也是要陷入疑惑之中的。
再次，邬思道究竟已经知道了什么。
由于邬思道与雍正的特殊关系，以及能力与远见，都让年羹尧不免紧张起来，毕竟当年的邬思道虽未与康熙谋面，仅凭借康熙的著作就能对康熙的内心所想了如指掌，那么此时的邬思道已经洞察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以及准备对年羹尧说些什么，这无疑都会让年羹尧倍感紧张。
于是，年羹尧一改此前对待其他官员的态度，先是将邬思道的“罪责”全部免除，随后将其奉为上宾，热诚招待，而这为的便是了解邬思道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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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邬思道并没有直接道破年羹尧的“虚伪”，也没有揭露年羹尧“待价而沽”的想法与行为，而是在与年羹尧的交谈中，拿来一盏灯，放在地图上，这个时候灯柱的影子正好将法轮寺完全遮住，年羹尧也就这样心照不宣的明白了邬思道的用意。
可以说，邬思道这是在用一手“将计就计”，瞬间点醒了年羹尧。
一方面，此时的雍正因为年羹尧在西北的战事不利，已经到了极为不利的境地，在这样拖下去雍正垮台了，年羹尧自己的必然也将无法自保。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邬思道这是在借喻催促年羹尧出兵，为的是要年羹尧帮助雍正稳定皇位，只有这样年羹尧才能保住现有的一切，否则就真的是害人害己，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另一方面，邬思道用这招灯下黑，也是在提醒年羹尧。年羹尧玩儿了一手“灯下黑”，从而“藏住了”叛军，但是这在雍正的眼中，只会是“掩耳盗铃”，雍正对此早已是一清二楚，一切依然能为雍正尽皆所掌握，所以邬思道这也是在劝谏年羹尧能够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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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了邬思道的一番言论后，年羹尧这才恍然大悟，带兵迅速平定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帮助雍正挽救了危局，同时他自身也得到了极尽的封赏。
只不过，巨大的功劳让年羹尧彻底迷失了自我，进而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只得以被刺自尽的惨淡结局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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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回到邬思道的视角来看，其主动向田文镜请命，愿意亲自前往押送粮草送至西北大营，并不是单纯的为了那几千两的幕酬而呈一时的“匹夫之勇”，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是无比安全的。
对于年羹尧而言，他深知邬思道与雍正的关系，所以一看到邬思道其首先想到的便会是雍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羹尧也就不敢对邬思道有所造次，毕竟，如果真的擅杀了邬思道，那只能映衬年羹尧此时的心虚与惶恐，也只会增加雍正对其的不满与猜忌，所以年羹尧断不会至此的。
而对于雍正来说，只要邬思道能够成功劝谏年羹尧出兵平叛，帮助其摆脱现有的政治困局，那就说明邬思道内心之中与雍正还是心心相惜，密切相连的，这也是对于雍正的一次极为关键的“示好”，为的就是告诉雍正自己的本意，让雍正放心。
最终的结果也正如邬思道所料，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雍正放下了怀疑与戒备，从而就此得以“全隐”，获得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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