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奠基者——秦始皇与蒙恬（5）
主笔：闲乐生
其实，秦朝之亡很多的原因，长城与直道在里面占的比重很小，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我们都没有注意，那就是秦始皇对百越的用兵。
据《淮南子》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始皇帝令尉屠雎带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攻击岭南，先后打败了西瓯人（浙江的百越）、闽越人（福建的百越）与南越人（广东的百越），但是当和西瓯人（广西、越南的百越）打的时候出问题了，据《淮南子 人间训》记载，这一仗秦军打的十分艰苦，长达三年不解甲，不弛弩。先是小胜，还杀死了西瓯族的首领“译吁宋”，但是接下来西瓯人跟秦军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他们躲进深山老林之中，凭着地利不断袭扰秦军，尉屠雎莫之奈何。终于有一夜，秦军遭到了西瓯人的伏击，大败，主将屠睢战死，秦兵伏尸流血牺牲数十万人。
现在问题来了，蒙恬三十万就打败了强悍的匈奴，屠雎足足五十万大军，为何被一支小小的西瓯搞成了这副德性？难道是统帅太蠢了吗？不见得。屠雎这个人是什么来头史书没有详载，我们不清楚，但看他能接替一代名将王翦的位子率领半个国家的兵力南征，相信其即使比不过蒙恬，也绝不会是个无能之辈。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战无不胜的秦军来到岭南，就变的老吃败仗了呢？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蒙恬北伐是收复赵国的故土，当地边民既痛恨匈奴的劫掠，自然会站在秦军这边儿，这叫有有群众基础，战争就好打。而尉屠雎南征的是南蛮未开化地，对于那里的越人来说，秦军是侵略者，所以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顽强抵抗。因此同样是拓疆，蒙恬与尉屠雎发动的战争性质不同，结果自然迥异。
第二：地方气候不同。蒙恬北伐的是河套地区，那里的气候条件与关中差不太多，士兵们比较适应。而尉屠雎南征的百越地区是南方蛮荒之地，那里气候懊热，地势卑湿，山岭丛杂，瘴雾极重，蛇虫又多。秦军一到其地，不服水土。或为瘟疫瘴气所侵，或为猛兽毒虫所害，往往死亡。再加上当地越人仗着熟悉地形，不断的偷袭秦军。久而久之，秦军士气日渐低落，大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其实《淮南子》的记载本身是有问题的，屠雎不过一“尉”，比之蒙恬不知差了多少，何以能统帅五十万大军？而且《史记》中从未提及这五十万大军的情况，只在《秦始皇本纪》上说，秦政府曾派了一些犯法的官吏、流民、商人以及在当时地位相当于半奴隶的赘婿（注1）去“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所谓陆梁，即山谷中平地之意，换而言之，秦军只占领了平地，山林之中仍是越人的天下。另外还有就是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借主父偃的奏疏，提到一笔“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然后“秦军大败”，也从未说过五十万大军以及战死数十万人之事（注2）。总之，秦始皇应只是派了些罪犯去开发岭南罢了，按照法家的说法，这些都是帝国的不稳定分子，留在原处只会生乱还浪费粮食，不如派去岭南当炮灰，还可以开发落后地区，比如修建灵渠以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等。秦始皇的这项罪囚殖民制度后来被汉武帝发扬光大，成为了中国人开疆拓土的惯用政策。其实欧洲人的殖民历史也可提供很多类似的例子，中外在这方面可算得上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总之，秦始皇终究是拿下了百越地区，将其置为桂林（约为今广西省）、象郡（约为今越南中北部）、南海（约为今广东省）三郡。至此，秦帝国的疆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五岭，北过大夏，国土总面积超过347万平方公里，比其上世纪（前四）横跨欧亚非的的亚历山大帝国还大。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可惜夺秦之鹿的西汉初年国力十分疲弱，国土一度锐减至214万平方公里，后来若不是汉武帝争气又将地盘打了回来，五胡乱华可能提前爆发。
当然，为了征服百越，帝国毕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个代价，直接加快了大秦覆灭的脚步。如果说派蒙恬修长城筑直道对帝国的安危与发展还属必要之举，那么征服百越绝对是秦始皇毕生以来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第一：征服百越是自残式的自损实力。为了统治与开发新征服的百越地区，帝国数十万移民军全部驻扎在象郡、桂林郡、南海郡三郡。然而这些地区山岭纵横，土地贫瘠，沼泽四溢、丛林密布，农业水平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开发成本太大，还要内地输血维持，这直接导致了秦军供应水平下降与内地压力倍增。据《史记 淮南王列传》中淮南王刘安的部下伍被所言，当初秦的龙川令赵佗为了给移民的士兵们找媳妇安家，还特意找秦始皇要了三万内地女人，结果秦始皇给打五折批了一万五。
总之，岭南之戍，便如同饕餮，不断地吞噬着各种资源、人口，乃至帝国本身。秦作为一个军国主义野兽，其基本生存法是以外养内，即汲取他者资源以滋养自身；同时也可借此消耗国内任何可能造成反抗朝廷的能量。《商君书 说民》上说：“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又说：“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法家认为国家想要保持秩序，就必须持续地将民力投入战争，能生（积蓄）也要能杀（消耗），这样才能“输毒于外”，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进而兼并天下，这便是秦帝国的基本发展逻辑。
可天下一统之后，再无他者可供汲取，或者说，汲取的成本太大，非但没利润，反而要向外输血到长城岭南，那么帝国只能向内汲取，损黎民以肥朝廷。而如此一来，百姓再也没办法得到军功爵位，还要饱受徭役之苦，别说六国之民了，就算老秦人都无法忍受。所以一旦天下大乱，秦吏与秦军则大量逃亡、甚至反叛，结果帝国瞬间分崩离析。陈胜吴广起义后，其部将武臣北渡黄河，一句话就动员了数万豪杰造反，他说：“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可谓一语中的。换句话说，秦统一天下后不但没有停止它那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战时经济，反而变本加厉开动它的巨大战争机器，去获取短期内毫无利益的土地，这最终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攻之国”，消耗过度，精尽人亡。
第二，征服百越的是秦始皇平生做的最吃亏的一笔买卖——移民大军浪费了帝国大量钱粮，却一点本钱都没捞回来。当天下大乱后，这北方三十万大军，有直道交通，后来还能杀到燕赵之地给咸阳分担压力。然而南方移民军一兵一卒都没有去救秦，而恰好当时的南军统帅南海尉任嚣又病死了，他指定的继任者龙川令赵佗干脆就尽诛各郡秦吏（注3），据险自守，不但眼瞅着帝国灭亡不管，反而拥兵自重，自立为南越王了！
第三，征服百越不是当务之急。匈奴潜力雄厚，又占据了帝国的命根子河套地区，所以必须将他们赶走，不能让他们从容壮大。然而百越又何必这么急着去摆平它呢？自古以来，百越从来就不是华夏王朝的心腹之患，因为它既称百越，自然部族甚多，且不相统属，一盘散沙，根本威胁不了中原政权的统治，所以楚国在最强大的时候，也只是开发到浙江湖南地区，并没有接着往南打。汉朝也是养精蓄锐近百年，直到汉武帝最强大的时候，才在公元前109年彻底平服了百越。秦始皇又何必要那么急呢？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代代打，什么都得讲个平衡。修长城筑直道已经耗费了不少国力民力财力了，帝国至少需要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人口物力的繁衍，才能继续下一步的拓疆计划。所以秦始皇最正确的做法，是把征服百越的事情，留给子孙后代去做，可他非要在自己这一辈子把所有事情都做完，这能不出乱子吗？有些事情不是不能做，而是不到时候做，做了不一定付得起那样的代价。秦始皇最大的缺点，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骛远，什么事情都要毕其功于一役，丝毫不怕撑死自己。唉，人有的时候进取心太强也不好呀，要有自知之明，要懂知足常乐，要有追求但不强求，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态度。所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
总之，秦之亡，秦始皇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但他毕竟为中华做了许多亘古未有、开天辟地的大事，这些大事，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将相们所做的总和还要多。当然，这些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数不尽的血泪白骨与广大民众的深重灾难之上。但不管怎么说，满怀开拓与进取精神的秦人，开创了一个独特而伟大的文明，他们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无数宝贵遗产，这一点历史将永远铭记。所以司马迁也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史记 六国年表序》）
注1：这种方式被称为“谪戍”，谪发者包括“贾人、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祖父母) 或父母尝有市籍者”七种，故汉时又称“七科谪”。这其中有违法官吏，有逃亡户籍者，还有经商致富者及其后代（破坏了高爵权贵对土地和财富的垄断），秦制统治者认为，这些人危害了国家税收与统治秩序，而且四处流动（没有土地的束缚）不利于管控，故需要严厉打击。至于赘婿，则通过倒插门的方式让家庭规模变大，妨碍了国家的税收与社会原子化，所以也遭到了打击。《睡虎地秦简》中还记载了一条律法，不允许对赘婿授予爵位田宅，子孙三代之内禁止入仕，并且七代内必须在户籍中标明为赘婿之后，优先征发徭役。另外，赘婿从军后，不仅待遇缩水（只有三分之一的饭食，还没肉吃），而且优先作为炮灰，攻城时顶在最前面填城壕。
注2：《淮南子》之所以要夸大其词，是因为其主编淮南王刘安崇尚黄老之道，提倡休息无为，还曾上书反对汉武帝出兵讨伐闽越。
注3：赵佗乃赵地真定人，又姓赵，或是当年赵国王族后裔，他不救秦而割据为王，恐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筹谋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