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左右,乾隆帝曾短暂废除海禁,鼓励经过许可的民间口岸从事外贸活动。广州口岸的商人们为了共同应对政府官僚阶层各种巧立名目的勒索,成立了广州“公行”。每家从事商业经营的实体向“公行”的资金池出缴当年利润的百分之十,一小部分作为各商户的行业保险所需,剩下的大头便用于应对官僚集团。
这一制度设立后,迅速向其他口岸和国际社会蔓延。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腐败就已经名扬世界,贯穿清朝。但这种腐败与其说是官僚贵族阶层道德缺失,不如说是官僚制度的缺陷,以晚清名臣曾国藩的俸禄便可见一斑。
一、自幼承教,艰难登科,胸怀赤忱。
嘉靖十六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殷实人家。曾国藩的祖父虽然没有接受过教育,但见多识广,于是让曾国藩的父亲接受了良好且系统的教育。曾国藩的父亲后来考取了秀才功名,在家乡做了教书先生。
到了曾国藩这一代,祖父和父亲对后代的教育较之前更为重视,且曾家衣食丰足,能够为子孙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曾国藩作为长子长孙,自五岁便开始启蒙,先后考取了秀才和举人。
曾国藩中举后,继续参加会试,结果先后两次落第,但他毫不气馁,最终第三次会试时成功取得了进士功名,并入主翰林院担任文职。曾国藩入仕之初,也曾怀有一腔为国家社稷和黎民苍生造福的赤子之心,为官清廉,刚直不阿。
由于他一开始拒绝收受贿赂,也拒绝与同侪同流合污攫取利益,于是很快便遭到了排挤,既无法得到上司的赏识,也无法得到下属的拥戴,更失去了许多在道光帝跟前展示才华的机会。
二、认清现实,宦海起伏,十年七迁。
初入官场屡屡碰壁后,曾国藩很快认清现实。自康乾盛世开始,清朝统治者阶层就开始兴起穷兵黩武和奢华靡费的风气,而国库的财力难以支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统治者阶层享乐的巨额花费,于是自皇帝起至王公贵族,皆以贪腐纳贿为敛财手段,官僚贵族皆以贿金为谋取权力和利益的通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僚阶层的人际往来和晋升通道也几乎以金钱铺就。晚清时期,每到逢年过节,上下官僚、王公贵族、宫廷大内人情往来络绎不绝,财物往来甚巨。
而据史料记载,清朝官僚的俸禄十分微薄,曾国藩的年俸不足二百两,远低于王公贵族的水准,只到后宫妃嫔的一半左右。即便后来有了每年一万多两的养廉银,也难以支撑庞大的开支。
如此微薄的收入与巨额的花费做对比,清朝官员的俸禄就显得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为了支撑日常花销和人际交往成本,清朝官员不得不用尽一切手段贪污纳贿敛财。
曾国藩对这种黑暗腐朽的吏治深恶痛绝,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又不得不对现实妥协。于是他也渐渐开始接受各种来路的“好处”,但仍秉承初心,所得财物能够维持其日常开销和公务所需即可,并不过度敛财。如此经过数年,他的政治智慧益发成熟,人际关系也开始圆融汇通,最终十年七迁,平步青云。
三、组建湘军,兴办洋务,位极人臣。
咸丰帝即位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并且迅速席卷全国。曾国藩为母丁忧过后,临危受命训练新军以抵抗太平军的攻势。曾国藩领命后,回到家乡湖南,多方奔走,筹资建立新式军队,并且购买新式武器筹建水师,不辞辛劳,日夜操练,整肃军纪,湘军很快便有相当规模。
后来历经多年,湘军和水师历经重重困难险阻,最终艰难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劳苦功高,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受封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位极人臣。同年湘军被裁撤。
到了同治一朝,曾国藩的仕途起起落落,并未安稳,并多次替清政府与洋人之间产生的摩擦居中调停或者背黑锅。由于曾国藩仕途后期与洋人来往较多,对洋人的事务较为熟悉,因此他便主动承担起清政府兴办洋务的重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死在了洋务任上。
清朝官员的俸禄不仅要用于官员自身家庭的生活所需,还要用以支付官府下属幕僚武官的薪俸,因此清朝官员要想凭俸禄养家难于登天,于是官员们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敛财。自海禁废除起,口岸官府便想方设法从商人群体敛财,维护官府运转和应付上级官府索要的税款和费用。
总结:而商人给予官吏个人的好处则由商人自己承担,数额不菲。到了清朝末年,为了满足官僚集团和统治阶层日益增加的靡费享乐,口岸和外商勾结,逐渐开始了鸦片生意,进一步加剧各种矛盾,直至最后鸦片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