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加深民族危机的同时，也对改革救亡乃至反清斗争起着刺激作用。相关斗争中的一些志士，即与捐纳关联。
在反清力量中，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绅商等构成了最重要的动力，大小革命团体中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出于争取有利的革命环境、取得一定政治权力的需要，一些改革者、革命家以捐纳为平台跻身官场，有的甚至成为潜伏在清朝机构内部的反清分子。
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徐锡麟，
通过捐纳
获得了道员一职，又
发动了轰动一时的安庆起义
像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出身在商人家庭，其父徐凤鸣是当地有名的绅商。时锡麟踌躇四顾，两浙非用武地，且不入官，莫由操兵柄，遂纳赀为道员，指分安徽巡抚恩铭。为了谋取兵权，更便于发动革命，徐锡麟通过捐纳获得了道员一职，迅速得到了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不久后发动了轰动一时的安庆起义。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清政府原本用来敛财而广设的捐纳，于此无疑成为革命者打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通道，部分原有商人身份的革命者报捐为官，表面看似是清廷官吏，实际上却以官商合流为幌子来暗中瓦解这一群体。
晚清科举制度衰落、捐纳的盛行阻碍了科甲正途人员为官、晋升的道路，一批士人、官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和挑战。
除了放弃科举选择捐纳为官、放弃仕途选择其他职业外，还有一部分官员开始加入一些商会、秘密会社或异类组织，有人曾在《申报》上提及过这种现象，今则居然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
捐纳本是封建政府维系统治的措施，而
一部分官员作为反清势力，为灭亡清朝埋下了定时炸弹
这些团体大都被政府视为异端，是反清势力的聚集地，而一些大清官吏都加入其中，为灭亡清朝埋下了定时炸弹。伴随科举制度的衰亡、捐纳等选官体制的混乱，以及官商之间流动的加剧，士大夫阶层逐渐瓦解，大批士人开始走向分化。
此时，士人中的一小部分抓住了科举的尾巴飞黄腾达，相当一部分却沦落为下层百姓，为生计而奔波，从事塾师、文事等社会职业。
知识分子放弃本该追求的人生目标，而无奈选择与自己理想、社会使命相悖的工作，这种心理、价值观上的落差，也在微妙地转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后来的民主革命中，涌现出了一批弃文从武的革命志士。
捐纳本是封建政府维系统治的措施，然而晚清政府只认报捐金额、不限报捐要求，一味地把捐纳作为聚财、敛财的权力工具任由其肆意发展，必然不会达到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预期效果，反而为革命者深入政府内部、与政府对抗、瓦解清政府的有利手段。
中国自古以来
，国家政治权力就在
皇帝手中，
帝国主义的侵袭，使得社会性质发生了剧变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中央集权的传统，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和皇帝手中，地方权力弱化是这一制度的一大特征。自秦王嬴政扫六合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此后中央集权便不断强化，直至明清时达到顶峰继而走向没落。
到了晚清时期，像昔日那样的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不复存在，中央自顾不暇、地方各自为政，政权尾大不掉的状况时有发生，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东南互保，就是晚清地方督抚势力，膨胀到可以与中央抗衡的一个典型事例。
帝国主义的侵袭，使得社会性质发生了剧变，近代中国由完整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在造成近代社会混沌局面的诸多因素中，清廷不规范、漏洞百出的人事制度难辞其咎，而捐纳就是其中最大的弊病。
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中央集权制度之所以能够构成维系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统治的一大支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朝历代不断发展、完善的政治人事制度。以科举制为中心内容的选官制度相对公正，为官员队伍的正常延续提供了保障，同时此途入仕者也在达则兼济天下，等儒家思想的浸润下有其相应的使命承当。
规范的人事制度，
形成等级森严的权力阶梯，
捐纳
衍生尾大不掉的弊端，其实质反映了中央权力的削弱
在这种较为规范的人事制度下，全国形成了等级森严的权力阶梯，国家的政治权力表面上自上而下分配地方、责任到人，最终实质上又自下而上回归中央。然而，与正途人事制度同时存在的捐纳，却给社会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作为在正途之外的捐纳，它的出现主要是从侧面调节统治集团的人事运作，但捐纳毕竟是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获得入仕、晋升等资格，有着很大程度的不规范性，它的膨胀、失控必然会对官方正途构成威胁，导致政府在政治人事领域调控的失效，甚至衍生尾大不掉的弊端，其实质反映了中央权力的削弱。
在捐纳之下，官吏选拔、升降等不再讲求公平、公正，首当其冲的是官员质量，由于报捐入仕的门槛远远低于选官正途的标准，官员的质量无从保证，降低了政府行使政权的能力，使得政府的威信下降，这往往会带来公众对国家政权公信力的怀疑。
面对内忧外患的重重包围，晚清过度依赖于通过捐纳扩大财政来源，调节官、商关系，然而一味地放纵捐纳发展促成了地方势力、利益集团的强大。例如，私人报捐机构可以总揽捐纳事宜，而中央缺乏相关专门办理捐纳的规范化的机构、制度，造成官吏选拔权，流散至地方甚至由私人控制，为地方权力膨胀创造了条件。
报捐者大多以一己私利为目的而进入政治领域，或
通过捐纳取得官衔，最终又成为清王朝的反对者
与此同时，报捐者大多以一己私利为目的而进入政治领域，鱼龙混杂，不乏许多滥竽充数之辈，这部分人员的存在把官场，变成隐患丛生的昏暗之地，成为随时可能瓦解其所依附政权统治的定时炸弹。
另一方面，许多资产阶级改革派或革命派成员，为了更便于实现各自的政治理想，报捐入官成为他们接近国家权力的最快捷、高效的途径之一。例如徐锡麟等民主革命家、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杨深秀等改革者，都曾经通过捐纳取得官衔，最终又成为清王朝的反对者。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晚清中央权力的衰弱，导致自上而下无法形成一套统一、严格的人事监管体系，地方势力的壮大、私人团体的发展都变成了僭越国家权力的因素。
总结
晚清捐纳就是典型事情，国家的倡导、默许致使捐纳流行，而无力的中央调控和一味的纵容，使得它最终走向失控，商可为官、官可从商，原本等级分明的阶层可以互换身份、官民混淆；地方拉帮结派、各自为政，中央却无力管控，因此捐纳的盛行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晚清中央集权的衰败。
参考内容来源：《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