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的科举跟唐代有很多不一样，其中一点就是释褐。什么叫释褐呢？一般而言，平民百姓穿的粗布衣裳都是褐色的，所以一旦当官，就不需要再穿这些衣服了，而是穿上官服。所以所谓的释褐，就是要当官了。
那么，当官穿的是什么衣服呢？按照宋代的规矩，低级别的官员穿的是绿色官服，叫青衫；之后升官到一定级别了，皇帝会赐绯，也就是可以穿红色官服；再后面成为高级官员了，皇帝又会赐紫，也就是可以穿紫色官服。唐代也是要释褐的，但唐代科举之后再到释褐当官，还需要经过吏部的考试，考身、言、书、判四个科目，及格了之后才能当官。
如果总是考不及格，那不好意思了，只能到节度使那里去当幕僚，干得好再由节度使推荐，成为正式的官员。比如著名的韩愈，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不过宋代，尤其是北宋前期，进士释褐就不需要再参加吏部考试了，只要考中，就可以立即授官。
那么，士子们考上进士后，会当什么官呢？考得比较好的进士，往往就会到各州去当通判，这就相当于副州长了；而名次稍低的进士，则会去当县令。寇准在太平兴国五年(980)的考试中排35名，尽管在119人当中不算太差，但也说不上特别好，属于乙科进土，所以他的宦海生涯，也就从县令开始了。
寇准刚释褐，被授予的官职是“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不熟悉宋史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这大理评事难道不是应该在大理寺审案吗，怎么跑去巴东当知县了？其实这跟北宋前期的官制有关。在宋神宗的“元丰改制”之前，宋代官员的职位主要分为官、职、差遣三个部分。
所谓官，乃是这位官员的高低级别(阶官)，主要是拿工资用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工资级别(寄禄官)。而拥有某一头衔的官员，他往往不会从事这个头衔所指示的工作，而是被皇帝指派处理其他工作，这就是“差遣”。比如此时寇准是大理评事，这是官衔，但他实际上不需要到大理寺上班，而是带着这个头衔以及相应的工资，到巴东去当知县，而知县才是他真正要做的事情。
至于职，乃属于荣誉头衔，用于抬高大臣的身份，比如某某学士、某某待制等，而刚刚进入官场的寇准，当然是没有这种头衔的。
寇准离开开封城后，应该就马不停蹄地往巴东赶了，中间可能他也顺路回了一超家乡下邽，拜别自己的母亲。关于寇准去巴东上任，有一个八卦故事，说当时归州知州唐谓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里有人告诉他说，宰相要来了，你还不去迎接？唐谓醒来后就想，最近好像没有听说哪个宰相出镇地方啊。早上他到了衙门办公，下面的人告诉他说，朝廷新任命的巴东寇知县已经进入归州地界了。唐谓听了非常惊喜，马上跑出城去迎接慰劳，结果一看寇准，“风神秀伟”。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帅啊，神采奕奕，一看就是了不起的人物。唐谓立即把寇准奉为上宾，并让自己的儿子们出来拜见。寇准准备离开归州城登船去巴东时，唐谓的一个儿子唐拯告诉他说:“刚才寇叔叔盯了老爸你放在大厅左边的那套马具好几次呢，你要不送给他吧。”唐谓听了之后，如言照做，让寇准大为惊讶。
寇准肯定是惊讶的，此时的他只有19岁，既不是官二代又不是富二代，值得一个知州这么去做吗？我很怀疑这个故事的部分真实性，因为所谓梦中有人告知云云，应该都是后人在寇准显贵之后，牵强附会上去的，不能当真。同样类似的故事，也被用来描写过寇准的另一位同年，后来也当上宰相的王旦。
我猜故事的原貌，可能是唐谓出于礼节，确实到归州城外迎接前来报到的寇准。但唐谓有心结交寇准，倒可能是真的。为什么呢？其实很好判断，那就是寇准太年轻了，只有19岁。想想现在19岁的孩子会干什么？估计才刚通过高考，准备过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然后进入大学学习，而寇准却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县长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今天的孩子如果走运，最快估计也得29岁才能干到这个位置，而放在宋代，大多数人也要年过三十才能做到。所以在唐谓心里，寇准将来能不能当上宰相不好说，但在官场里上升的空间肯定非常大。到城外迎接让孩子拜见、送一副马具，等等，这些对于唐知州而言都是举手之劳，但由此交好一位将来有可能出将入相的青年才俊，为自家孩子将来的发展先处好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极为划算的事情。
而作为寇准，交好唐知州也是非常重要的，毕意自己在巴东任上的评价是要由唐谓写的，而如果自己将来想进一步升迁，恐怕也离不开这位顶头上司的推荐。事实上，寇准跟唐谓的关系很好。寇准在巴东县一待就是三年，而三年也是宋代一任地方官的期限，换言之，三年之后，官员经过考核，或升迁，或调到別的地方去，不过也有少数会继续留任。
在这三年里，史料告诉我们寇准所做的事情并不多，在我看来，大概也就这么两件。第一件是收税征役。无论是哪一朝哪一代，地方税收都是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中央对地方官考核的内容当中，能否完成任期内税额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税不是这么好收的，普通老百姓还好，有一些豪门大户是变着法子逃避赋税，从而导致地方税额不能完成。
这样一来，无论是县长还是州长，压力都会很大，如果他们没法向这些大户要来税钱，那就只能对普通百姓进行压榨了，官民之间的关系也会由此变得越来越紧张。除了交税之外，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每年还要为官府义务劳动一定的时间，这叫作“役”。而在义务劳动期间，不天发工资，而且耽误日常农作，如果在劳动过程中犯了错误，还会受到官府的惩罚。
所以，不要说富家大户了，连小老百姓都不太愿意服役，想方设法推脱，实在推脱不去，甚至有些百姓会因为赋役过重而逃田，也就是放弃土地，跑到山里或外地去躲着。
寇准作为一县之长，也有收税征役的压力，但寇准的办法很简单，每到收税和征役的时候，他便把每家每户该交多少税，该服役多少天，清清楚楚地用文榜贴在衙门外面，老百姓们就争先恐后地来交税服役了，从来不用动用官府文书去抓人。寇准是神仙吗？显然不是。
那他是怎么轻易完成其他普通官员难以完成的任务的？史料上给出了一个答案:恩信——这是寇准管治地方的基本方法。史书上没有告诉我们寇准如何对老百姓施以恩信，所以我也不清楚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但从字面上理解，所谓恩，应该就是积极地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让老百姓感恩戴德；而所谓信，那是言出必行，让老百姓容易捉摸、容易遵循。再加上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老百姓本来就把地方官员当作父母，恩信并用，老百姓背定也不好意思不交税、不服役、让“父母”难堪了。
当然，如果寇准所处的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大县城，估计光凭恩信也是很难顺利完成任务的，毕竟一种米养百种人，老百姓里也会有奸猾之徒。但寇准第一任县长所在地巴东，乃是在今天湖北恩施州境内，与蛮人的聚居地接壤，当地人口稀少，而且民风淳朴，这也是寇准能够顺利施行恩信的重要原因。
寇准在巴东县衙中，曾经亲手种了两棵柏树，他离任之后，当地民众依然对它们十分爱护，并把它们称为“莱公柏”。“莱公”就是后来寇准的爵位“莱国公”，由此可见，巴东百姓对这位少年县长念念不忘，更足以证明寇县长对巴东百姓的恩信非同一般。
小小巴东县对寇准来说确实是屈才了，连最难的赋役之事，他都是张榜了事，其他事情对他来说根本就不足挂齿。所以他在巴东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游山玩水，而文人寄情山水当然少不了吟诗作对。据记载，寇准在巴东任上所写的诗歌达到156首，他自己把这些诗歌编为《巴东集》出版，不过这本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在《寇忠愍公诗集》里所保存的巴东诗，大概也就几十首而已。然而，这几十首诗大多是借景抒怀的，而且是愁怀，细细品味，几乎都充斥着悲观的情绪。
结语
寇准在巴东过得一点都不快活。为什么呢？人不多，事不多，山水游来游去也就那么多，太寂寞，太无聊了。堂堂一位才子，自问有宰辅之方，却屈居于偏僻小县城里，前途似乎不是一片光明，而是幽暗未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