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关键，必先了解作者的背景，创作的意图，以及著作的目的与方法。没做过这等功课，即便皓首穷经，最终也只能是误读，又误读，再三误读。由于文章篇幅的问题，仅举一例说明珠玑之所在。
建安末期，孙吴的战略为何从“抗曹”，转变成“击刘”？
此题细究起来甚为复杂，然而也可以一句概括：
抗曹徒劳无功耳。
谁才是让孙权转变吴国战略的关键人物呢？
1、刘备 ；2、吕蒙
刘备诈骗在先，吕蒙顺势倒戈在后。(倒盟国的戈)
刘备取蜀在此不谈，仅关心吕蒙的心态即可。
全据长江的战略，是吴下阿蒙读了书以后才领悟的道理吗？
我认为不是。
吕蒙是读了书，但他仍是一名武人，其心思视野或加深或拔高，他的主要人生经验还是来自于战场，因而他始终并未具备鲁肃的气量与远见。吕蒙的战略总不脱武人之见，即是明证。文人懂得吃亏有时是占便宜，以战功为人生进阶的武人，很难说服他明明可以不用让步，却必须吃亏的道理。换言之，书中知识与现实经验的背离感一旦出现，武人会毫不犹豫相信经验。
抗曹徒劳无功，加剧了吕蒙对盟友蜀国的不满，而此心态，普遍也发生在青壮年的吴国将领身上，因而同盟派的支柱鲁肃一死，吕蒙便趁机倡议改变北伐战略，兵锋向西。
鲁肃死，孙权必须找接班人，接班者维持旧政策已无法解决他对刘备的恨意，因而在此关键时刻，吕蒙偷袭荆之计才会那么醒脑。
然而，鲁肃的旧政策有它的道理，当时孙权才会接纳，鲁肃死后，吕蒙虽然拿出周瑜的初始概念加以改造，但要吴国整个转向走回头路，绝非易事。重点在于，是什么让孙权接纳了吕蒙之计？
比对《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载看似一样，实则有微妙的差异：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蒙乃密陈计策曰：“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 《三国志》
“初，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肃屯陆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密言于权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后取羽，何如？”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权善之。 ” 《资治通鉴》
第一个重点：吕蒙点名的几个将领。
在孙权听来，吕蒙整个计策没有什么特别，但那几个从吕蒙口中喷出的将帅名字，才是重心所在，因为那代表吕蒙与这几位实力派军头，是一个山头的。
聪明的孙权听到的是这个。
如果你觉得这么说太夸张，不妨想想后来刘备征吴，总司令陆逊是如何被战友排挤与不信任，就可领略“战友”，其实就是说服老板的最大资本。
也就是说，孙权虽有意转变吴国战略，但也要有军人站出来支持，而且愈多愈好。
第二个重点：聊复
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
我从未看过有人追究“聊复”这字眼，其实这是陈寿斟酌过的史笔，《资治通鉴》却省略了这个关键词。
聊复：姑且之意。
查查词典，这字眼出于《晋书》，或《世说新语》的“聊复尔耳”字条。
典故从略，聊复尔耳之意，就是姑且如此罢了，也意味着孙权在不认真地应付。
聊复不是只有在《晋书》著作时代才有的字眼:
…..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杨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其辞曰……“《汉书——叙传》”
回到正题，在深纳吕蒙西向取羽之计后，孙权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若是读成“再聊到”徐州问题，那么就丢失其意了，正解应是，孙权姑且一听吕蒙关于徐州问题的看法。
为什么要姑且听之？
因为孙权知道吕蒙的胸壑比不上鲁肃，有实力接任无疑，但脑袋跟不跟得上存疑，此其一。
经年的徐州之战徒劳无功，孙权想确认像吕蒙这样的砥柱型将领们，到底有多大的战斗欲望，又有多大决心西向和关羽周旋。关羽不好对付，孙权必须确认手下有多么强烈的战斗欲望。此其二。
这便是“聊复”这字眼的精妙之处，描绘孙权试探吕蒙可不可靠，能不能担起鲁肃的担子。
结果吕蒙的回答，孙权为什么“尤以此言为当”呢？
因为这说辞，也要拿来说服国内的同盟派。
你不妨再回头对照《资治通鉴》与《三国志》描述上的差异，是不是也能领略陈寿匠心独运的史笔？
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并非《资治通鉴》的文笔逊于《三国志》，而是双方的著作方法与目的不同，《资治通鉴》是编辑，《三国志》是创作。《资治通鉴》要求清楚，《三国志》要求写意。
读史者可从这种史笔里分析陈寿到底想说什么，以及吕蒙和鲁肃在孙权心中的差异，又能比较有层次地解读历史的建构。
事实上，吴下阿蒙的故事是有问题的，因为鲁肃初上任时，关羽并非荆州的老大，而吕蒙却“先知先觉”地要求鲁肃对付关羽。这故事在《三国志》或《江表传》都有同样的问题，如果这是一种刻意地捏造，是什么造成的呢？
拔高自己的视野确认几个问题：
1、吕蒙最大的功业便是干掉关羽。
2、孙权对鲁肃的不满，就在于其倡议同盟。
这样的情况使得在关羽问题上，吕蒙与鲁肃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因果，故事才说得圆满，史家便以此背景为基础，建构了一出吕蒙早就要求鲁肃对付关羽的戏，以便叙述后来的偷袭荆州。
这故事我便是这样读的。
因而，纠缠于史料在时间上的矛盾，终究是徒劳，而且立马得曲解史料，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
说不定，其实根本没有吴下阿蒙的史实。
而大家还在拼命找合理的解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