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江伟授权发布
笔者在《突厥祖先的“索国”建在何处?》中考证指出,《周书·突厥传》言“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在地理方位上可能有误,这个“索国”更可能是“在匈奴之南”,即在青藏高原及毗邻的帕米尔高原上,特别是青藏高原上,有“索国”留下的众多痕迹。
突厥有“两白犬”图腾,再次佐证了笔者这个推断是正确的。当然,这不见于汉文史书的记载,笔者是在突厥古碑中看出来的,但那其实更为可信,因为那才是突厥人的“官方说法”,那些被外族人记载下来“人与狼交配而生”起源故事,往往是他们的民间传说,往往是有多种说法而不统一的。
雕刻有祖先起源故事的突厥古碑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通,出土于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之间的一个古佛寺遗址中,如图:
吉尔吉斯伊塞克湖一带出土的突厥文石碑碑首,年代约为公元五、六世纪。
碑首浮雕,是两“犬”(狼)正在交媾,后腿共同托起了一个小人头像,外面罩着表示“圣祖”的光环。这种按在碑首上的雕塑可不是能随便杜撰的,必是当时突厥人公认的祖先起源神话。
注意雌雄两犬(狼)的身躯,蛇形缠绕着,这说明不是普通的犬,而是“龙狗”。墓主人如果没有原始苯教特有的“龙狗”观念,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雕塑出现。
这种碑首雕塑也出现在蒙古高原上,那里也是突厥部族的传统活动区域:
蒙古国后杭爱省博物馆中的“布古特碑”。
碑首同样是“两白犬”交配状雕塑,但半面已缺失,中间的小人头也看不见了。据考证,此碑为突厥第一汗国“佗(tuó)钵”可汗(571-581)的纪功碑。
蒙古国杭爱山南端薛延陀故牙地突厥思结部首领之墓碑
墓主人为第二任卢山都督,其父叫“乌碎”(suì),因助唐攻灭薛延陀有功而被任为薛延陀故地都督,曾为唐朝羁縻州之一。
此碑首虽也是两白犬在交尾,但小人头已经变成草原石人,突厥语叫“巴拉巴拉”(Balbal),意为“祖先”。族名“思结”,就是藏语“舌”( ལྕེ་ je )的尊称读法,而“乌碎”是“隋”的读音来源,前缀“wu”的结果。
且不可小看了雌雄“两白犬”,说明他们是黄帝的直接后裔啊!
《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这个“白”在原始苯教中是“天祖”的颜色,也是“天”的代名词。
史载黄帝姓“姬”。汉代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曰:“姬即犬戎氏,其先本出于黄帝。”就是说黄帝本人也出自“犬戎”族。
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以黄帝为源出的“玁狁”(xiǎn yǔn)“獯鬻”(xūn yù)“猃虞”“狄历”之类,名字都带“犬”旁。
这种“两白犬”为祖先的石碑也出现在了云贵地区和山东一带,较著名的是《爨宝子碑》和《王仁求碑》,以及山东曲阜的《张猛龙碑》: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的扬旗田,碑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公元405年)。此“两白犬”作对向嬉戏之状,不是普通犬,它们是长有蛇身的“龙狗”。
《王仁求碑》出于云南安宁市。“王”为西爨白蛮大姓,据记载,祖上曾为“隋大都督”,唐封之为“云靡将军”。碑立于唐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
此碑首上“两白犬”造型与吉尔吉斯出土的突厥石碑完全相同,但后爪托起的小儿已变成高台端坐的一男一女两圣人。
《张猛龙碑》全称为《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藏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刻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
碑首两白犬已联为一体,成了蚕蛹之状,这代表它们已羽化成仙,能不断转世再生了。这个“猛龙”毫无疑问就是指鲜卑拓跋观念中的“狗龙”。
石雕墓碑是很难保存下来的,因为石头容易风化破碎。追溯古老的“两白犬”之遗存,一直可以追溯到“夏后氏之璜”,一种用青铜制作,外面镶贴绿松石的月牙形礼器:
西周时代山戎墓中出土的青铜璜状器,表面绿松石已全部脱落。上弦有两条准备交配的“犬”(狼)。下弦的齿可能是索国之“索”(སོ་ so)的一种表达方式,藏语意为“命”。
河北东北部出土的西周时代青铜饰物,长8.9厘米,是为正反两面。它以“两白犬”交尾造型,身上还饰有代表统治权的大圆猴眼。
笔者以为,这种“两白犬”雕塑的广泛存在,就是华夏文明起源真实场景的一种缩影,也是华夏文化源头何在的可靠线索。
向西看的话,“两白犬”的观念也出现在了亚述时代文物中,因为那里也是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的迁徙扩散之地:
法国罗浮宫东方艺术馆藏亚述时代黑玉浮雕,图案与伏羲女娲蛇缠一起相同,但不是两个人首,而是两个长有翅膀的“狗龙”的头。
上图此物已带有西方艺术的写实特征,一看就不是东方华夏文物。但有此变化是不奇怪的。就像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他们的皇家器物都带上当地特色,与蒙元器物大不相同了。
因为“本地化”是不可避免的,蒙古人从东方带去的观念,也只有与当地文化结合才能落地生根,才能表达出来。即使君王和贵族们的蒙古人种特征,过不了几代人的时间,也将慢慢消失殆尽。这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历史规律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