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兵制不断改革，从国家义务兵转化为以雇佣形式出现的私人武装。在军队内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开始松动；同时，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士兵大量存在。这也造成军队内部猜忌严重，相互屠戮、杀伐不断。直接造成了唐代后期违背军队纪律惩处极为严厉，维系军队内部团结已经从前期的国家荣誉感被赏赐的金钱所取代。
一、唐初军赏、军费对军纪的影响
在隋末唐初，天下又开始纷争不断，军队士兵人数多，而国家和将领又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因此战争胜利后的战利品就成了军费的替代物，将领也往往用胜利后的赏赐激励下属奋勇战斗。
实际上在军队中也广泛存在着杀敌取其财物的行径，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唐初重要武将也是军事家的李靖也是如此。贞观三年，当李靖平复东突厥归来后，即有人告发李靖纵兵抢掠番人财物。李靖作为唐初的著名军事家也纵容下属将士杀敌取财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因为古代军队必须要靠重赏才能奋勇战斗的缘故。
古代兵法认为必须依靠奖赏财物，而奖赏财物的来源便是敌人的军需物资，当然战后的劫掠品一般也计入在内。这虽和李靖兵法中所倡导的：“破敌先入掠；隐欺破虏所收货者，斩”的法令看似矛盾，实际在运用中有很大的灵活性。要保持军队很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大量的赏赐是必备的，所以才会鼓励杀敌取财。
而战胜敌军后，为了保持军风军纪无所犯，才会出现后边严厉的刑罚。这和兵法中所提倡的严刑厚赏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严格对立关系。二者在特定的环境下相互维持，都是为了维护军队的战斗力和军队纪律。
唐初的对外战事接连不断，以至于战争军需物资的消耗极大。高宗乾封二年的征辽战役中，就曾经将整个河北的租赋充作军费。到了武则天延载元年，为了应对讨伐默慑而导致的军费失衡，内史豆卢钦望奏请京官九品以上者输两月俸料以资军费，此事因拾遗王求礼上表极力发对而作罢。
豆卢钦望作为宰相做出如此荒唐的建议固然可笑，但是也反映了唐朝面对不断扩大的对外战争，军费的庞大支出也的确惊人。军费的激增对唐朝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对外战事的不断扩大造成了大量兵士的增加，也形成了军费的数目直线上升，这也无形之中给军队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也影响了军费的供给与支出，既而对于军队战斗力和军纪产生影响。
《资治通鉴》记载，唐代节度使张齐丘因为分配军粮不均造成了士兵殴打节度判官以下犯上的严重事件，更险些酿成士兵殴打节度使的情形，张齐丘也因此被泛官。从这里我们发现：以下犯上作乱的士兵没有惩罚的记载，反而是军事主将受到追究责任。由此可见，军费的供给和分配对于唐代军队的纪律的维持有着巨大的联系，赡军问题，已成为影响唐代军纪好坏的关键。
唐代初期，对于军队的赏赐，政府没有明确的规定。每逢大战，军事主将的个人意志对于军赏及分配有着重大关系，赏军问题也仅为军队内部问题，唐朝中央对于军赏（特别是物质方面）无所定例，赏军的方式与古人兵法所宣讲的内容如出一辙，军事主将是赏军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另外，由于唐代统治者出于各种原因的对外战争，造成了军费的大量激增，对于唐代军队内部的稳定。
二、安史乱后军赏、军费与军纪关系的变化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的盛世局面消亡殆尽，从此陷入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动荡局面。期间虽有过元和中兴与被称为小太宗时期的大中年间，但整体上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亡了。唐廷为平定安史乱党，广置节度使，并任其募兵迎敌。这样虽然便于就地攻打叛军，但也给已经困难的军费供给造成了压力。募兵的来源也庞杂无序，军队的纪律也随之无法维持。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将领鲁炅所部与史思明遭遇后战败，然后他的士兵竟然和安史叛党一样劫掠百姓，以至于天怒人怨，自己也因过度担惊受怕而仰药自尽。安史叛党对于老百姓的欺压掠夺行径，也成为了唐朝军队所模仿的对象，军队纪律因而大为败坏。随着平叛的结束，许多安史旧部也摇身一变成为唐朝军队，如河朔三镇。军队成分的复杂化使军队纪律的维持更难管理，因而才出现了商戟所说的“弱国刑五赏五”的情形。
赏军成为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上至唐廷中央，下至各级节度使府，国家的法令中对于军赏的内容也有了明确的规定。贞元元年唐朝长安城中的军队和关内军队开支，每个月要米五十三万石，钱六十万贯。不但平时赏赐数目巨大，就连皇帝即位也要对军队进行赏赐。敬宗即位之初，对军队的赏赐无度，“神策军诸军士人绢十匹，钱十千”。同样在地方藩镇节帅，对军赏的数目和种类，也是极其丰富。
这种通过军赏来维系部队凝聚力的措施，使得藩镇节帅和士兵结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雇佣关系”，而军赏则成为了联系彼此的媒介。上自中央下至各个州府，无不被严重的冗滥军赏困扰。加之平定安史之后，国内外局势的动荡不安，大规模的征讨也是此起彼伏。由此诱发的赡军所需军费数额极其巨大，唐初那种看似可笑的官员集资供军行为在唐代中晚期成为了可能。
可以说，唐代中后期为了筹集军费，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对军队大规模的赏赐和赡军行为，造成了唐代后期的军队唯利是图，兵骄将惰的现象。张国刚先生将藩镇对于经济上的依附关系称之为“嗜利性”很好的说明了军赏与军费对于唐代军队的影响。
正是由于唐代中后期对军队厚重赏赐风气，造成军队对军赏或军费的依赖更加密切。赏赐的公平与否，也直接影响了军队的纪律风气，对于国家和方镇内部的安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军费的不足直接导致了部队军心的换散，进而产生了以下犯上，叛乱杀死主帅的恶性事件。厚赏所需的钱帛必然会因财力的有限走向枯竭，然而要想变更这种风气则相当困难。士兵的既得利益一旦受损，肯定会引起军纪的浮动，形成军队的纷争。
就整个国家来说，赏军与否以及军费支出的多少也影响极大。唐德宗建中元年，对于魏博镇士兵的遣散就没有考虑到相关的善后抚恤工作，以至于田悦阳奉阴违，出家资供军并最终对抗中央的事件。田悦的军赏行为凝聚了叛乱力量，也造成了士兵甘愿为割据势力卖命的行径。
唐代军赏问题对国家影响最大的就是“径师之变”的发生。
节度使姚令言冒着极端天气率领五千军士来到京师，希望得到朝廷的赏赐后回家，但是朝廷一无所赐。只给了一些残羹剩饭，军士大怒，皆反叛。泾师之变给当时处于雪上加霜的平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德宗出奔兴元，朱泚叛乱称帝，加之李怀光也随后投靠朱泚；唐朝政府险些因而倾覆。
随后在李晟等拥唐将领反击下，叛军内部也趋于分离，因而最终平定了叛乱，李唐王朝也再次光复。唐廷的这次变故直接影响了唐德宗对军赏认识的重要性，故在其晚年，多实行各种敛财措施。地方藩镇节帅也逢迎皇帝意愿，对中央进奉财物。
由此可见，无论中央或者地方藩镇，对于军队士兵的实物性赏赐具有深远的意义。军队纪律风气也随之而改变，军队中广泛存在着嗜利性，唐初的那种随意性的赏赐在中晚期变成固定的国家财政支出。某些时段（例如经师之变阶段），军赏成为军费的重要来源；将士征伐作战，获取财物赏赐成为了唯一的原动力。
另外，唐代军赏中还存在着“悬赏格。这种用“匪首”爵位来授予将士的情况，的确有利于叛军内部的分化和斗争，从而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刘悟斩杀李师道即是如此。然而这种情形又会造成“一寇死，一贼生”的恶劣后果。而且在军队内部导致主帅猜忌部下，杀戮威胁自己地位的将校的行为层出不穷。
由此所引发的军乱行为，使得唐代军纪无法维持与执行。“悬赏格”在事实上成为了那些野心家利用的工具，而这也恰恰破坏了军纪本身所仰仗的统治秩序，即军队内部的严格等级关系以及绝对服从原则，唐代的军队纪律也因而遭到了重大的破坏。
三、总结
综上所述，唐代军队广泛存在的厚赏风气，对唐代军队纪律维护和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军队赏赐从无序到正式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一部分。回顾唐代军队赏赐活动的变化，不但揭示了军队内部纪律不断松弛的原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军队盛极而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