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国之宝都有不俗的故事，“后母戊鼎”一度险些被日本人抢去，能留下可算是“天佑中华”了，对它的命名更是一波三折，连郭沫若都搞错了名字。
三十年代，殷墟附近凭空多了几处盗洞，按照贼不走空的逻辑，吴培文为首的小团伙很不甘心，几天大雨后，盗洞渗水很快，掐指一算，底下有货啊！
“动作要快，动静要小，鬼子白天来过，千万别走漏风声”，原来自从殷墟被发现后，日本人的“考古调查团”就寻踪而来，他们驻扎在武官村，还四处收买眼线，“大哥有东西”，同村吴希增摸到了硬家伙。
后半夜的凄风苦雨预示着宝贝来路不凡，大家从泥水中拖出一座青铜鼎，虽然锈迹斑斑，但看体量绝对是鼎中之霸，“天亮了，鼎送到我家里，其他人要藏起来”，日本人鼻子灵光，吴培文有些担心。
三天后不知谁当了反骨仔，日本人登门拜访来了，“吴桑你好！我是帝国研究协会的酒田，听说你们挖到一座鼎，我愿意20万大洋收购，如果你不卖，嘿嘿”，日本人徒手比划着机关枪的模样，吴培文怒了。
“我是挖宝赚钱，但宝贝要留在中国，日本人的生意我不做”，他几乎为这句话付出代价，日本人走后，吴宅附近出现了陌生人，鬼鬼祟祟的，他家几次险些被盗，还有人寄来子弹，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吴培文把鼎埋进土里，他背井离乡，死也不给日本人。
抗战胜利后，吴培文落魄地回乡，他把鼎挖出来无偿捐给政府，当世人第一次看到青铜鼎时，无不惊讶，它太庄严，太精美了。
上古时期，铸鼎是国家大事，制造环节多，冶炼要求高，郭沫若带团队研究后，给此鼎定名为司母戊鼎，从而引发了关于宝鼎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
“司”是殷商官职，如果该鼎是为了祭祀母亲所用，“司”字是很不妥帖的，而“后”在商朝语言中代表了伟大，所以更名为“后母戊鼎”才对，两派人一直争论，可因为郭沫若是大咖，历史书一直沿用司母戊鼎的说法，直到2011年有了变化。
那年国家博物馆在综合了多方意见后，终于做出了更名的决定，还原历史本源，从此宝鼎就叫后母戊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