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对岸的U-2高空侦察机频繁进入我西北纵深侦察,其飞行高度能达到2万多米。当时解放军的高射炮和歼击机都达不到这个高度,为数不多的萨姆-2型地空导弹又都用于保卫首都安全,且比较笨重不便于机动。
为粉碎敌人威胁,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请示中央从首都附近抽调部分力量,并克服诸多困难将导弹埋伏在敌机侦察路线上。于1962年9月9日首次击落敌U-2高空侦察机。
不过敌人的侦察活动并未停止。在1963年3至9月这段时间,敌机曾3次抵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设伏区域,但总能及时改变航向,逃脱打击。事后部队分析,敌人通过电子侦察摸清了我军工作频率,并加装了电子预警系统,在我军打开制导雷达天线20秒后便掉头离去。
针对新敌情,中央指示要通过技术手段击落敌机,为此相关部门组织技术专家开始研究新的作战方案。第一套方案总结起来就是不给敌人反应时间:一是在敌机离设伏区足够近才开制导雷达;二是大幅度压缩导弹发射时间。
用这套方案,解放军于1963年10月29日和1964年7月7日又击落了2架U-2飞机。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敌机又开始猖狂地到西北地区侦察,而且11月26日我军发射的3枚导弹竟然没有命中目标。
技术部门再次总结教训,推测敌人加装了新的电子干扰系统,释放虚假信号欺骗了雷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技术专家又研制了新的防欺骗系统。随后,我地空导弹部队又先后两次击落U-2飞机。从此之后,U-2飞机再也不敢到大陆来侦察。
击落U-2飞机
主导这次“以技术手段击落敌机”的人正是开国中将、时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黄埔6期学生、国军中尉报务员。
一位国军下层军官为何会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他到底为革命事业做出过怎样的贡献?
不止捉了张辉瓒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出生于江苏武进。父亲做过几年小吏也教过私塾,受父亲影响,王诤从小便得到较好的教育,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
后来王诤转到无锡陆区念中学, 每天都有轮船从城里回来将报纸送给镇里的几家店铺。为了解时事,王诤跟船家商量好由他免费把报纸送到订户手中,他正好借送报纸的机会能阅读一遍报纸上的新闻。
王诤的消息非常灵通,对三民主义、黄埔军校、打倒列强这些进步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渐渐明白了当时的中国外受列强欺凌、内遭军阀祸害,唯有进行新的革命才能拯救国家。
王诤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国民党军事技术学校,开始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几个月后,该校并入中央军校,属于黄埔第6期。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老蒋正调集重兵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
前线需要通信技术人才,王诤于1929年2月提前离校,被分配到国军第6师,后来又被调往第18师担报务员,并从少尉军衔晋升到中尉。
毛主席曾填过一首词,上阙是:“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词中的张辉瓒正是国军第18师中将师长。那是1930年12月,老蒋亲自前往南昌,调集10余万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张辉瓒担任右纵前线总指挥,率第18师、50师作为此次“围剿”的主力进攻苏区。
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策略,领着敌军在苏区绕圈子,张辉瓒为抢头功孤军深入龙冈地区,进入了红军的埋伏圈。
12月30日,张辉瓒先头部队与黄公略率领的红3军第7师遭遇,龙冈战斗打响。随即红军对该敌进行合围,切断了其撤退和增援通道。张辉瓒发现情况不妙后,企图突围逃跑,但红军很快就追上其师部。
此战红军全歼了敌军第18师,还生俘了师长张辉瓒。更让朱德和毛泽东惊喜的是,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台并俘虏了电台台长李三毛及几名报务员。
王诤
一开始这些报务员非常害怕,连名字都不敢说。朱德、毛泽东派红一方面军参谋处处长郭化若挨个与他们谈话,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为红军服务。
当然,红军也开出了极为优厚的待遇。按照军衔发放技术津贴,中尉每人每月可得50银元,还可以享受骑马待遇。这个待遇虽然比不上国军,但要知道普通红军战士每天生活费只有3个铜板。
郭化若最后又补充说:“不愿意留下的,我们也会按照红军俘虏政策发放路条让其回家。”几个报务员被红军的诚意打动,郭化若刚说完,王诤便首先举手表态愿意留下。最终除台长李三毛外,都愿意参加红军。
就在王诤等人加入红军4天后,毛泽东、朱德在小布的一个礼堂里亲自接见了这些报务员。毛泽东讲了红军队伍与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他们为工农大众服务,并表示:“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要归你们管。”朱德则表示:“白军有的,我们将来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会送来。”
王诤等人那时虽然未必能完全理解两位领袖的讲话,但他们被红军领导人平易近人、求贤若渴的作风所感动,一致表示要全力做好工作。
红军为何会给几个报务员如此高的待遇呢?因为当时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更没有懂无线电的技术人员。由于联络不畅,已经影响到作战指挥。就在几个月前,红一、三军团围攻长沙,由于联络不畅,错失了最佳战机,最终未能攻克。
当时红军在攻打浏阳文家市时也曾缴获过敌军电台,但红军战士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出于好奇进行了拆解破坏。随后,中央一再下令要注意收集敌军无线电台不准破坏。
但龙冈战役中缴获的那部电台的发报机还是被破坏了,王诤查看后发现仅剩收报机,表示只能暂时用于收听国内外的新闻报道。王诤等报务员将其中重要的报道摘抄保送给领导人参阅,郭化若给资料取了个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也就是《参考消息》的前身。
幸运的是,就在朱、毛接见王诤等人不久,前线传来好消息,红军在东韶战斗中缴获一部15瓦电台。这部电台得以完整保存,从此红军便有了一部半电台。红军便以此成立无线电通信队,由王诤担任队长。
郭化若
促成我军首次无线电通信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王诤发现,红军队伍官兵平等,战士们生活艰苦朴素,斗志昂扬,有着共同的信仰。这与白军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现象让王诤其思想进一步转变,主动写信给中央,要求取消津贴。
1931年4月,老蒋不甘失败又调集20万部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此次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策略,由于敌军不知道红军有了无线电台,竟然使用明码联络。
5月12日,王诤监听到敌军28师师部电台与吉安留守处正在联络。师部电台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询问:“要到哪里去?”师部电台回答:“东固。”
东固当时正是红军总部所在地,毛泽东、朱德判断敌军将要袭击东固,并通过监听到的情报弄清楚了其番号和兵力,决定在东固伏击敌军,连夜调兵占领了东固有利地形。
次日凌晨,敌军果然进至东固。红军突然发起袭击将其打得措手不及,此战全歼敌军28师以及47师一个旅的大部。随后,红军越战越勇,又取得了5战全胜的战绩,老蒋的第二次“围剿”也被粉碎。
毛主席高兴地填了一首豪迈的词:“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在东固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100瓦电台,此时红军已有2部半电台。王诤对电台进行了配置,由他和伍云甫带着15瓦电台跟随朱、毛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另以部分人员携带100瓦电台跟随叶剑英留守后方。
这样一来,后方便能及时了解前线战斗情况,这是我军历史首次实现无线电通信。
6月底,王诤领导的电台又侦获一条重要情报——敌军趁红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计划向赣南苏区发动进攻。这是老蒋发动的第三次大“围剿”,调集了30万重兵,并聘请了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
毛泽东、朱德得到情报后,立即下令红一、三军团回师赣南。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6战5捷报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
这次战役红军又缴获了6部电台,红军无线电力量进一步增强。在11月7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王诤利用缴获的100瓦电台建立起我军第一个广播电台——这也就是新华社的前身。
红军使用过的电台
在1933年召开的“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上,王诤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人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1934年1月,军委通信联络局成立(后改称三局),由王诤担任局长。不久后,他又由伍云甫介绍光荣入党。
长征途中发挥关键作用
红军长征时,总部配属了两部电台,对外称一、六分队。那时候红军经常进行长途转移,而且还遭遇敌机轰炸,电台无法持续工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斗的指挥。王诤决定一、六分队分开交替前进,这样便能保证电台能24小时不间断收发情报。
1960年,英国名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在会见毛主席时对其指挥的三大战役表示叹服。但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最得意之作!”红军四渡赤水,把敌军绕晕了头,其中无线电台也发挥了不小作用。
他们不仅收发了许多情报,为配合大军转移,王诤等人还利用单部电台伪装成总台发报,使敌人误判红军转移方向,红军主力得以跳出敌军包围圈。
长征途中,张国焘不同意红军北上主张,妄图搞分裂。中央便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到达陕北,但此时贺龙、任弼时等人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仍在湘鄂川黔苏区。由于联络密码掌握在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手中,中央与二、六军团失去了联系。
中央到达陕北后非常关心二、六军团的情况,下令王诤设法与其取得联络。没有密码只能用明码发报,周恩来亲自拟了一封发给任弼时的电报:
弼兄:我们已到陕北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
弼兄自然指的是任弼时,老四指红四方面军,豪是周恩来的代号,他在上海领导秘密工作时用的代号便是“伍豪”。当初设在上海的中央有一部电台与共产国际联系,后来苏区也缴获到电台。为了便于与苏区联系,周恩来亲自编了一套密码,让任弼时秘密送到苏区。这套密码后来被称为“豪密”。
按理说,这份电报任弼时不难参透。但当时二、六军团并不知道红一方面军北上以及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而且他们面临敌军重兵“围剿”,无线电台又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任弼时心想:“中央为何不用密电与我联络?”他不敢麻痹大意,便以密电回复,中央未能收到回电,反而是有密码的张国焘收到,此后他便以中央名义指挥二、六军团行动。
王诤没有放弃,带领电台不间断地监听二、六军团的信号。一天深夜,他们监听到红二、六军团正在给红四方面军发报,王诤立即亲自上机。电报发到一半,红四方面军要求暂停10分钟。王诤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
正在发报的二、六军团报务员龙振彪便问:“你是何台?”
王诤用明语回答:“我是三局王诤,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要事商谈。”王诤曾担任过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校长,红军中的报务员大多是他的学生,对他很熟悉。报务员得知是王诤后立即找来了队长。
贺龙
经过联络,贺龙、任弼时才得知中央的情况,也对张国焘有了戒心。此时中央电台虽然与二、六军团建立了联系,但为了搞好团结,周恩来下令仍然通过红四方面军的电台与二、六军团联系。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任弼时以与中央联系为名要来了中央电台的呼号和波长,双方才恢复了正常联系。
随后中央立即发来几份重要电文:一份是成立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一份是要求任弼时亲译的电文,说明要与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并团结四方面军北上。
为何说这几份电文重要呢?成立红二方面军,就与红四方面军平行,避免了二、六军团被张国焘吞并,使其成为督促红四方面军北上的重要力量。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王诤为保障指挥通畅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还创造性地开展了许多工作。比如建立通信材料厂,自行生产通信器材;建立解放区第一个广播电台;预见性地提出发展半导体事业……
毛主席曾称赞王诤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先后担任过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解放军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党委书记等职务。
1977年11月,积劳成疾的王诤病重入院。他在病房里仍然没有闲下来,写了一份5000多字的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中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想法直到今天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1978年8月13日,王诤因病去世。
晚年王诤
当初,要给一名俘虏过来的战士每月50银元的津贴,一些战士想不通。那时候红军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障。但如果得知日后的结果,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佩服朱、毛的先见之明和慧眼识珠。这50元的津贴,换回了一场场的胜利,买回了一个开国中将,实在太值了。
王诤没有让领导人失望,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并持之以恒地为自己的信仰付出努力。从俘虏到开国中将,他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疑是军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