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生于1679年，是清朝中期罕见的“革命家”。
据记载，幼年丧父的曾静被母亲养大，家境非常清贫。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曾静曾热衷于科考，但连年名落孙山使他有了挫败感。屡试不第的曾静回到故乡，当了一名私塾先生，对科举制颇有微词的曾静开始向学生们传播反清思想。
雍正五年，曾静在一篇吕留良的文章中读到了“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妙语”，颇为感慨。曾静认为，吕留良有当皇帝的才华，可惜他没有当皇帝的运气。倾慕吕留良的曾静特地派学生张熙前往浙江，拜访吕氏。
此时，吕留良已过世四十年有余，他的儿子吕毅中接待了张熙，并赠送张熙父亲的几篇遗作，其中包括一些日记草本、抄本、诗稿等。张熙将这些作品带回故乡后，曾静如获至宝，十分欣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静沉浸在“反清前辈”的文章中无法自拔，更加坚定了自己偏激的政治主张。后来，曾静将自己的观点写进了《知新录》等几部作品中。
为何说曾静的思想较为偏激呢？
在他的著作中，出现了诸如“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寿。”的歪理，此外曾静还批判了雍正皇帝，罗列了关于他的十条罪状，称雍正是古往今来第一昏君。
后来，曾静愈发坚信自己的理论，开始宣扬“华夷之分”的思想，鼓励汉族老百姓站出来反抗满清，匡扶汉统。后来，曾静听闻川陕总督岳钟琪多次要求进京觐见皇帝，却遭到清廷的拒绝。
岳钟琪是何许人也？
此人正是岳飞的第二十一世孙。
曾静认为，岳飞的死敌正是金人，而金人又是满清的祖先，所以岳家人应世代与女真人有仇。由此，曾静便派高徒张熙带着书信找上岳钟琪，希望岳钟琪能够造皇帝的反。在书信中，曾静阐述了自己的那套理论，又劝岳钟琪应以反清抗金为己任，劝他效仿祖上岳飞与金人斗争到底。
为何雍正不肯接见岳钟琪呢？
这还要从前一年说起，当时在川陕地区有个叫卢汉民的家伙四处宣称，岳钟琪要带着川陕军队造反，一时间这个流言传遍了京城。后来，官府立即逮捕了散播谣言的卢汉民，经审问发现，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的话不足为信。于是，朝廷将卢汉民处死了事。
这起事件勾动了岳钟琪的敏感神经，他立即入京请求觐见雍正，并提出要辞去总督一职洗脱嫌疑。雍正根本没把流言当回事，并未召见岳钟琪，只是吩咐他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见皇帝如此关照自己，岳钟琪自是感恩戴德，宣誓永为清廷效犬马之劳，绝无二心。
正当此时，曾静的弟子张熙“自投罗网”，劝岳钟琪造反。为了报答圣上，岳钟琪一边将张熙留在府上与其周旋，一边派人快马加鞭将消息送到京城，请雍正进行定夺。雍正听闻消息后，不温不火地下达指示：“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
岳钟琪是如何进行“出奇料理”的呢？
他先是对张熙进行了一番严刑拷打，可这张熙也算是个汉子，任由岳钟琪如何拷打宁死不屈。于是，岳钟琪立即将其释放，称此前的刑讯只是在试探张熙，并与其磕头拜把子。见张熙掉进了自己布下的陷阱，岳钟琪立即表示自己非常想反清，可惜自己只会打仗，身边缺个谋士，无法成就大业。
张熙听闻此言，立即表示自己的老师曾静正是谋士的不二之选。不仅如此，张熙还对岳钟琪表示，老师曾静已在六省策动了老百姓，大业“一呼可定”。值此之际，岳钟琪终于套出了幕后主使曾静。岳钟琪将所有信息立即汇报给雍正，等待朝廷的进一步定夺。于是，雍正当即命刑部缉拿曾静，对其进行审讯。
在听说曾静是受吕留良影响而发动“革命”时，雍正立即对过世几十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吕留良生前操守清高，发誓绝不效忠满清。很多地方官都希望吕留良出山入仕，可吕留良并不买账。吕留良在家乡开馆讲学，向百姓宣扬汉民族立场。雍正将所有责任全部扣在已故的吕留良头上，认为此人“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等一些反清分子只不过是听信了吕留良的鬼话，罪不至死。
接下来，龙颜大怒的雍正下达了谕旨，烧毁吕留良生前所留的一切书籍、日记、手稿，并开始迫害吕氏后人。在这场“文字狱”中，吕氏年满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全部被斩首，十六岁以下者发配至官家为奴。
既然“遗祸”数十年的吕留良被挖坟鞭尸，四处宣扬反清思想的曾静又得到了怎样的处置呢？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雍正非但没有处死曾静，还让他和张熙成为“活口人证”，亲自对其进行了一番劝慰。立场不坚定的曾静，被雍正的一番话感悟了，思想发生了剧变。这位吕留良思想曾经的“铁杆拥护者”，被开导成一名极力谴责吕留良的反对者。“痛改前非”的曾静写下一部《归仁说》，在这部作品中极力宣扬清统的合法性，让老百姓一定要认可清统。
可笑的是，曾静在《归仁说》中一再表示，自己之所以做出罪该万死的勾当，全都是受了吕留良的影响，错误地曲解了英明的圣上。同时，在《归仁说》中出现了大量“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之类的话，将雍正抬高到“千古第一明君”的高度。
然而，对曾静的处置雍正认为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雍正将其供养起来，安排曾静前往各地观察吏治，并让曾静去江南地区的各学府“现身说法”。此时的曾静，已化身为“满清的歌颂者”，四处宣扬雍正的开明之处，并痛心疾首地反思自己的罪状。
这还不算完，雍正结合曾静的供词，写出了一部关于清统合法性的书籍，名为《大义觉迷录》，并将这部书颁发天下，供万民诵读。这部书经刊印后，被发放到全国各地的学府中，地方官敦促读书人认真阅览，严惩玩忽不学者。
1730年四月，清廷制作了《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板，一次性印刷了五百册，将这些册子发放给所有京官。第二批书籍印制后，又被发放给各省份的地方官。地方官将朝廷发放的书籍作为蓝本，再次刻板，大量复印。最终，从达官显贵至普通士子，人手一本《大义觉迷录》。
在当时的中国，尚有不少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为了让每个人都受到教化，雍正挑选了一批值得信赖的读书人，让他们四处宣讲《大义觉迷录》。一时间，全国各地“龙亭”遍布，读书人在亭中焚香，营造庄严气氛，向老百姓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当时兰州的一场“宣讲会”中，总共有上万名老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着不知所云的演说。
这种荒唐的“宣讲会”持续了几年，雍正认为预期的效果已达到，便昭告天下宽释了曾静及张熙。雍正在诏书中称：“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此外，雍正还在诏书中特别提到：“曾静系朕特赦之人。”曾静被折腾了好几年，当他诚惶诚恐地向雍正谢不杀之恩时，雍正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朕和朕的子孙，绝不会因为你诋毁过朕而为难你。”
事已至此，看起来曾静案的影响已告一段落，连雍正都已不追究此事，并称子孙亦不会为难曾静，曾静逃过了一劫。
不过，一切都在雍正退位后发生了剧变。
乾隆上台后，重新翻案，将此案件再次定性。乾隆的做法与雍正背道而驰，他将曾静、张熙处以极刑，并要求全国各地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这本书列为禁书。乾隆提出禁令，民间百姓不得私藏此书，更不得阅读此书，但凡有违，一律格杀勿论。
从这以后，《大义觉迷录》被大量销毁，在后来的二百年时间里再未见天日。所幸，民间虽无《大义觉迷录》流传，但雍正年间内务府的原始刻本却被保留下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此书仍有再版。
在这起“曾静案”中，涉事的曾静、张熙、岳钟琪、雍正、乾隆等人的观点与做法非常耐人寻味，这些人向我们反应出时人的思想及满清统治者对“革命”的态度。可以说，这起案件的始末非常有戏剧性，令人感到五味杂陈。
参考资料：
【《清史稿》、《大清雍正实录》、《大义觉迷录》、《归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