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匈奴人员​附​汉内因分析

若从汉匈关系发展的整个脉络来看,其内部原因才是这些外因发挥作用的前提。正是由于匈奴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固有特点及其后期的发展变化,才使西汉王朝成功地实施了“渐臣”这一策略。

游牧经济特点对匈奴人员附汉的影响

长城沿线是农耕与游牧经济的过渡地带,北侧适宜游牧的地区主要是匈奴活动的场所,而南侧适宜农耕的地区则属汉朝的势力范围。牲畜是匈奴族衣食的主要来源,因而游牧是匈奴在其地域内进行的主要经济活动。

由于汉匈两族彼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双方在经济上需要互通有无。因此匈奴政权所处的地域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其需要进行交换才能生存下去。对游牧文明来说,“交换”这一术语是贯穿其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而且也是“先天性”的。

从这种不平衡可以看出匈奴对汉朝经济补给是有需求的,所以就必须与中原交换,从而实现互补,这便是匈奴经济单一性所带来的后果。

对汉匈两族来说即使有长城险阻也挡不住双方的经济交流。准格尔旗西沟畔发现的匈奴墓葬以及东胜县补洞沟发现的匈奴墓葬,出土了很多与汉代饰品相似的物品。笔者认为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原物品在匈奴地区是被接受的,以至于会被作为陪葬品出现在坟墓之中。

汉代政治家贾谊针对匈奴对中原物资的需求提出了招降之术,贾谊作为西汉杰出的政治家,对匈奴内部情形的洞察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他认为经济上的需求必然会导致匈奴人员带有亲汉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对其人员附汉产生的影响是不能被忽视的。

之所以汉朝物资对匈奴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源于其经济的单一性。因此匈奴“好汉物”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单一性特点使匈奴部族对汉朝物资有很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会在一定因素的诱导下变成匈奴人员附汉的催化剂。早在汉以前,少数民族就与中原政权有了经济交往。其中的戎王是指少数民族首领,从这段司马迁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烏氏倮通过和当时的少数民族进行物资交易得到了巨大的利润,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对汉物的喜好是有历史渊源的。

匈奴与汉朝的交往和争斗主要是为了得到人口和财物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并不是为了扩张土地。这点在冒顿阏氏对冒顿单于包围汉高祖时的劝阻中就有很好地体现这条理由也是冒顿最终愿意解幵包围圈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对中原地区的人口、畜产、财物的追求才是其最终目的。关于汉匈经济交流的起始时期,汉匈的经济交流形式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还包括“军事掠夺”、“物资援助”。

这些途径当中,军事掠夺的确也是经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时期匈奴屡次南下入塞,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取生活物资。军事掠夺在其实力强大时可以作为补充经济的手段,当其实力削弱,掠夺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在其掠夺后可能引起其他政权的报复或者因掠夺而发生军事冲突损失自身实力。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反击至使“幕南无王庭”,可见军事掠夺并不能长久的满足其对汉物的需求。而“和亲”方式所获得的财物数量则较少,虽然史书中有“岁以千金”的馈赂记载,但是总体来看并不能满足其需要,否则和亲以后匈奴就不会对汉朝进行侵扰。后期汉武帝统治时因为汉朝的国力得到发展,便不再对匈奴采取妥协政策,如果自身实力下降,对匈奴来说想要长期得到汉朝的经济援助或者财物,附汉就是最好的选择。

因而在经济上的需求会对其人员附汉产生影响。归附匈奴的中行说就曾经提醒匈奴单于警惕汉朝的物质诱惑,这种“好汉物”的风气,也正是由于匈奴经济单一性所造成的。而“尽归汉矣”则可以看出由于经济上的需求,会使匈奴人员归附中原政权。因此经济单一性这一特点对匈奴人员附汉来说是有潜在影响的。

贾谊认为想要使匈奴人员归附汉朝,汉朝既要在商业上与匈奴继续交往,同时农业生产上也要给予重视,这样才可以使汉朝拥有足够的粮食等物资去诱降匈奴人,使更多的匈奴人员归附汉朝。提出这种策略正是由于贾谊认识到了匈奴经济单一性的弊端。

经济单-性弊端对匈奴内部附汉人员的影响可以从分析当时史料得出。军臣单于时期,匈奴王附汉便有七人之多,笔者认为有一个潜在影响不能忽视,那便是这一时期汉朝开始与匈奴有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往来。

随着关市贸易的发展,匈奴减少了对汉朝边境的侵犯,这确实说明汉朝物资的输出对匈奴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根据前后史料的分析可以一探究竟。在老上单于时期,中行说就曾因为单于喜好汉物而对其劝诫,可见汉物的输入会引起匈奴人员亲附汉朝。

军臣单于时期关市贸易的发展,也使得大量汉物流向匈奴,这无疑对其人员亲附汉朝是有影响的。正是因为大量的汉朝物资流向匈奴才导致了其人员“皆亲汉”的情况。而这种影响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经济单一性所造成的。

从贾谊对北部边地的了解看,他也知道可以利用匈奴内部对汉朝物资的需要来分化其人员。对游牧民族来说,各有分地这种模式是适合其政权发展的。游牧经济必须有广阔的草场才能顺利进行生产活动,如果集中在固定的区域,则会导致很多不良状况的出现。

首先,会迅速的破坏该地区的草场,影响游牧经济的持续性;其次,大量牲畜聚集在一起,从而使畜群之间出.现彼此相互纠缠的状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缠群”,对牧民来说会因为牲畜的分辨不清而产生矛盾;再次,就是大量的牲畜聚集容易引发畜患流行,因此游牧经济的分散性有其天然存在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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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这片区域上难以形成类似于中原的封建集权政权。经济上的分散性,导致其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就是我们之前所说“各有分地”的模式。匈奴贵族在自己的分地上有很大的权力。

经济分散性为附汉人员提供了脱离匈奴政权的“物质保障”。匈奴在与汉朝的交锋中一步步走向衰弱,因此对掌握分地的匈奴贵族来说,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其有实力摆脱单于的控制,这也是匈奴人员附汉的一个前提条件。作为匈奴各个分地上的诸王,其经济实力不能低估。

经济上的分散性使其具备了一定实力,所以特殊情况下匈奴诸王可以做出很多违背单于的行为。伊稚斜单于在与汉朝的战争中没有能与匈奴大部队及时汇合,右谷蠡王是有一定实力的,否则也不会因为单于久不与大部队汇合就选择自立为单于。因为按照匈奴继承单于位的礼法,也应是左贤王为第一继承人。

之所以右谷蠡王有胆量自称单于,第一是其地位尊贵,也是作为单于子弟“四角”之列,第二便是其具有一定的实力。正因为具备上述两点,史书中并未记载伊稚斜复归后对其进行过处罚,这与之后被王莽立为孝单于的咸所遭到单于忌惮是有很大差距的。单于知道咸接受了王莽的册封后,

伊稚斜并未对自封单于的右谷蠡王进行处置,应该也是对其实力有所忌惮。这表明“各有分地”使匈奴人员在一些特殊情况中可能做出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在匈奴强大的时候,单于对诸部还能进行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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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在位期间也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附汉事件。但是当匈奴出现困难的时候,自身具备强大的实力的人员则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从而寻找新的归宿。随着与汉朝战争的失利,作为匈奴统治者的伊稚斜单于的力量遭到削弱,这时其人员在面对自身利益选择的时候,便会依仗其实力选择最佳出路。

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浑邪王、休屠王率众附汉。二人附汉之前均有广大的“分地”和为数众多的“人员”,也就使其有能力摆脱匈奴单于庭的束缚。历史上浑邪王、休屠王曾占有河西地区,这是匈奴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要道,往来的贸易也给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邪王附汉,长安如此之多的人与之贸易,也从侧面反映出给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

浑邪王附汉之所以号称十万之众,不单单是希望得到汉朝的重视,也是为了让匈奴单于知道其具备的实力,从而起到威慑作用。浑邪王如此举动,匈奴单于并未制止。笔者认为匈奴单于也碍于其实力过大而不敢轻举妄动,这与西褥部落脱离匈奴时的反应完全不同。由此可见经济上的分散性使匈奴各部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有一定实力,为其脱离匈奴附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分地上的匈奴贵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确立其部落的统治者。单于派兵也没能将其击败,可见在军事力量上也不逊于单于的军队。游牧经济分散性的特点使得匈奴人员具有对抗单于的实力,这也是其附汉的前提之一。

对各有“分地”的匈奴诸部来说,一旦匈奴遭遇到打击,或者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便会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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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匈奴的日益虚弱,西膊部落为了生存而选择脱离匈奴的控制。单于不但没有制止西嗎部落这种背叛行为,反而使其南下归附了汉朝。虽然途中被单于部队杀伤甚重,但仍然脱离了匈奴政权,可见其自身的实力并不弱小。正是因为匈奴经济上的分散性,从而导致各部落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使一些部落有脱离匈奴政权的能力,这为其人员附汉创造了先决条件。

蒙古高原分布着大范围的草场,非常适合游牧经济。而牲畜是游牧经济重要的生产资料。牲畜的重要性对匈奴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牲畜是游牧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准。游牧经济抵抗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的能力较弱,因此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会使匈奴经济面临困境,甚至影响其政权的稳定。

因此匈奴的经济基础是十分脆弱的,而这种脆弱性主要是表现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上及遭遇困境后经济的自愈能力。如果说匈奴脆弱的经济在这种严酷自然条件下尚能支撑,那么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对匈奴来说便会遭遇困境。

自然灾害给匈奴带来了沉重打击对左大都尉附汉行为的影响。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可能就不会使左大都尉做出这种行为。因为对匈奴来说,如果单单是由于儿单于“好杀伐”就导致左大都尉有附汉之心,这未免太过简单。因为在匈奴的历史上也有单于喜好杀伐。比如冒顿单于,有三件事可以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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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训练死士,对稍不服从命令的随从采取斩杀的策略,这虽然是为了树立威信,但是手段也过于残忍。第二、冒顿对其父头曼的攻杀,然后尽杀大臣及头曼单于妻子中不服从者。第三、当臣子议论因为东胡的无理要求时,冒顿因听到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便“诸言予之者,皆斩之”。群臣议论本来就是各抒己见,而冒顿对意见不同的人就直接诛杀这与“儿单于”的好杀伐无多大的区别。

因此对“儿单于”时期左大都尉意图附汉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单于的好杀伐。那么作为另一原因,由于经济脆弱性,自然灾害对其经济影响严重,这对其附汉有重要的影响。这也证明了经济脆弱性对匈奴人员附汉的潜在影响。

匈奴经济的脆弱性,使其经济遭到破坏后恢复再生产十分困难。因为牲畜繁殖需要一定的周期,而这段周期内游牧民族无疑需要外部资源作为补充,而其中依靠武力进行掠夺是一种手段。但是当匈奴实力减弱的时候,掠夺方式就不能有效地实施。公元前78年,壶衍輕单于在位期间由于汉朝边防措施完备,史载:“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復犯塞。”这说明汉武帝时期对匈奴侵犯汉朝边境已经进行了有效的防御。

那么如果自身没有掠夺实力,此时就要选择其他方式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典型的事件就是虚閭权渠单于统治匈奴后期,被迫又回到了西汉的北部边塞区域,因为西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成功后,使匈奴失去了西域这一重要的经济来源。而且此时汉朝的实力要比匈奴强得多,如果汉朝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对匈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其派遣“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希望与汉朝和亲,从而可以使匈奴获得喘息。但是西汉王朝并没有对虚閭权渠单于的要求予以理睬。

所以可以看出要想在自身虚弱的时候得到汉朝的物资援助是行不通的,同样开放关市的要求也不会得到汉朝的允许,因为匈奴的所谓“要求”必须建立在自己强大的实力基础之上的,当实力衰退的时候,这种“要求”便变得没有底气。所以匈奴政权的衰弱使掠夺、和亲、互市这些得到外部援助的途径都为之阻断,那么这个时候要想使政权继续维持下去,只有归降这条道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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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单于不断的内斗使匈奴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呼韩邪单于一部也由于经济崩溃而处在危亡的边缘。此时左伊秩訾的建议是根据呼韩邪单于所处的现实情况所提出的,而其中最大的现实便是匈奴经济已到崩溃。

由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导致其经济遭受破坏后难以在短时间内自我恢复,这个时候对外部帮助的需求便十分迫切,而此时又没有实力取得。因此,归附汉朝就是最好的选择。呼韩邪单于归附后对汉朝物资援助的需求,也能让我们了解到经济崩溃确实是其率众附汉的原因之一。

汉朝对呼韩邪单于的赏赐数额一次比一次大,赏赐之物主要是生活物资和贵重金属,这也正是呼韩邪单于所急需的。正是汉朝的物资援助使其人员重获安定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和匈奴经济的脆弱性是有关联的。

呼韩邪单于附汉后,汉宣帝所下诏书中对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的原因做了简单介绍,其中将畜产的大量死亡作为一个重要原因予以表述,而畜产的大量死亡带给匈奴的危机是游牧经济脆弱性的体现。因此匈奴经济的脆弱性对其人员附汉的潜在影响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内部原因对匈奴人员附汉的影响

匈奴民族自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曾一度以强大的实力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能够成为站在本族权势顶峰的匈奴单于,是每一个匈奴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匈奴内部的权力斗争都是伴随着单于位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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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夺过程中,必定会有失利者,而这些失利者面对失败的压力,自然需要另寻出路。而汉朝则可以为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人提供保护。因此很多匈奴人都会在内部权力斗争失败或者处于不利地位时选择了附汉这条道路。

在匈奴族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内部斗争也一直伴随其政权的发展。公元前209年,冒顿弑父自立这一事件凸显了其内部斗争的残酷性。冒顿单于的上位,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匈奴内部对单于位的争夺是有据可查的。第二,在单于位争夺中失败的势力,结局是十分悲惨的。

匈奴单于不仅仅是匈奴族内最为重要的人物,而且也是作为上天之子的形象出现的,他是一族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和宗教领袖。继承单于位便等同于掌控了匈奴,所以对单于位的争夺也在所难免的,有争夺引起的矛盾也会导致其人员附汉。

例如狐鹿姑单于去世后,左大都尉同母兄,因为自己的弟弟左大都尉适合继承单于位而被母阏氏所杀,所以便不再参与龙城大会。而左贤王与右谷蠡王更因为没有得单于的宝座而“率其众欲南归汉”,这也说明对单于位的继承会导致匈奴内部的动乱,从而引起匈奴人员附汉事件的发生。

匈奴姻亲氏族之间围绕单于位的争斗接连不断发生,这种斗争也迫使很多匈奴重要人物选择了率众附汉。日逐王先贤掸便是其中之一。从其附汉的具体情况我们能够看出正是内部斗争使这位“西部大将”选择了率众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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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掸作为且鞮侯单于时期匈奴单于两大继承人之一的左大将之子,对单于位是有继承权的。其父在狐鹿姑时期作为匈奴左贤王,死后的位置应有其子先贤掸继承。但是由于狐鹿姑单于为了一己私利从而剥夺了先贤掸的继承权。

内部权力斗争的失势者为了自保,必须寻求外界的援助,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西汉王朝能够给予这些在匈奴内部权力斗争中失势者予保护。因此内部的权力斗争失败是一部分匈奴人员附汉的重要推动力。

亲汉势力是指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汉朝的匈奴人员。这些人自身存在附汉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将这种影响在匈奴内部扩大。这种影响日益加深便会使匈奴人员对汉朝产生好感,从而在面对一些对自身不利的情况时选择附汉来确保安全。因此内部亲汉势力的作用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内部亲汉势力的出现与汉匈之间的经济交往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从汉朝来的中行说就对单于进言,他认为匈奴作为一个人口仅相当于汉朝一个郡的民族,在汉匈关系之中能处于强势的一方,原因就在于匈奴与汉朝的衣食不同,不需要依靠汉朝。

综上所述,左伊秩訾率众附汉无论如何不能说与其亲汉的政治立场毫无关系。就匈奴中的亲汉势力而言当自身不受到威胁时,在匈奴政策的制定中会倾向汉朝,而当威胁到自身安危的时候,这个时候便会选择归附入汉,以寻求汉朝的保护。左伊秩訾具备了匈奴内部亲汉势力的典型特征。从其种种做法也可以看出亲汉势力对匈奴人员附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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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虽然受到之前匈奴作为“百蛮大国”观念的阻扰,但是这个时候以呼韩邪代表的匈奴势力已经基本丧失了“独立自尊”意识,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靠山,才是当务之急。所以呼韩邪单于才会不顾“百蛮大国”的威信而率众附汉。综上所述,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其“独立自尊”意识的减弱对匈奴人员附汉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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