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铁技术到了元朝时期，已经非常成熟，只是蒙古人不愿意学习和掌握这项技术。
在西周末年，我国就出现了铁器，只不过那时候的铁器都是削、刀等一些小工具。
春秋时期的齐国，冶铁技术比较发达，就有了“断山木，鼓山铁”的记载。
《管子·地数篇》就有记载说:齐地“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那时候我们的祖先就会用铁制作农具用来耕作。
但是最初由于条件限制，铁矿产量较低，冶铁量不大，铁器弥足珍贵，直到汉朝时，铁依旧属于战略物资，朝廷处心积虑对其实行控制。
早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朝廷就在官员桑弘羊地主持下“笼盐铁”，推行盐和铁的专卖制度。
因为铁不但可以制作铁犁等农具，还能用于武器生产。
唐朝的时候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普及，不仅铁要实行官营，还要立法控制民间对外的铁产品交易。
《唐律疏议》中规定：“一关市令，锦绫、罗縠、绸绢、绵布、牦牛尾、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
对兵器的控制则更加严格，“私与禁兵器者，绞”，即使是和唐朝关系密切的回复也不能随意购买铁器。
由此可见，当时的少数民族并不掌握相关的技术。
少数民族不掌握这项技术，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掌握，而是他们懒得掌握。
游牧民族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去静下心来去动脑子。
和平时期他们以易货的形式获取相关物资；战争时期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去抢掠，根本没有必要去学习这项技术。
我们知道，隋朝灭亡后天下大乱，有很多汉人到东突厥汗国境内避乱，如果他们想掌握这项技术，恐怕不会费多大周折。
虽然在春秋时期，冶铁技术已经出现，但是铁锅的铸造工艺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当时做饭是用柴火，铁锅的导热性一定要好，这就要求铁锅的皮不能太厚，它的制造难度要比兵器大得多。
所以直到宋朝，铁锅铸造技术才日渐成熟，逐渐普及流行开来。
不过要说游牧民族都没有掌握冶炼技术，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冶铁技术就非常先进。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辽墓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辽代铁器，其中生产工具如锄、犁、锹、镐，生活用具如壶、鼎、筒、剪、铲、斧、钳、熨斗、锅、炉、熬子，兵器如刀、矛、镞、骨朵等。
专家们说，从这些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其制造工艺水平都很先进。
《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记述，辽重熙十五年(1046)，辽朝工匠在中京道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市)“铸铁塔一座，立十三檐，亘二百尺”，足见其铸铁技术的成熟到了什么地步。
但是一码归一码，契丹人代表不了整个游牧民族，更代表不了蒙古人。
蒙古人崇尚武力，他们深信暴力可以得到一切，所以他们灭了宋朝之后，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的。
他们把百姓分为几个等级，他们是高高在上的一等人，怎么会用心去学习冶炼技术呢？
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房地产老总不一定会砌墙；一个餐饮业老板未必会下厨一样。
蒙古统治者因为武力是万能的，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暴力统治那么短暂，不到一百年就终结了。
直到蒙古统治者黯然离场，逃往塞外的时候，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冶炼技术对他们来说多么重要。
所以他们不得没有掌握冶铁技术，铁锅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埋锅造饭的习惯，大火烤牛肉，喝马奶、吃奶酪的感觉也挺不错的。
他们发愁的，只是没有可以用来造兵器的材料。
可是明朝政府领教过少数民族的强悍，对他们的战斗力心有余悸，生怕出口的铁锅被蒙古人利用，用来熔化制造武器，所以就下令不许边境百姓向蒙古人出售北方铁锅，只能卖给他们南方铁锅（广锅）。
《大明会典》明文规定：“铁锅并硝黄钢铁俱行严禁，市场定于大同镇，每年一市，每市不过二日。”
为什么卖给他们广锅就没事？ 广东所产之锅叫“广锅”，“广锅生铁不受炒炼”，而且“毁则不可复为兵”。
也有的大臣说干脆不卖给他们铁锅，只给他们铜锅，因为铜锅“不可为兵”。
不管怎么说，明朝对蒙古游牧民族的战略物资禁运还是收到成效的，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道理：靠人不如靠己，自力更生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