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之战:敌军陆续投降,刘亚光提三个要求,130师回复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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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的烽火渐渐平息,解放战争又紧接着在中国的大地上打响。从1946年开始到1950年结束,无数英勇的战士奔赴沙场,一场又一场的战役闻名中外。

其中最为后来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三大战役”,而三者之一的辽沈战役更是不得不提。因为这是我军解放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重点的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

而这场伟大胜利的最后一仗——解放沈阳,至今仍令许多人难以忘记。

向沈阳进发

辽西会战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纵队(后改为第38军)、第2纵队(后改为第39军)自辽西挥师东进,直指沈阳;5个独立师于长春解放后挥师南下,也急速向沈阳前进。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后改为第49军)于长春解放后,即奉命绕过沈阳向海城前进,以控制营口,封敌向海上逃跑之路,然后转向沈阳。

各路大军士气旺盛,昼夜兼程,从四面八方向沈阳地区移动。

李天佑率第1纵队3师于10月31日下午向蒋介石势力的主要防区——铁西区之207师之一部发起了攻击。

该防区由两道防线组成,既有水壕、鹿砦,又是群垒密布,铁丝网交织。当8、9两团向第一道防线突破时,遭其炮火、坦克拦截,使其攻势受阻。

11月1日凌晨,207师这部守敌发起反击,经过1纵队3师8、9两团的顽强抵抗,最终迫使207师部分守敌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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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纵队4师12团向铁西搜索前进时,也是在207师阵地前遭其炮火杀伤,3营营长李希全不幸负伤,壮烈牺牲。

然而当阵地被突破后,侧翼地堡群又以强大火力封锁突破口,致使1营营长盂宪连、教导员刘彬先后负伤,3营代营长刘金秀英勇牺牲。

解放军奋勇向前,付出了很大代价以后终于扩大了突破口,得以向纵深发展,消灭了207师之一部及装甲兵团的野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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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第2纵队刘震司令员率部从沈阳西郊向铁西守军207师突破,12纵队及三个独立师从城南打开了一条血路。

在逼近城关时,独立3师向东挺进,在东陵一带又与207师2旅5团发生激战。

东陵是从抚顺进入沈阳的要道,该团就驻扎在天柱山这个制高点上,筑有永久性工事。母堡、子堡、明碉暗堡和地雷场构成的立体工事群,可以组织交叉火力和纵深火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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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3师打了一天,守军凭借地形有利、武器装备精良予以顽抗,双方都有较大伤亡。

后来,独立3师采取东面佯攻的办法,敌5团以为从东面进攻,立即调动全部火力压向佯攻部队,而独立3师却集中炮火向北面阵地猛轰,然后发起攻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终于迫使守敌投降。

11月1日,蒋介石手下的207师(两个旅)已被歼灭,师长戴朴化装脱逃,余尽数被俘。至此,沈阳外围战斗结束。

敌军投诚

由于蒋介石手下的暂编第53师起义,解放军南下的独立师毫无阻碍地一举进入了沈阳市中心。到了11月1日拂晓,我军第1、第2纵队由西和西北,第12纵队由南,各独立师由东和北,向着沈阳城发起了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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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市区以后,敌军已基本失去了抵抗力,出现了一片“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的景象。解放军大喊“缴枪不杀”和蒋介石军的“我们投降”的声音此起彼应。

敌军据守的大楼上、窗口中伸出了白旗。有些蒋介石军的士兵竟成帮结队,前面由一个戴红布条的人领着,到处寻找解放军,主动交枪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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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放军战士冲进位于市中心的蒋介石军东北“剿总”战车团院里,大喊一声“不许动!”守着战车的士兵说:“我们早就不动了,武器车辆完好无损。”另一个士兵补充说:“我们一炮未放,不信请验炮口。”

院里的汽车、装甲车、坦克整齐地排列着,等待我军接收。

解放军的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军需仓库、弹药仓库和整营整团的蒋介石部队的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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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进入市区后,基本没有激烈巷战。蒋介石部队的官兵多数是有组织地集体放下武器,其中有三个师(或相当师一级的战斗部队)、三个团是整建制地投诚。

第53军军部、第8兵团部等军事机关也都自动地放下了武器。

蒋介石军第8兵团属东北“剿总”指挥的四个兵团之一。该兵团所辖建制部队有第53军(辖第116师、第130师、暂编第30师)和东北第2守备总队,统由第8兵团中将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1948年10月31日晚,周福成化装到世合公银行躲避后,第8兵团已失去指挥,兵团司令部少将参谋长蒋希斌见此情况便对兵团参谋处下令通知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的接收,并要求所属部队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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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上午,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1师师长管松涛,带领部队顺利进入了敌第8兵团司令部,没有遇到抵抗,兵团机关官兵和自发前来的其他军官均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这次投诚的将级军官有第8兵团少将参谋长蒋希斌、辽北省少将保安副司令唐君尧等数十人。

而在10月31日,解放军第2纵队6师16团(即第39军17师349团)经过急行军,于当日傍晚抵达沈阳西郊。随即我军就向守敌发起了进攻,从铁西区打入市内。

冲在最前面的该团1连,由连长黄达宣、指导员苏福林各自带着两个排的战士,沿着北两洞桥、中山路、马路弯搜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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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拂晓,黄达宣在大西门附近的世合公银行门外发现了一些异样:一些蒋介石军的士兵出现在此,还有两个持枪的卫兵在往院里退缩。

黄达宣和苏福林估计楼里有大官,便指挥连队向四周移动围困敌军,之后黄达宣就向守敌喊话:“你们赶快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不然就炸大楼了!”

然而其中的士兵们听到喊话后并没有什么行动,于是黄达宣就带着战土们趁势冲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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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躲在墙角的蒋介石军士兵高喊“缴枪不杀!”见对方毫无反抗之意便接着问:“你们的长官在哪里!”其中有个士兵指了指楼上。

随后1连战士立刻封锁了楼门及通道,黄达宣等同志冲往楼上,而在见到屋内敌人的瞬间就把枪口对准了,此刻的空气异常紧张,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一位身着便服和大衣的人走了过来,他对黄达宣低声说道:“我叫周福成……我们正和你们3纵队(注:即辽北军区独立1师)联系起义。”黄达宣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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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周福成的30多名警卫人员已被缴械。周福成放下武器投诚,随同投诚的还有东北“剿总”中将参议苏炳文等人。

弃暗投明

10月27日,蒋介石军的第53军副军长赵国屏让我组织的地下工作者李书城回到解放军,汇报沈阳的守军兵力部署,并嘱咐速派人来商谈解放沈阳问题。

由于某些手续不完备,李书城遭到沿途查验,以致误时较多,而未能按原先商定的办法执行。11月1日,李书城回来了,赵国屏对他甚有埋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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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夜,赵国屏指示军参谋处向全军各部队下达命令:放下武器、不准抵抗。随后,赵国屏忽然想到周福成曾布置过在必要时得把兵工厂毁掉,连忙把兵工厂徐科长请来,交代他保护好工厂,不许破坏。

接着,赵国屏告知军部副官处长王炳南准备汽车游行,作好宣传和平解放沈阳的工作,让市民安心,商店照常营业。

11月1日上午,赵国屏又通知军部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军官集中到军部开会。会议由赵国屏亲自主持,他讲了自己对于放下武器投诚的想法,还说了:“解放军今天进城,大家都来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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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1师参谋长张万玉已进入该军军部,与赵国屏谈妥放下武器,由解放军接收。11月2日上午的一次会议之后,该军机关和直属队都向辽北军区独立1师等部队作了移交。

另一边,敌第130师与革命组织的沈阳市工委谈判成功。而且第53军所属第130师全副美式装备,是该军最完整、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师。

师长王理寰系辽宁省辽阳人,“九·一八”事变前在沈阳做过小学教师,事变后投笔从戎,从大兵当起,直到当上师长。而且第130师也是张学良的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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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沈阳解放前夕,王理寰认为要对得起东北父老兄弟,不能再给蒋介石卖命了,不然只会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但由于先前的联合起义未成,于是王理寰只好再派人找沈阳市工委联系。

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王理寰让自已多年的旧交找到了在革命组织的沈阳市工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的沈阳第二中学历史教师王襄忱,并悄声对王襄忱说:

王理寰师长渴望与革命组织取得联系,率全师投诚,但苦于没人搭桥。听说你是解放区来的,那边一定有熟人吧!你给挂个钩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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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襄忱觉得这是件大事,便说:“我和那边(指解放军)没联系,我给你托个人问问,你听信吧!”

当天晚上,王襄忱警惕敌人有诈,没有在家住,立即找组织的上级人员刘光亚汇报了这件事。

组织上连夜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时间紧迫,决定立即组成以刘光亚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准备同第130师王理寰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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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上午,刘光亚、王襄忱等五人到130师师部谈判(驻市内惠工广场附近的一座四合院内)。王理寰在门口迎接,并说:

“鄙人代表130师全体官兵,向贵组织贵军队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敬意。本人戎马半生,备尝辛酸,如今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向贵军投诚。今后我宁愿解甲归田,也绝不做千古罪人!

刘光亚同志说:“王师长,你知道革命组织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一切请你放心,我代表革命组织、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下弃暗投明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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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开始了具体谈判。经过反复磋商,最后达成了协议。

刘光亚提出三条:

立即停止射击;

原地集结待命,在接到解放军的命令前,部队不得随意调动;

保护好所有武器装备和后勤物资。

130师也提出3条:

承认起义;

保证全体官兵生命安全;

要既往不咎,允许参加革命组织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谈妥后,以刘光亚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提议让王理寰立即用电话向所属各团、营下达命令,王理寰当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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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刘光亚同志通过130师阵地到虎石台找到了解放军独立4师(又称李红光支队),把130师的情况向师首长作了汇报。

该师上级向辽北军区打电话请示后提出:不允许放枪,让出阵地,向指定地点集结,收缴武器。并由革命组织的沈阳市工作委员会城工部联络员送我军各部队一个通知,并抄送130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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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第130师按解放军要求把部队集中到大韩屯点编,集体放下武器投诚,由辽北军区独立4师派出韩、李科长接收。

三团投诚

除此之外,蒋介石的3个独立团也主动投诚。这3个团是:空军高射炮独立第6团、东北“剿总”直属独立汽车17团和第49师236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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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高射炮独立第6团,原是陆军炮兵第48团,1946年底调驻沈阳,1947年1月改编为空军高射炮第6团,归蒋介石势力的沈阳空军司令部指挥。

下辖四个营,除第4营调往北平、1营调往锦州执行任务外,其余均担任沈阳防空任务。

沈阳解放前夕,该团少将团长李平球乘飞机逃跑,之后便由副团长任博主持团务。

1948年11月1日上午,解放军第1纵队3师8团(即第38军114师341团)进至沈阳市内中山广场一带。下午,高射炮6团副团长任博主动找到解放军8团指挥所联系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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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团团长宋文洪派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冯秀生和新华社东北分社驻第1纵队支社记者于晓光等,5名干部到高炮6团驻地接收。

高炮6团副团长向我接收人员冯秀生、于晓光等同志献上一把日本战刀,交出了该团人员、火炮、车辆、弹药、物资表册,又陪同冯秀生、于晓光等同志到炮场查看了火炮。

炮场上官兵列队站立,火炮、汽车排列整齐。冯、于两同志对他们的投诚表示欢迎。并令他们原地待命。当晚7时左右,8团命令将该团人员乘汽车拉到沈阳市西南郊宁官屯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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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途中遭遇蒋介石的飞机轰炸,人员在躲避中失散,结果只收拢了部分官兵。

东北“剿总”直属独立汽车第17团有3000多人、400多辆汽车(多数是美制卡车),为东北“剿总”执行运输任务。

沈阳解放前夕,该团上校团长杨晏舟见形势紧张,逃进关内。之后由该团上校副团长郭思良主持常务。

1948年10月底,解放军逼近沈阳时,该团副团长郭思良召集全团各营、连长开会商量向解放军投诚的问题。与会者均赞成投靠解放军。2营营长饶菊秋自告奋勇去找解放军联系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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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上午,副团长郭思良指令在沈阳的全团官兵和汽车到第6补给区大院操场集中。汽车第25团也随同来了一部分官兵和10余辆汽车。汽车整齐排列,人员挤坐一起,等待我军接收。

11月1日下午,解放军第1纵队政委梁必业和副司令员曹里怀两人各带一警卫员驱车来到第6补给区大院,见满院子汽车,当即找到了该团副团长郭思良,宣布17团由解放军第1纵队接收,并以梁必业、曹里怀署名写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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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纵队曾用该团汽车往郊外运送被解放军接收的粮食、被装及其他军用物资。几天后,第1纵队将汽车17团交给东北解放军后勤部接收改编。

敌第49军79师236团,团长文华、副团长冯周德,全团1000多人。该团原定于9月下旬随军、师一道空运援锦。但在运出两个团后,因锦州机场为我军炮火封锁,无法继续空运而留在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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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31日,236团团长文华逃离,副团长冯周德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议投诚事宜,并派作战室主任路调梅找解放军联系。

与此同时,该团上尉副官周斌也主动找到解放军第2纵队5师14团(即今第39军116师347团)。代理团长王扶之会见了周斌,并率领一个排到达236团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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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集中部队后不久,王扶之同志向该团官兵讲了话,欢迎他们放下武器。后来,该团由第12纵队36师1008团接收,多数士兵自愿参加了解放军。

11月5日上午,该团一部分军官被送往了安东(今丹东)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至此沈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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