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其实就是“打钱”。
当日本国内经济因为侵华战争而出现崩盘迹象后，日本人也就意识到，单靠武力是无法战胜中国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高层对于该不该向华北增兵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以时任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官员不建议增兵华北。
他们认为，中国关内没有良好工业基础，而且缺少日本需要的原材料。
如果大举增兵关内，促成中国各派系组成抗日同盟，大概率会鸡飞蛋打。
即便小概率的拿下关内，也必然因为统治成本极高，导致财政入不敷出。
与其这样，不如专心治理东北。现在日本刚拿下东北没几年，应该优先发展东北。待积蓄足够国力后，再对中国关内用兵。
应该说，这一派人的建议，是非常恶毒的。
如果当时日军不先打第一枪，牢牢控制住东三省，东北还在不在我们今天的版图内，是很难讲的。
不过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为代表的官员却当即驳斥石原的建议。
这些人认为，既然中日已经交火，就该趁着机会对国民政府进行致命一击。
能吞并中国最好。即便吞不下，只要能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至少也可以马上解决两个困扰日本的问题：
一是关于伪满洲国法律地位的问题。
当时中国政府不承认伪满。这让日本在国际上一直很被动。只要搞定国民政府，让国民政府承认伪满合法性。那国际上也就不会有国家再对日本控制中国东北指指点点了。
二是增兵后，大概率可以吞掉华北。
这样一来，就可以把1935年制定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给落实了。
伪满洲国加上华北五省，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这两派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在争论中，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到底该不该增兵的裁决权，就递到了天皇裕仁手上。
裕仁当时并不想增兵，因为他害怕日军大举进入中国关内后，苏联会有所动作。
但他同时也觉得，如果增兵能解决伪满问题和华北问题，那也是可以试一试的。
于是在犹豫中，他就找来了陆军参谋长闲院宫亲王，想问问这个典型的侵华狂热派，怎么看这件事。
闲院宫亲王向来就很瞧不起中国，一直就觉得大日本帝国陆军天下无敌，区区国民政府算得了什么？
再加上，日本当时已经启动战争状态。
仅1937年上半年，日本就花了近三亿美元的外汇从美国石油、废钢铁和原棉。
这些战争资源买回来，外汇花出去，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国内通货膨胀、所有商品的物价都飞涨。日本的阶级矛盾被激化。
这种情况下，对外发动战争，显然是日本转移矛盾最好的办法。
所以闲院宫亲王在听取天皇的想法后，立即表示，您还犹豫啥啊？肯定是增兵啊！现在国内矛盾重重，必须要所有作为了。
裕仁想了想，觉得也对。因此，他也就在派遣令上盖了印。
听说天皇拍板后，杉山元很高兴，跑去跟裕仁保证，自己能搞定中国。
裕仁反问他多久能结束战争，他当即拍着胸脯说：三个月时间足矣，这么短时间，苏联肯定反应不过来。请陛下放心。
杉山元的这一表态，即著名的“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
注意，杉山元当时说的是“解决中国问题”。
即用战争手段，在三个月内，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条约，“解决问题”。
而不是三个月内“踏平中国”。
实际上，日军增兵华北前，日本外务省就派代表拿着一份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启程了，想在上海逼迫国民政府签字。（内容包括中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地位，中国军队撤出华北五省，国民政府停止国内排日运动，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缔结防共协定，国民政府降低进口日货关税等）
只用三个月就灭掉中国，这是当时稍微有点地理常识的日本人都不敢想的。
但是，由于杉山元的话，过于狂妄，而且极具煽动性。
当这一狂言传到外界后，你一言我一语，传变了样，就变成了“三月亡华”。
而且中日两国不少人还都信了。
比如当时蒋介石就说：依现在情形来看，他们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日军内部的一些年轻狂热军官也说：“只需三个师团，三个月就可以占领支那。”
因此，战争的走势就没按日本高层原拟定的计划进行。
中国方面铁了心要抗战到底。前线的日军将领也铁了心要灭亡中国。
日本高层本来想“以打促和”，结果却对战争走势失控了。
而失控了，就意味着对日本而言，玩大了。
为什么说玩大了呢？
因为日本侵华行为的本质，用今天投资界的话术说：
就是投资套现再投资再套现。
为拿下东北而增加军费，这是首轮投资。
吞并东北，这是首轮套现。
投资加套现，完美的一次资本掠夺。
为拿下华北为扩军备战，这是次轮投资。
如果拿下华北，那就可以完成次轮套现。
这又是完美的一次资本掠夺。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下层日本人和部分高层，并不满足于只吞并华北。
他们要吞并整个中国，企图下克上，逼迫高层加大投资力度。
三个月不能灭亡中国，那就打三年。三年还不行，就继续打。直到灭亡中国。
谁挡着，不让他们灭亡中国。谁就是日本的罪人，他们就要把挡路人清除掉。
一方面，是加大投入，可能会打亏本仗。
另一方面，是加大投入的声音太大，没人能在这时候降温。连天皇也不行。并且中国政府也无意投降。而这会导致无法套现。
这种情况，可不就是玩大了么。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果然如此。
为了打宁沪杭和华北，日本整军备战，动员了六十几万人入伍。但打下南京后，国民政府西迁，拒不投降，也不谈判。日本没能套现，玩砸了。
为了套现，不得已之下，日本政府只能继续扩军，向徐州、武汉发动新一轮进攻。
战争的结果，看似是日本拿下了中国最富庶的东部沿海区域。但由于国民政府仍然不谈判不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军在敌后的活动，日军在中国的行动，投入回报严重不成正比。不仅还是没能套现，而且还是亏本状态。
持续性亏本，连“以战养战”都做不到，这还怎么继续玩？
现在网上常有声音，说日本人缺乏大局观。
居然蠢到用添油战术对付中国。如果直接全力一击，战争可能在1938年就结束了。
其实，这真是冤枉日本人的智商了。
当时的情况，不是日本不想全力一击，而是他们真的做不到。
直接全国总动员，日本政府没那能力，也没那财力。
况且，北面还有一个苏联。日本确实做不到全力专心对付中国。
即便是杉山元这种强硬派，也只是想着拿下南京后，就与国民政府合作。
战争规模越打越打，他也没有料到。
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对国民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并提出“近卫三原则”。
这个事件，其实说白了，就是日本高层也看清了，再多打赢几场会战，再多拿下一两个国军控制的省会，对于改变侵华战争走势，没有任何意义。
日本要想套现回本，只有一战打垮中国政府才可以实现。
而一战而打垮中国，偏偏日军又做不到。
这个时候，需要换种思路对付国民政府。
只是由于国民政府未回绝，也未回应。近卫文磨的拉拢，最终没成功。加之对华强硬派在随后不久又掌握了政权。于是这个事件也就是只是侵华战争期间的一个小插曲，没有影响战争走势。
到了1939年9月，欧战爆发。
日本认为英法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欧洲，肯定无暇顾及亚洲。于是在休养生息十个月后，日本对华强硬派再次启动战争，决定对国民政府进行致命一击。
当年爆发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和血战昆仑关。
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日本又一次企图用强势态度，军事打击为主的策略，解决中国问题的产物。
不过，由于日军并未拿下长沙，在广西更是惨败。以及国民政府仍不打算投降。
因而战争的走势，仍然维持不变。
1940年3月，日本政府在与汪精卫谈了近一年后，终于下定决心，扶持其上位，建立汪伪政权。
汪伪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再次180度大转变。又变回来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因为日本政府但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条狗身上。
重用汪精卫之流，只能说明日本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是黔驴技穷了。
因此可以说，从这时候开始，日军已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日本无法全面战胜中国，就成了日本高层的共识。
为了使自己脱身，日军把矛头对准东南亚。
因为从中国直接撤军，对于日军而言，是做不到的。此举，无异于是原地自爆。与自杀没区别。疯狂的中下层军官，肯定会把高层撕碎。
相比之下，日本挑战英美，从东南亚攫取资源后，再回头逼迫国民政府投降，“解决中国问题”，显然更实际一点。
后来的事，众所周知。
1940年9月，日本加入轴心国，并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
此举，招到了美国的反感。
作为反制，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将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明确宣布美国将无条件地全面援助中国。并提出照会，要求日本从中国关内无条件撤军。
1941年5月18日，第一批包括300辆汽车在内的价值110万美元的援华物资从纽约起运，前往中国。
1941年6月9日，第一批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等地勤医务人员组成的美国支援队乘飞机前往中国。
虽然这些物资和飞行员，对中国的抗战只是杯水车薪，但象征意义极大。那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已经绑在了一起。
1941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
五天后，由于日本拒绝美国提出的要求其撤出中国的要求，美国于八月宣布开始对日本施行全面石油禁运。
此举对日本是釜底抽薪。无法从美国购买战争物资，日本连维持在中国关内的军事占领都做不到。
为了解决问题，日本决定对美开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战略重心彻底转到太平洋。
虽然从1941年到1945年，日军在中国关内陆续又进行了中条山会战，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石牌战役，常德会战，豫湘桂会战等战役。
但这些战役，有一些并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启动的，比如浙赣会战，目的是摧毁国军在浙江的飞机场，防止中美战机“穿梭式轰炸”对日本本土造成影响。还比如豫湘桂会战，目的是到打通交通线，为东南亚的日军运送物资。
有一些战役，虽然日军把矛头对准重庆，但推动战争的负责人并不是日本高层人物。会战规模一般并不大。比如石牌战役和常德会战，日军想只以十万兵力就攻陷重庆，其心态明显就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