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是九五之尊,任何人都不能挑战皇帝的权威,即便是他们做错了,也没有人敢去反驳。由于皇帝是天下之主,他们的面子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有时候自己做错了也不会承认,这可能引发很多政治问题。其实,古代皇帝也并非是无拘无束,他们也需要遵循统治秩序,如果过度放纵自我,也会引发统治危机,导致国家的灭亡,所以他们也需要注重自身的问题。比如汉朝时期的“罪己诏”,它被称为是古代皇帝的“检讨书”,也体现出古代地位的自省意识。
“罪己诏”形成于汉代,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独特现象,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面对自然灾害和异象或动乱的国家局面,汉朝的皇帝经常会颁布诏书自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纠错或鼓励百官上书言事,这种现象集中出现在汉朝,主要还是因为汉朝朴素的政治风气、不发达的君权统治和古人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太深远。“罪己诏”是古代帝王自我检讨、自我反省的一种官方诏书文件,其最早还要追溯到商周时期,“商汤罪己”的故事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只不过当时只是个别统治者一种零散的、自发的反省,其真正的产生且具有意义的还属西汉时期的罪己诏。
汉文帝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颁布有明文可考的罪己诏的皇帝,由此也开启了中国古代罪己诏制度,并在汉朝一直延续,从西汉至东汉时期,基本上每位皇帝都颁布过罪己诏,颁布罪己诏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化、固定化的形式,汉朝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最多颁布罪己诏的一个朝代。比如汉文帝因为日食和匈奴入侵而颁布罪己诏;汉武帝总结失政而颁布罪己诏;汉元帝因为国内发地震而颁布罪己诏;汉光武帝、元帝、成帝颁布罪己诏的次数甚至超过3次。
从汉朝皇帝颁布罪己诏的原因及内容形式来看,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国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旱灾、水灾等,或是出现自然异象,比如日食和月食。其二,国家处于动乱之中,如遭遇外敌入侵、政治腐败和农民起义,可以参考汉文帝时期匈奴入侵,汉武帝总结失政、汉顺帝时期的农民起义等。具体来看,汉朝皇帝因重大自然灾害颁布罪己诏的为大多数,这也源于汉初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学说,再加上古代受到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对于自然灾害和异象都无法作出解释,于是将其归结于上天对人世的一种警示。
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指出,上天降灾祸于人间,是因为统治者有为政失德的地方,这个观点被当时的人普遍所接受,汉朝的皇帝也为这种理论和民间意识所迫,不得不颁布罪己诏。汉文帝第一次遭遇日食时,立马就感觉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于是不久后下诏:“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尽管我们都知道日食乃是自然现象,可古代却无法解释这种异象,汉文帝也因此将这个“错误”揽给自己,在诏书中非常坦诚地进行反省。
对于民众而言,皇帝都是高高在上的人,并且也是不可能犯错的,帝王的威严不敢触怒。可汉文帝颁布了一个诏书却在检讨自己,这让世人改变了对皇帝的看法,同时也让皇帝看到国家的不足之处。汉安帝时期,东汉王朝经历了一次大灾,全国有9个郡国发生地震,6个州遭遇蝗灾,3个郡遭受水灾。次年又有10个郡国发生地震,同时羌族起义还在不断扩大。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汉安帝不得不颁布罪己诏,因为自然灾害,他一连颁布了3份罪己诏。
在诏书中,汉安帝敢于直言国家的丧乱,并坦言这是“朕以不明,统理失中”所导致的。汉安帝直言不讳,历史上也没有哪个皇帝直接否定自己的统治的,而安帝却敢于直言,足以见他的政治自省意识有多么强。受制于大环境的影响,汉朝的皇帝虽然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条件受限,很多错误始终都无法挽回并改正,罪己诏只是让皇帝意识到国家的危机,却没有惊醒广大的臣民。汉武帝在位期间,可谓是政绩显赫,他甚至被称为是“千古一帝”,可尽管如此,汉武帝还是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它直接影响了西汉历史的发展轨迹。
在诏书中,汉武帝深刻反省以往重敛于民的苛政,承认自己迷信占卜,盲目派遣李广利将军出征匈奴最早导致惨败的过程。由于汉武帝的罪己诏内容较多,此处便不一一列举,“轮台罪己诏”完全能够称得上是一篇真挚痛切地“悔过书”。汉武帝对自己统治存在地问题进行反思悔过,影响了西汉王朝后来的几位皇帝,就连汉武帝这也有着雄才大略的帝王都对自己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而后的几位皇帝岂敢不认真反省。汉成帝由于听信大臣的建议修建昌陵,后来由于工程实在是庞大而不得已停止,汉成帝为此进行反思,甚至认为自己是“执德不固”,对自己德错误行为表示承认并纠正。
罪己诏深刻影响着两汉王朝的历史发展,其大多都是在主动的情况下颁布的,彰显出自觉地统治自省意识。东汉中后期的几位皇帝,由于主动认错悔过,及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甚至还使得汉朝国祚延续近2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