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个岛国，中国则是一个大陆。日本人口当时不到1亿，中国人口5亿，为什么日本认为短时间内可灭亡中国？就是因为看透了中国的虚弱。
长期以来，都有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之说，其实日本方的正式文件并没有此说法，只有日军参谋本部《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有这样一句：“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根据他们的逻辑，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就相当于征服中国了。
日本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第一，侵略者轻看中国，源于中国统治阶层抵抗意志薄弱。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为息事宁人，付50万两白银让日本退兵，默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当时针对大清王朝无原则的赔钱，英国人李欧尔卡克说：“台湾事件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但是不愿意打仗的富有的帝国。”
1875年日舰闯入汉江河口，朝鲜还击，日本派人来华试探态度，总理外交事务大臣奕告知：“朝鲜虽属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皆自行专立，中国从不与闻。”一句“从不与闻”，不但将自己的藩属国出卖，更为后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埋下伏笔。历史给我们的警示，不能忘记。西方国际政治学认为所谓国家意志，就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统治阶层抵抗意志薄弱，只会给一个民族带来灾难。
第二，侵略者轻看中国，源于两国工业能力的差距。1936年的工业能力，日本年产580万吨钢铁，中国年产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0架；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0辆。1936年军队装备，日本海军总吨位115万吨，中国海军总吨位5.7万吨；日本空军飞机2700架，中国空军300架；日本常备军38万，中国200万。我们装备落后，工业生产能力不足。
第三，侵略者轻看中国，更是看透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板垣征四郎是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7个甲级战犯之一。1931年8月，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个月，板垣征四郎在关东军做战斗动员，要对人数10倍于自己的东北军发动战争，关东军心里没底。
板垣征四郎却说一定能赢，他的理由是：“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职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国家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从一般民众的真正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个日本侵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的一番话，真正戳到了我们的痛处。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1.09万人，东北军则有20万。结果如何呢？两天丢了沈阳，七天丢了辽宁，三个月不到东三省沦陷。1931年11月4日，齐齐哈尔的“江桥抗战”被称为“中国有组织抗战的第一枪”，由马占山领导的政府军与日本侵略者打起来的。我们可以想想，“九一八事变”之后政府军一直在退，退了将近两个月，都退到齐齐哈尔、快到俄罗斯了，才出现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才有一支官兵正式开枪。这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板垣征四郎被称为“东北汉奸之父”，他在东北网罗了很多人。为什么各个地区不见抵抗就被逐一占领呢？因为头儿都跟着过去了。板垣诱逼臧式毅出任奉天伪省长，运动爱新觉罗·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策动张景惠宣布黑龙江独立，牢控伪满洲国溥仪、罗振玉、赵欣伯、谢介石等人。
我们今天仍可看到，让一个日本人帮中国人干事非常难，让中国人帮日本人干事好像远远没有那么难。近代以来，最了解中国的就是日本，对中国伤害最深入的也是日本，为什么呢？日本对中国的毛病、弊病了解太深了。
再看看“华北汉奸之父”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曾出任奉天市市长，一文不名，就以自己的名义担保，弄来一笔钱维持市政运转。后来日本国会同意拨款，但特别申明从国会通过之日算起，之前的用款不负责偿还。最后，是土肥原用自己的薪俸偿还的。土肥原一大家几十口人在日本，没钱买房，挤住在小屋子里面。这种侵略者，创造性地、全身心地扑上去执行侵略政策，对我们是最大的危害。
阎锡山就差点儿被土肥原毁掉。他们俩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学，利用这一层关系，土肥原以“旅行”为名，将雁门关一带重武器可以通过的险要地点做了详细记录。“七七事变”之后，阎锡山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一带重武器无法通过，未构筑工事，兵力也很少。直至日军利用土肥原的情报突然从这一空隙中钻进来，阎锡山才大吃一惊，晋北也因之迅速失守。
1948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一样，也是判处绞刑的7个战犯之一，绞死的顺序由个人抽签。土肥原抽到第一签，第一个被绞死。他罪有应得。
还有一个人：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20世纪20年代冈村宁次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其实孙传芳并不信任日本人。他日语虽好，却从来不说。冈村说：“尽管我在孙传芳面前受到敬重，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未给过我。”
北伐战争时出现情况，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我去前线南昌，当地指挥官把华中地区1/50000比例的地图全部借给我，委托我制定作战指导方针。不久，前线节节败退，孙传芳束手无策，起锚顺流而逃跑。这时有位头脑冷静的人说，冈村老师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军舰上去。我雇了条小船，仓促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1/50000比例的地图。”
冈村宁次回去以后将这个地图交给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给冈村以重奖。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军指挥官宫崎周一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套1/50000比例的地图。”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非常得意地讲到这些。我们不仅要了解鬼子的凶残，更要知道他们要灭亡你的极深的心计。
冈村宁次还专门讲到中国著名外交官顾维钧。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顾维钧是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到上海来处理。冈村宁次的评价是：“此人既能为北洋政府服务，又能为民国政府服务，可见做人节操十分一般。”
顾维钧长期与西方列强打交道，自己也有一套理论，叫作“两国交战，不影响交友”。此人还热衷于酒会、舞会这些外交场合。冈村宁次交代手下人，凡顾维钧出现的场合，要立刻通知他。此后，两人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邂逅”，聊得热火朝天。冈村宁次很快把中方处理“一·二八事变”的政策底牌全部摸去。
还是那句话，我们太粗陋了，对方太精细了。从高官到平民，无形中一个个被对方攻破。
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另一名元凶石原莞尔，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搞化装侦察，被警察扒光搜身，抄走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石原得出结论：“中国官府对民众太苛刻，一旦有事，民众不会站在官府一边共同担当。”所以后来，石原莞尔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
我们为什么一盘散沙？为什么被人分而治之？为什么像石原莞尔所说“官府和民众对立”，到了关键时刻民众不会与官府共同担当？这些侵略者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带来的软弱，看透了民众与政府的游离与对立，看透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率领着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
“落后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就如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唱出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