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进行到关键时刻，徐州突然爆出一桩惊天谍案，二公子蒋纬国擒获一名中共地下党情报员，从他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里，搜出国军在徐州的兵力部署图。
蒋纬国连夜审讯，发现此案直接指向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蒋纬国不敢怠慢，立即向参谋总部发电举报。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此案却莫名其妙地没了下文。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蒋纬国越俎代庖搞谍战
蒋纬国本是装甲兵团长（后来升任副司令），为何越界去搞情报工作呢？此事还要从戴笠说起。
戴笠在抗战胜利后不断扩大军统力量，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套强大的私人力量。后来还一度与美国人勾联，想插手海军。对此蒋介石十分不满，一方面扶植中统与军统互相牵制，一方面刻意安排蒋经国加大政工工作力度，不断干预情报系统，分散戴笠的权力。戴笠越来越感觉到大公子咄咄逼人，便耍了手段，故意引入蒋纬国，希望搞成二子争宠，好把水彻底搞混，他再从中取利。
蒋纬国一直在装甲兵系统，无法明面上参与情报工作。戴笠私底下与蒋纬国联络，让他打着净化军队的幌子，注意军中的共军卧底，有事直接和他联系。
1946年3月戴笠到北平前，在上海机场神神秘秘地告诉蒋纬国，等到从北平回来，将会告诉他一桩极为机密的事情，这件事连蒋经国都不知道，是蒋介石亲自交待的。蒋纬国心领神会。
结果戴笠返回时，飞机撞山，失事而死，他所谓的机密成了永远的秘密。
这件事是什么，我们无需去猜度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戴笠的屡屡暗示拉拢，蒋纬国对情报工作产生了兴趣。
当时国共大战爆发，双方情报人员不断斗争，保密防谍成为一项突出任务。蒋纬国在军中搞一搞情报工作，倒也不是很碍眼。
他效仿戴笠的一套办法，不断在各地安插眼线。据其自述说，“我的间谍网相当深，用得都是当地的地头蛇，也有帮会的人，我跟他们的关系相当好，我的作风与他们也很接近，讲义气，很豪爽，随时三刀六眼都可以。他们也很喜欢我，喝酒就喝酒，绝不含糊，不过赌与嫖这两件事情我是不参加的。”（语出《蒋纬国口述自传——蒋氏家族与我的一生》p154）
蒋纬国自以为他很得人心，其实情报工作并不是靠吃吃喝喝、搞江湖哥们儿关系的，合格的情报人员必须要经过专业培训，岂能随便拉几个帮会人员就能搞情报。
之所以那些人喜欢和蒋纬国来往，蒋纬国相对随和、豪爽的脾气固然是一方面，实则那些人都有目的，都想攀龙附凤，借助二公子升官发财。
蒋纬国自诩搞情报工作有一套特殊的办法，就是观察言行，若是某人表现的过于完美，十有八九就是别有用心。
蒋纬国举过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
他在装甲兵中有一个排长，姓黑，人称黑旋风。干事极为利落，奉献精神极强，虽然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文化水平却远远超出同辈袍泽。
蒋纬国一开始就感觉他不对劲，但这位黑旋风始终没有露出过什么马脚。后来上海作战，蒋纬国部队要打一个阵地，命令黑旋风排长带几个人冲，黑旋风二话不说，带人就要走，谁知这是蒋纬国设下的计谋。黑旋风刚冲出去，便被身边人按住逮捕。
蒋纬国也没有审问，直接宣布黑旋风是共产党卧底，下令枪毙。黑旋风倒也干脆，不诉冤，甘愿就死。死前问蒋纬国：“副司令，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你讲给我听再枪毙，我死也瞑目。”
蒋纬国说了几条，第一，你这个干部文化水平高，不像大老粗。第二，你表现的太完美，不求财不求私，干事任劳任怨，国军干部哪有这么无私的（蒋介石儿子都这么说，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何等讽刺）。
蒋纬国惋惜地说：“若你决心反悔，我便把我的一身本领传给你。”但黑旋风至死不悔，终被枪毙。
二、一根扁担：郭汝瑰的惊魂时刻
蒋纬国对郭汝瑰的怀疑，起初也是靠主观猜度。
郭汝瑰受陈诚赏识，连连提拔，1946年一年三迁，升任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专门负责战略筹划。
郭汝瑰经历复杂，出身是川军军阀子弟，又曾传闻加入过中共。据说当年“剿共”时他还刻意避免到一线去当长官，不想和共军直接交手。最令人怀疑的是，郭汝瑰个人品德实在太好了，国民党内敷衍塞责、滑不溜手、派系倾轧的毛病，郭汝瑰身上很少见。郭汝瑰平时生活也很俭朴，有一次有人到郭家去探望，郭正好不在家，家里人正在吃饭，桌子上只有两个菜。这些风格，都与共产党相似。
怀疑来怀疑去，其实与怀疑黑旋风一样，都是从主观态度上分析，并没有什么实证。
但还真别说，蒋纬国的眼光确实击中了要害。
郭汝瑰1928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解放战争中才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利用自己的身份便利，一直在想方设法为党做出自己的贡献。
蒋纬国坚持对郭汝瑰的怀疑，天缘凑巧，还真让他抓住一个机会。
蒋纬国在徐州布置了间谍网，掌握了我地下党情报员常用的沟通技巧，比如密语、暗号、手势等，蒋纬国据此训练谍报员，要他们扮作中共地下党，搞起了反间谍。一名经常出入徐州的地下党交通员某甲，被蒋纬国盯上了。
大概在1948年11月的一天，蒋军谍报员某乙化妆成脚夫，担着两个空箩筐，走在徐州郊外，和某甲“巧遇”。两人接触过几次，某甲似乎警惕性不高，认为他也是我党情报员，只不过大家彼些没有横向联系，有纪律限制，互相不能打听自己的上级和任务，于是就稀里糊涂地认作了同志。两人闲谈中，某乙抱怨说：“两天两夜没吃东西，连水都没得喝，还一无所获；老兄你拿到什么东西没有。”
某甲说：“我倒拿到一点东西。”
某乙讨好他说：“老哥，这样吧，你给我看一看，我总算是听到些什么了，回去也好交差。”
某甲有心显露一下，就把随身的扁担拿出来，卸下一头的铁箍，原来扁担是中空的，里面藏着东西。
打开一看，某乙倒吸一口凉气，原来竟是绝密的徐州剿总作战部署图。
某乙不敢多看，感谢了几句，便邀请他到前面一个经常落脚的小面铺吃饭。某甲也没多想，跟着他去了。
这家面铺是蒋纬国安排的脚桩点，某甲一去，便被逮捕了。
某甲被连夜押到徐州城内，蒋纬国得知事情严重，亲自审问。该情报员熬不住拷打，供认这份部署图是徐州剿总一个参谋给他的，地点就在徐州剿总总部旁一条大街，有一间私娼馆，剿总的军官经常去那里鬼混，他就在那里等情报。
蒋纬国问他是谁交接的地图，某甲说不知道名字，大致描述了身高，圆圆的脸，穿着国军军装，但没有挂军衔。
蒋纬国大致判断出，此人应该是郭汝瑰的侍从参谋。
郭汝瑰平时神神秘秘的，他的卧室从不让别人进，只让自己的侍从参谋出入，肯定有鬼。
蒋纬国决心用这件事彻底揭穿郭汝瑰的身份，不料他准备把情报员某甲往后方押送时，此人竟然服毒自尽，事后验尸，发现舌头下藏着一个砒霜胶囊，大概是觉得罪不容赦，自尽了。
蒋纬国十分懊悔，于是赶紧把审问情况汇总起来，形成一份绝密电文，准备往南京报告。
可是跟谁报告呢？
戴笠走之前，曾说一旦有事，可以和他直接联系。但戴笠死后，毛人凤、唐纵、郑介民等人争得不可开交，军统改成了保密局，自家的事务还没理清楚，根本没人会受理蒋纬国的这份情报。
想来想去，蒋纬国把电报打到了参谋总部，希望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把这件事揭开，搞倒郭汝瑰。
三、密电打到南京为何没下文
那么，这份绝密地图，真的是郭汝瑰送出去的吗？
从时间上看，有这个可能。但从逻辑上看，不太可能。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命参谋总长顾祝同带郭汝瑰等人，到徐州当面下达作战命令。郭汝瑰在徐州小住几天，后来又陪顾祝同飞回南京，11月10日，郭汝瑰在总统府参加了小型作战会。中间有五六天的时间在徐州。
但郭汝瑰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派侍从参谋直接和情报员见面，很不严谨地送出地图原件，这不符合情报工作的基本原理。
郭汝瑰的情报，一直都是通过任廉儒，转交给位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而后通过电台发往延安。
蒋介石最早制定的撤出徐州、防守蚌埠、决战于两淮的策略，就是郭汝瑰这么透露出去的。
11月间，华野大军已经到达徐州外围，如果有交通员出入徐州城，八成是华东局派出的情报人员，和任廉儒的情报线并不是一条线。郭汝瑰绝无可能直接与中共华东局联系。
从蒋纬国的自述看，这起情报案，极有可能是华东局情报人员，策反了徐州剿总内部的国军参谋人员，以重金买出部署图，通过自己的系统获得情报。
蒋纬国这封电报打到国防部，迟迟没有回音，极有可能顾祝同对此并不感冒，也就没有上报给蒋介石。
要知道，当时怀疑郭汝瑰的并不止蒋纬国一个人。
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早就说过郭汝瑰人小鬼大。杜聿明最初判断郭汝瑰有问题，是蒋介石改变守蚌埠战两淮的计划，改为死守徐州。
最初蒋介石采纳各方意见，准备弃守徐州，退守淮河，以蚌埠为核心组织防御，本来是一个不错的战略。杜聿明感到还有得打。
但旋即计划被改了，各部国军仍然向徐州靠拢，不放弃徐州，企图在那里击溃粟裕。
这一计划表面上看起来合情合理，国军重兵都在徐州沿线，左有邱清泉第二兵团，右有黄百韬第七兵团，都是国军中的头等主力。而且徐州又有坚城，又有纵横交错的铁路，轻易放弃太过可惜。
真正看出不妥，需要有深厚的战略素养和敏锐的眼光。国军诸将帅之中，只有白崇禧和杜聿明看出古怪，认为国军这是自陷死地，把兵力搞成僵死的十字形，完全是被动挨打。
杜聿明判断，能够撺掇蒋介石改变意图的人，肯定具有高明的战略思维，也十分了解蒋介石喜欢空谈理想、主义、牺牲精神的特点，这样才能诱导蒋介石死要面子，把徐州当作决战地点。
谁有这个本事？何应钦不会，顾祝同不能，白崇禧不管，转一圈看看，只有郭汝瑰有可能。
但杜聿明不敢说出来。
郭汝瑰是陈诚十三太保之一，铁杆“土木系”，顾祝同也要忌惮他三分。
1948年11月间蒋介石急于解开黄百韬被困的危局，令杜聿明飞赴南京召开作战会，问他怎么考虑解围。当时参加会议的有郭汝瑰，杜聿明在会上泛泛而谈，绝口不提具体作战计划。
会议结束后，杜聿明才单独找顾祝同讲了计划，并提醒顾祝同，千万不能把计划告诉郭，他有共谍嫌疑。
顾祝同说他这是老调重弹，完全是无稽之谈。原来1948年年初顾祝同担任参谋总长时，杜聿明就提醒他郭汝瑰有通共嫌疑，顾祝同当时不信，还斥责过杜聿明空穴来风。
在杜聿明的反复坚持之下，顾视同勉强同意不告诉郭汝瑰。
但是这一事实说明，顾祝同对郭汝瑰还是十分信任的，一则他是陈诚的心腹，他又是中将军衔，中将没有理由吃里扒外了。二则郭汝瑰在抗战时屡出奇谋，提出过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战略谋划，他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
蒋纬国此番来密报，揭发郭汝瑰通共，看起来不过也是老调重弹，拿一些不着边的谍报线索往郭汝瑰头上扣屎盆子。
这是顾祝同压下情报没有上报给蒋介石的一个原因。蒋纬国苦苦等待，最终也没有等到回音。
但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
四、多方纠葛：郭汝瑰巧计隐退
如上文提到，郭汝瑰是陈诚土木系的重量级人物。顾祝同不敢动郭汝瑰，实出于忌惮陈诚。
众所周知，陈诚乃是蒋介石的头号心腹。当时蒋介石正派陈诚前往台湾，接任省主席，已经开始密谋经营台湾基地，为国民党败退后打理最终归宿地。
这件事进行得很秘密，只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李宗仁等少数高层人物知道，处于只做不说的状态。毕竟蒋介石此时提出的口号仍然是击败中共，如果将经营台湾宣示于天下，蒋家王朝恐怕要立即崩盘。
陈诚衔命赴台，其中政治意义之重大，顾祝同不会不知。
如果此时动郭汝瑰，势必要牵扯陈诚。动陈诚则台湾不稳，台湾是蒋介石最后的生命线，这个干系，顾祝同绝对担不起。
退一万步说，就算郭汝瑰真的是卧底，向中共透露作战计划，可是当时国军的计划，还有什么价值吗？
平庸如顾祝同，也已经看出淮海大战国军计划落于下乘，一改再改，一变再变，就算郭汝瑰送出去，未必有什么用。
实际上确实如此。
1948年12月，杜聿明集团决定从徐州突围，当时作战厅向蒋介石汇报了三路突围方向，一是西南方，与黄维汇合。二是正东，通过海州海路撤往南京。三是东南，从江苏省几撤到江南。
郭汝瑰分析多种可能，迎合蒋介石的心意，提出从东南撤退的建议。此议由于时间最快，路最短，得到蒋介石首肯。
郭随即想办法把情报传了出去。中共中央军委迅速据此指示华野粟裕，要求将兵力置于东南方。
但粟裕分析情报后感觉不合常理，东南方向水网纵横，不利于国军重兵集团通过。杜聿明并非庸人，当下最有可能的路径是西出永城，而后沿陆路南下与黄维汇合，此路虽然较为迂回，但若能与黄维兵团合成一股，国军大兵团仍有胜机。
粟裕最终冒着违抗命令的风险把兵力调到西南方向。英雄所见略同，杜聿明也不同意东南撤兵之议，违令兵出萧县、向永城，粟裕终于成功堵住杜聿明集团。
所以说，综合各种因素，顾祝同就算真的怀疑郭汝瑰，为他自己的前途计，他也没必要去整治郭汝瑰，大势已去，抓几个特务杀几个间谍，江山就能救回来吗？
蒋纬国也是聪明人，顾祝同装糊涂，他也不敢去较真。戴笠已死，情报系统大部分被蒋经国插手接管，他若再去硬插一杠子，岂不是自找没趣。毕竟在大哥面前，他的力量与地位根本不够看得。
蒋纬国在撤退大陆前，苦心孤诣地经营情报网，安插了许多特务。到台湾后向蒋介石交了底，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让蒋纬国撒手，把情报网全部交给蒋经国。在核心事务上，蒋介石一向看得分明，决不会让两个儿子争权。
郭汝瑰听说了徐州抓住地下党的消息，虽然明白这是一场情报交叉，他也不能不为所动。尽管各位大佬投鼠忌器，但为自己安全计，也得及早谋划退路了。
郭汝瑰怕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甩锅杀人，而他是战略筹划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届时恐难全身而退，于是通过任廉儒向党请示，是否可以回到解放区。
组织上研究感到，此时郭汝瑰回到解放区，没有继续待在敌人阵营中作用更大。如果出于安全考虑，可以到下面的部队掌握一个军，这样也可以继续为党服务。
这招避祸沓中之计正中郭汝瑰所算。他向顾祝同提出引咎辞职，顾祝同正巴不得甩开这个烫手山芋，于是保荐他出任七十二军军长。
该军在淮海战役中被华野歼灭，郭汝瑰出面收拢败残军官，征收大批新兵，又动用各方面关系要来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武器装备，迅速重建起七十二军。
远离中枢后，果然没有人再找他的麻烦。1949年12月，郭汝瑰成功地率七十二军在宜宾起义，安全地回到了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