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我们东边的老邻居日本国，出于“家仇国恨”，我们多数中国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蔑称一句“小日本”。然而实际上，这个岛屿国家，着实不能算“小”。
从现实中看，日本的国土面积约为38万平方公里，远远大于老牌强国英国；论人口，日本1.3亿人口排名全球11位；看经济总量日本世界第三。这样的国家，永远需要我们小心提防。
再从历史上看，这个东洋岛国曾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过难以磨灭的伤痛和耻辱。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奏响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我中华的魔咒。
随后14年间，日寇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我华夏南北。其野蛮暴行、反人类罪恶，举世罕见，罄竹难书。
具体来讲，在军事上日军凶狠残暴，依仗着武器的先进，屠杀了我国无数的军人和无辜平民；
在文化上，豪无人性的日本每到一处，都大肆破坏文化遗产，历史古迹，还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意欲绝我中华文脉；
在经济上，贪婪奸诈的日本，更是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可以“取之尽锱铢”：他们每攻占一城，定会洗劫银行，搜刮金银矿产，劫掠民财，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侵华十四年，日本共从中国掠夺了多少财富？
一、日本对我国工矿企业的霸占劫掠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粮食”，更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物资。全世界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和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矿产资源。
14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依托其强大的战争武器，对我国的金银、钢铁、煤矿、金属、石油等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以满足自己的战争需求。
仅金银等贵金属来看，日本从我国抢夺的黄金（包括金条、金首饰和黄金原矿），超过了20000吨。仅仅在南京一个城市，贪婪的日寇就劫掠了我们6000吨黄金。南京沦陷之后，日军除了进行禽兽般的大屠杀之外，还专门成立了宪兵小组抢夺金银。
这群土匪先是占领银行，炸开金库抢掠，而后就是抢夺富豪之家和商人的存金和金首饰，甚至连尸体上镶的金牙也不放过。这些抢来的黄金被日军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直接装船运往日本。或者运往其他国家用于购买战争物资，“以战养战”。
另外，作为中国的“黄金之都”，山东招远在抗战时期也遭到了日军的疯狂劫掠。
根据1978年出版的《玲珑金矿史》（位于招远的玲珑金矿是华北第一大金矿）的记载，日本帝国主义仅在军事占领招远的六年半时间中，就从招远掠夺了黄金16多吨，白银38多吨。另有含金量达50克每吨的矿石至少20万吨。
除了金银等贵金属外，据不完全统计，14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累计从我国掠夺煤炭约10亿吨、铁矿约1.8亿吨、铜矿约150万吨、铝约10万吨、镁约5万吨。
另外，日本掠夺的石油、油母页岩、铅矿、锌矿、镍矿、硫化铁矿、锑矿、锡矿、水银矿、石墨、石棉、硝石等珍稀矿产，更是不计其数。
以最早被日本占领、且自然资源丰富的我国东北地区为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通过实施“经济统制政策”，大肆掠夺东北资源。1932年9月9日，日本侵略者就与所谓的“满洲国”当局相互勾结，签署了《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
由此，日本牢牢把控了整个东北地区的矿产开采权。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在抚顺地区先后建成大山坑、东乡坑、古城子第三露天煤矿、古城子第二露天煤矿、万达屋坑、东岗露天煤矿等矿井，其劫掠的煤炭资源将近2.5亿吨。
即使在1945年日本投降的当年，日寇还掠走了325.4万吨优质煤炭。1918年5月，日军就在辽宁成立了所谓的“鞍山制铁所”并于1919年4月29日正式投产。
1919到1945年间，日军通过这一罪恶机构，从我国鞍山铁矿抢走了3500万吨铁矿石、1187万吨生铁、548万吨、326万吨钢材。攻占东北之后，日本组建了所谓的“采金事业调查部”，制定了《满洲采金事业方策》，动用了数万人力，盗掘东北的黄金资源。
据相关资料记载，1939到1943年间，日寇在乌拉嘎金矿开采沙金10余万两；1940到1945年，日军从夹皮沟金矿盗走黄金多达2327.337公斤。1939年，日本人还在我国的辽海地区发现了铀矿资源，并偷偷开采运往日本，这项罪恶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7月。
在华北地区，日本同样大肆劫掠煤、铁、盐等矿产资源，运往本国。据统计，截止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这些强盗从我国华北开采抢走煤炭1.2亿吨、铁矿石500万吨、钢铁60万吨、盐1200万吨、纯碱20万吨、铝土矿300万吨。
在华中地区，日本成立了所谓的“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对沦陷区的铁矿、煤矿、铜矿、萤石等进行统制性盗挖，疯狂掠夺我国矿产宝藏。
早在1900年，日本就和腐朽的清政府签署了条约，控制了“汉冶萍公司”，开始对我们的淮南煤矿、铜官山铜矿进行掠夺性开采。
1938年日本攻占了大冶。据不完全统计，大冶铁矿从1893年投产到1945年间，生产的生产铁矿石总共有2092.32万吨，其中被日本掠走的就高达1550.8万吨，占总产量的70%以上。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日本每生产10支步枪，至少有一支是用大冶的铁制造的”。日本的残暴兽行，令人发指！华南地区沦陷后，日本经济侵略魔爪再次伸向我们广东、南海等资源丰富的南国数省。1938年攻占广东之后，日本对广州境内的民族工业进行了毁灭式的掠夺和摧残。
1939到1945年间，仅日本的三菱公司，就从南鹏岛掠走钨矿1350吨。1939年5月，日本开始侵占海南的田独铁矿，直到日本投降，这群盗贼共掳掠了田独铁矿268万吨精铁矿，70万吨石碌铁矿。
二、日本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敲骨吸髓
除了抢劫国库，掠夺金银财宝，盗挖矿产之外，日本还对其统计区域的我国普通民众，进行了敲骨吸髓般的剥削和掠夺。除了直接上手抢夺民财之外，日本采取的最缺德的敛财手段，莫过于滥发伪钞，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金融剥削。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我国东北操控成了“满洲中央银行”，疯狂发行所谓的“满洲元”；在张家口设立“蒙疆银行”，发行廉价的“蒙疆券”；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1938年3月日本又在北平拼凑了一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整个华北地区发行“联银券”；攻占上海之后，日本搞了了“中央储备银行”，滥发伪钞“华兴券”；
1941年1月，日军又在南京设立“中央储备银行”，滥发粗制滥造的“中储券”。
这些所谓的“银行”和“钞票”，实质上就是日军抢夺民财的工具。无耻至极的日本人，通过一张张粗制滥造的“纸片”，贪婪地蚕食着沦陷区人民的血汗财富。
除了滥发纸币外，那些日本禽兽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当起了毒品贩子，在掠夺民财的同时，残害我国百姓的健康。仅仅一个“蒙疆银行”，数年间垄断鸦片贸易的收益就超过了4亿日元。除此之外，整个抗战期间，日军从我国掠夺的粮食高高达8亿吨。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多少中国人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这些粮食的价值难以用金钱衡量——那都是活生生的人命！
除了物质财富外，14年间，日本从我国劫掠的珍稀文物至少有1879箱360万件。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目前日本拥有的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中，仅来自中国的文物就有超过200万件。
其中日本的东京博物馆，是全日本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的数万件中国文物，都可谓是奇珍异宝：其中上至新时期时期的良渚文化玉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唐宋时期的名人字画，下迄明清两代的精美瓷器，可谓无所不包。
尤其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都是我国乃至人类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旷世名作。
三、战后中国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总体来讲，14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究竟掠夺了我大中华多少财富？战争结束后，官方给出的最保守数据为：以1937年比价参考，中国的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而这还仅仅只是毁于战火的财富。
中国损失的财富总量，恐怕永远难以准确计量——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支离破碎，甚至家破人亡的损失，谁能算得清？有那么一段时间，国内一些“公知”曾无脑鼓吹所谓的“日本奇迹”、“日本精神”。
殊不知，日本战后能够迅速平复战争创伤，并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从我们国家洗劫而来的巨额财富恢复的“元气”。
在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的共同努力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野心最终折戟沉沙。我们国家也理所应当地对日本，进行了战争索赔。
二战末期，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发布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明确宣布：“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必须用以赔偿战胜国的损失”。
二战结束后初期，美国、英国等国家也曾一度对于向日本索赔，相当积极。甚至于1947年4月，美国搞了个“先期拆迁”计划，提前拆除了部分日本的工业设施，抵扣赔款，当时的国民政府也从中分了一小杯羹。
但“聪明”的美国很快就发现，拆了工业设备，就等于挖掉了日本经济的根脉，拆得越多，日本的经济就越糟糕，美国占领日本的成本负担就越高。而且，随着美苏矛盾的日益公开和激化，美国急需扶持一个温顺听话，又有一定实力的的日本，在东亚地区遏制苏联。
而且，当时中国的解放战争也是进展顺利，我党取得政权已经是必然趋势，美国更加需要日本这么一个东亚反共的“桥头堡”。于是乎，美国开始大力扶持日本，返还了部分从日本拆走的设备，还肆意纵容日本抵赖战争赔款。
为了向美国示好，换取其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随之发表了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基本确立了对日本战争索赔“宽大处理”的方针。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速了对日本的“宽恕”。1951年9月，包括日本在内的48个国家签署了所谓的了《旧金山和约》。期间，美国强力要求苏联、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
在美国的纵容之下，日本后来仅仅向13个国家进行了总额为22.3亿美元的赔款。在苏联和蒙古国的强硬要求下，日本勉强同意以“无偿援助”的名义，向蒙古支付了50亿日元赔款。此外，日本再未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支付过一分赔款。
“旧金山会议”之后，美国要求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尽快与日本“和解建交”。双方从1952年2月开始谈判，4月28日正式签订“华日和平条约”，蒋介石政府正式放弃了对日索赔。
但对这这么一份条约，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承认过。因此，其毫无疑问是非法和无效的。
不久之后，腐败无能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下野，田中角荣组阁上台。田中内阁莆一上台，就把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日建交的条件日渐成熟，日本大胆决定进行“越顶外交”——绕过美国，提前与中国建交。
此时，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在中日建交的谈判中，我党充分考虑当时的国际局势，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对日本赔款问题，采取了大度宽容的处理态度。
我党的宽容态度和博大胸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更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
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中国政府放弃的仅仅是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以整个民族国家的名义，向日本索赔的要求。但对于国内民众的对日索赔的权利，我们从未放弃。换言之，所有受过日本侵略伤害的中国人民，都有权利向日本政府声讨索赔。
例如，从1989年12月开始，一名曾被日本俘虏被裹挟到日本做苦力的抗战老兵耿谆，就联合了一批老战友起诉日本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当年胁迫他们劳动的日本企业），要求该公司：
第一，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第二，分别在日本大馆市和北京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冈烈士纪念馆；第三，向“花冈事件”受难者986人每人赔偿550万日元。这个官司打了数十年，受到了日本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四、结束语
作为礼仪之邦、君子之国，我们中国从国家间关系的大局出发，很早就提出中日之间要“以史为鉴，向前看”。
但日本右翼势力却是丝毫不领情，他们不断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发布虚假声明等手段，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否定，甚至“倒打一耙”，把侵略恶行美化为“解放亚洲”。
如此一来，日本与中国、韩国、朝鲜等周边国家，围绕着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忆，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博弈，历史记忆冲突一度成为影响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最关键因素。
日本与中韩等国家之间的历史记忆冲突，绝不是我们“小心眼”故意与日本过不去。而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资格，去替代那些无辜的先辈“大度谅解”日本。
更是因为日本在侵略历史上的态度，实在无法获得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谅解与宽恕——在加害者不断歪曲历史之际，受害者也很难“大度”地选择忘记。特别是在彼此还有其他现实争端（如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历史和解的前提不应该是忘记历史，而是在记住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相互谅解。对侵略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因此，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真诚态度是化解东北亚地区历史记忆冲突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一言蔽之，我们牢记历史，绝不是为了挑动民族国家的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防止重蹈历史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