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南泥湾垦荒使359旅闻名全国,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从1945年冬到1946年冬,在我军的建制里曾经同时存在两支“三五九旅“。
1944 年11月,王震率领由三五九旅主力组成的南下第一支队,开辟湘鄂赣粤。1945 年夏,南下第一支队与新四军第五师二次会师,并恢复三五九旅番号。
与此同时,南下第二支队奉命进军东北,1945年年底,部队进至辽阳地区后,由于国共正处在和谈时期,所以也恢复为三五九旅番号。
从此,同一支队伍分成两部分,战斗在不同的战场上。
今天,笔者来谈谈第二支359旅的事迹。
1945年5月,奉军委命令,以三五九旅七一七一个营、七一九团两个营、旅直属特务营为基础,抽调一二零师警卫营补入七一七团,三五八旅七七零团一个营补入七一九团,组成南下第二支队,会合由王震率领的南下第一支队。
经过调整补充,全旅共约4000多人,由刘转连任支队司令员,晏福生任政治委员,贺庆积任参谋长,李信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战斗大队和两个干部队。到东北后打开了日军武器库,兵力扩充到一万人,还组建了旅炮兵营、718团。
刘转连中将
作为较早挺进东北的老八路,三五九旅一开始也的确表现了不俗的战斗力,主攻哈尔滨、长春,剿灭东北土匪“四大旗杆“(即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孙永久),大名鼎鼎的谢文东就是被359旅718团俘虏的。1946年末,359旅改编为独立第一师。
改编后,由于个别指挥员不适应大兵团野战的节奏,几次战役没有打好。和359旅一同入关的八路军基本上都升级为野战纵队、野战师,而老牌的359旅仍戴着独立师的帽子。
特别是在三下江南战役中,钟伟指挥二纵五师围攻靠山屯,吸引71军87师来援,独立一师(359旅)负责截断援军退路。但某领导判断错误,使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指定地点布防,导致八十七师残部逃出包围圈。
1947年9月,独立一师编入新成立的十纵,整编为第二十八师。东总罗荣桓政委经过慎重考虑,提拔刚担任六纵副司令员不到三个月的梁兴初当十纵司令员。
十纵队这副担子确实不好挑,三五九旅虽说是支有着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但林总也说过:“打不好仗,管你是老红军还是老八路,全给降级,就当独立师!“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曾评价独立一师:其部队历史应列入主力师,但战斗力还不如一般部队,存在缺乏朝气,保守性大,进步慢,战斗作风被动等问题。
另外,3个师长都是红军的老军、师级干部:老359旅改编的28师,师长贺庆积在任红六军团十七师师长;29师师长刘转连曾任红二方面军模范师师长;30师师长方强资历更深,在西路军中担任过军政治部主任。
那个时候,梁兴初最高仅为红一军团二师二团团长。
尽管有上述顾虑,但丝毫不影响梁兴初要把十纵队带成一流部队的决心。到十纵上任后,梁兴初一口气放了五把火:
1.命令各师上交小家底,把“黄白黑“换成“红白黑“(即鲜红的战旗,雪亮的刺刀,坚硬的钢铁)。(这个问题因敏感笔者不好在文章中详述,想了解的读者可在评论指出,或者私信笔者)。
2.命政治部在全军掀起发扬三猛精神的高潮,底下三个师的小报,分别命名为《猛击》《猛冲》《猛攻》。
3.在各级指挥员中大兴战术研究之风,重点弄清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一点两面的应用。明确要求各级老红军干部不准摆老资格,谁摆资格处分谁!
4.充实一线部队兵员、武器。各师后方一律取消,师、团警卫人员在现有基础上精简一半,全部派到基层连队,确保一个连要有120名战士、100条步枪、6挺轻机枪、3挺重机枪、3门掷弹筒、3门六零迫击炮。
5.伙夫、机关干部也要配枪,接受军事训练。在十纵工作的每个一个人都要成为战斗员,关键时刻能顶上去。
特别是第五点,在后来的黑山阻击战和湘西剿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湘西剿匪时,47军派到湘西地方任职的大多数是政工干部,但战斗素养非常高。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十纵在1947年冬季攻势中一扫之前阴影,力挫新三军、新六军。辽沈战役中坚守黑山,让廖耀湘兵团3天寸步未进,为大部队打歼灭战立下了头功。
另一件让47军老359旅扬名天下的战功,就是本文的主题——湘西剿匪。
湘西匪患由来已久,自唐代起,当地豪绅、恶霸集股为匪,割据一方,称王称霸。抗战时期,国军曾调川军3个师进剿,结果铩羽而归,更加助长了土匪的嚣张气焰。
1949年末,全国大陆相继解放。国军不甘心失败,派遣了大批特务进入湘西,将大股土匪武装整编成 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计十余万人:
永顺地区有匪3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陈子贤的暂编第一军所辖暂四、暂十一、暂十二师和田植的暂编第三军所辖暂二、暂五、暂十师,分散盘踞在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古丈、保靖等县的大部分地区;
沅陵地区有匪2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张玉琳的暂编第二军所辖暂六、暂七、暂八、暂九师,八个县均匪帮踪迹;
会同地区有匪3万人,集股活动的有伪国大代表龙怀林部和国民党忠勇救国军杨永清部等4股。
此外还有2万多名土匪结成小股,流窜各地。
1949年10月,我第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发动鄂西、川东战役,途径湘西,湘西各路股匪纷纷主动向我军投降。不到一个月就有1.2万多人放下武器。
同时,暂编第七师师长胡震,暂编第八师师长石玉湘等股匪纷纷派人同我军接洽。
然而,我军主力进入四川后,湘西各土匪见我军兵力薄弱,更加猖狂地四出活动:他们常武装骚扰我城镇,袭击我党政机关,残杀我地方干部,劫杀后勤车队。
奉命留守湘西的部队决定先歼灭最嚣张的土匪——伪暂编第十一师师长张平部,集中一个团的兵力突袭张平的老巢。不料消息提前泄露,部队在匪巢及山上一连搜查七八天,也未发现一名土匪。
1949年12月底,在川东战役结束后,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即老359旅)重返湘西,师部进驻辰溪县城,承担沅陵地区8个县的剿匪建政任务。
沅陵地区辖沅陵、泸溪、辰溪、乾城、永绥、凤凰、溆浦、麻阳八个县。这是湘西土匪活跃最为猖獗的地区,土匪凭借天险、山洞,在大白天都敢攻打县城、乡镇,袭击我军营连级行军纵队。
为了彻底根除匪患,一开始,一三九师采取了对付国军正规军的战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1950年1月20日,第一三九师的四一五团和四一六团、四一七团各一个营,首先对以匪暂七师师长石玉湘为首的土匪实施进剿,我军发现敌人后,立即发起围攻,很快就攻占了土匪的巢穴。
但是,这些土匪仗着人地两熟,在我军到来前早就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妄图躲过我军进剿锋芒。
我主力部队为尽快地消灭匪特,把部队分编成小分队,就地分散活动,积极搜剿藏匿的土匪。经过20余天连续搜剿,歼灭、俘虏土匪200多人。
与此同时,四一七团主力进至麻阳县境内,在一四零师一部的配合下,对匪暂编第七、第八师实施进剿。
在我军连续打击下,匪暂编第八师师长胡震、第七师副师长雷震远先后向我军投降。
随后,我军一三九师主力合击麻阳、凤凰地域顽匪,收复麻阳、凤凰两座县城,将土匪大部分歼灭,少数残匪狼狈逃窜。
此次集中兵力进剿,共歼灭土匪6500多人,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大部分土匪从此再也不敢公开集中活动。
1950年3月,一三九师又奉命围剿盘踞在古丈县李家洞村的张平匪部。这股土匪十分强悍,匪首张平16岁时,曾经一次就杀了7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这一带的老百姓谈起张平都不寒而栗。据有的老百姓反映,张平为匪以来,杀害的无辜群众达数千人之多。
国军失败后,溃兵逃往湘西,张平趁机壮大队伍,不仅继续烧杀抢掠,还攻击解放军部队。张平还在白崇禧面前吹嘘:“我将组织三十万湘西健儿与共军作战! ”
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生,对准备出征剿匪的指战员们说:“对这些禽兽不如的土匪,一定要干净、全部、彻底地消灭掉!我们一定要为湘西人民除害!”
一三九师四一六团两个营在副团长苗汝鸥的指挥下,经过十几次战斗,歼灭2000多土匪,张平匪帮主力遭受重创。
张平本人如丧家之犬,到处东躲西藏。
一天,他潜入一个村子,被一位老猎人发现,马上报告我军剿匪部队。苗汝鸥副团长立即率部队将村子包围了起来,张平继续负隅顽抗,最后被我剿匪部队当场击毙。
得知张平被我军剿灭,沅陵一带的群众拍手称快,鞭炮声此起彼伏。
张平股匪的覆灭,极大震慑了湘西其他大股土匪。各匪首害怕重蹈张平覆辙,纷纷离开平原,窜入深山老林。但仍不放弃对我偏远县城的袭扰,声称要和游击起家的解放军比试比试游击战。
4月4日,湖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决定暂时放弃边缘地区,将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风凰、麻阳以东确定为中心区,调大部队实施重点进剿。
根据上级指示,一三九师对沅陵、辰溪、泸溪、麻阳四个县实行“包干”:师直属队负责辰溪,四一五团负责沅陵,四一六团负责泸溪,四一七团负责麻阳。
当时,盘踞在上述四县山区的是敌暂编第二军张玉琳残匪和其他股匪共8000余人。大军刚出动,暂四师师长汪援华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率残部300人缴械投降,为这次大规模剿匪行动开了个好头。
在四个县土匪中,以盘踞泸溪多年的徐汉章匪部最为强大,此人自称以30支破枪起家,巅峰时拥众号五千、枪一千,大小炮数十门,被册封为暂编第六师长。
四一六团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专走土匪以为最安全最保险的路,待徐匪回过神来时,我军已突入敌老窝达岚坳。徐汉章吓得丢下部队,只带警卫营逃窜。
四一六团则连续追击20天,行军上千里,特别是三营八连每天强行军追袭达60多公里,出入湘、黔、川三省,将200人的徐汉章警卫营基本歼灭,活捉匪暂编第六师副师长李文治。
李文治被俘后哀叹:“我当了20多年土匪,从没见过那么能跑的官兵”
最终,四一六团将这股土匪基本歼灭,毙伤一千,瓦解敌两千。唯一遗憾就是徐汉章下落不明,一直到两年后才被我公安人员抓获。
四一七团在麻阳和芷江边界处,将周开宣、李摆子等股匪1000余人击溃,歼其一部。随后,四一七团协同四二O团在芷江附近地区围歼张文祥股匪,击毙俘虏土匪100余人。
四一五团则对沅陵县山区仅剩的、也是最顽固的几股土匪进行拉网式合围,土匪如丧家之犬,无处躲藏,我军消灭 土匪2000余人。
军直属队开进辰溪山区,伪军长张玉琳早已遁逃,但在潜逃前将300余名匪徒、3000多支枪散于山区几个乡,企图东山再起。许多群众由于受匪蒙骗,躲进深山密林。
军直属队干部战士见此情景,有房不住,露宿野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老百姓非常感动,他们主动向部队提供土匪活动情报,协助部队搜剿残匪。很快将张玉琳留下的尾巴全部割掉。
到1950年6月,沅陵等地的股匪已基本被一三九师歼灭。
经过两个月的中心区包干进剿,到1950年7月,湘西分成三个区域:
一是中心区,如沅陵,辰溪、泸溪、上麻阳、凤凰等地,该地剿匪成绩完成最好,县乡村三级政权已经稳固,主要任务是开展土改,收缴散枪,清查散匪,防止土匪反扑
二是夹生区,经过我军多次打击,已无股匪公开活动,但山里潜藏的土匪依然存在。
三是边缘区,即凤凰、乾城、下麻阳、靖县、绥县、桑植、通道等县的山区乡、村,该地完全由大股土匪盘踞。靖县、绥县、通道三县县城甚至仍被土匪控制。
1950年7月下旬,湘西军区(由第四十七军兼)决定暂时放弃边缘地区,把剿匪重点放在中心区和夹生区,并调整了兵力部署。
中心区以武装工作队为主,建立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搜剿散匪。
在夹生区则重点使用正规军兵力,进行包干驻剿。
一三九师开赴凤凰、下麻阳、溆浦,主要担负夹生区的清剿任务。
8月初,部队开始行动,首先以20天左右的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群众,乡乡建立清匪组织,户户订立清匪肃特公约,要求做到“人人反特,知匪报信,见匪就抓”。
清剿部队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严密围困搜索,加上群众性的规劝,不少土匪见大势所趋,都自动弃暗投明。
对那些拒不投降、躲藏隐蔽的顽匪,我军剿匪部队则采取逐山、逐沟、逐村拉网式搜查,反复扫荡,坚决打击。
剿匪部队了解到,群众与土匪混杂在一起,不容易分辨,战士们怕误伤群众,在追剿土匪时先向天开枪,并喊话:“老百姓不要跑,都蹲下,解放军不打老百姓!”
许多群众都蹲在一旁,对解放军说:“我们不是土匪,是老百姓。”
对继续顽抗和逃跑的匪徒,我军则开枪警告,然后喊话:“你们也有妻儿老小,不要再当土匪,放下武器,解放军优待俘虏! ”
有的土匪放下了武器,举手投降。对继续抗拒的土匪,我剿匪部队毫不手软,坚决予以消灭。
对未躲藏的老弱病残群众,我军战士帮助他们打柴、挑水、扫院子和医治疾病,以实际行动感动了群众,使他们很快地觉悟起来,纷纷回到家园,与部队一起剿匪收枪。
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剿匪部队又消灭土匪2000多人,收缴武器3000多件,四一七团一连荣获湖南军区赠送的“剿匪模范”锦旗一面。
此次夹生区剿匪行动从1950年7月初开始,至9月上旬结束,历时两个月,一三九师共消灭土匪7000余人,使夹生区的土匪基本上被歼灭,为彻底根除匪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朝鲜战争爆发后,边缘区土匪以为时机已到,更加猖獗活跃,甚至大白天敢攻击中心区。到1950年10月,湘西土匪又发展到二万三千多人,部分已经放弃武器的土匪听信了所谓“一胜湘西、再胜湖南、三胜全国”的欺骗口号,重操旧业。
为了彻底消灭边缘区土匪,一三九师在四十七军的统一部署和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于10月中旬,开始对绥宁、靖县及雪峰山地区等边缘地区残匪实施会剿。
10月下旬,一三九师以日行军四五十公里的速度,分兵三路,突然向土匪发起围攻,很快将各主要股匪团团围住,切断了土匪的退路,使土匪插翅难逃。
10月23日,四一五团在铁山庙俘获段明堂股匪130余人,匪首段明堂只身溜走,逃到熟坪时,被民兵活捉。
一连在追捕逃匪时,在九牛塘地区将一股土匪驱赶到一处悬崖峭壁,逼得土匪跳崖而逃,战士们也跟着从悬崖上跳下去,继续追捕。
该团九连在追捕中,击毙匪首唐大珍和匪参谋主任唐赵,活捉匪首张英。
24日,四一五团在牛家塘,歼灭易豪匪帮,将公路以东、巫水以西的土匪彻底消灭。
到10月底,一三九师主力歼灭土匪1000多人,几股主要土匪彻底被歼。随即转兵湘西北,昼夜兼程,长途奔袭,采取拉网式搜山,一块一块地肃清,一股一股地消灭土匪。
四一七团三营,在会剿聂焕章股匪时,3天中连续对其发动了十余次围剿,使土匪得不到喘息,被打得落荒而逃,钻进了深山老林。
八连跟踪追击三天三夜,紧紧咬住他们不放,最终将这股顽匪全部歼灭,并生擒了匪首聂焕章。一连同样不畏艰辛,钻山沟、攀岩壁,取捷径追击逃匪,活捉了土匪少将司令唐汉杰。
四一六团一营机枪连,在搜剿散匪时,逢沟就钻,有洞必搜,没漏掉一个土匪,最后生擒匪首石延斌。
到1950年12月底,我军将湘西边缘地区的土匪全部肃清,解放了被土匪占据的靖县、绥县、通道三座县城及上百万人口的广大边缘地区。
1951年2月,残匪基本被肃清,我四十七军胜利地完成了湘西剿匪任务,根除了有数百年历史的湘西匪患。
在一年零两个月的剿匪中,一三九师广大指战员发挥老三五九旅的英雄本色,历尽千辛万苦,共歼灭土匪2.3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1万多支,使广大湘西人民获得彻底解放,为建立人民的新湘西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