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淮海战役时说：从敌人的失败，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个人很“小气”，他有一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但如果你拿了他大的呢，他连小的也不要了。这次淮海战役，蒋介石开始舍不得丢四十四军，让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连云港撤来的四十四军，结果黄百韬陷入重围。黄百韬陷入重围以后，他又舍不得丢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来救，还从华中派黄维来救，结果，黄百韬没有得救，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让杜聿明来救黄维。结果黄维没得救，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
粟裕在豫东指挥所
参加淮海战役的国民党军有16个军外加1个快速纵队，而粟裕淮海战役这场大战中唯独提到了四十四军。那么这个四十四军是什么来头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四十四军的故事。
国民党军四十四军当时驻守在连云港新浦镇，淮海战役爆发之前，国民党原计划把四十四军从连云港经海运撤到长江以南进行整训。正当该军的后勤辎重和非战斗人员已经装船准备先行出发时，驻守台儿庄及碾庄的何基沣、张克侠率领西北军于1948年11月8日阵前起义，使得徐州以东的陇海铁路北侧防线门户大开。
国民党当局被迫紧急进行兵力调整，将原计划整训的四十四军停止后撤，直接将该军划归黄百韬第七兵团指挥，开赴徐州东部防线。
而此时，徐州东部已经告急。早在11月6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就已经从山东境内全线向徐州东的陇海线一带急进，其中一、六、九纵从中路直指黄百韬第七兵团，目标是占领京杭运河铁桥，把黄百韬兵团歼灭在运河以东，不让其靠近徐州。
此时黄百韬兵团也已经接到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回防徐州的命令。但蒋介石考虑到黄百韬兵团向西转移太快，就会孤立还在东边的四十四军，四十四军就有被解放军吃掉的危险，于是下令黄百韬就地等等四十四军，尔后一起西进。
当时四十四军一部分人已经上船，一部分人在等待上船。接到命令后不得不把上船的全部撤下来，整装西进。在这个过程中就耽误了两天时间。而华东野战军主力已经步步逼近，黄百韬撤晚了就有被挡在运河东岸的危险，急的黄百韬在电话中大声问刘峙：“四十四军何时到新安镇（黄百韬兵团驻地）？本兵团究竟何时撤退？”刘峙回答不出，气得黄百韬把电话都摔了。但军令如山，他还是不得不继续等待。
黄百韬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基本清楚了。四十四军仅有十几辆道奇牌运输车都用来运送弹药给养了，还有几辆破旧的日式卡车用来收容掉队人员。部队龟速一样向西撤退，终究是把黄百韬兵团拖下了水。
当黄百韬兵团的七万人和四十四军的上万人都聚集的运河铁桥，再加上被他们裹挟西去的数万所谓难民，一时间步兵、炮兵、卡车、马车、群众争先恐后地抢渡铁桥，拥挤混乱不堪，这时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到了，激战就此开始，黄百韬兵团主力勉强过了运河。但过河之后就被华东野战军一、四、六、七、八、九、十、十三纵，加上地方武装共有十几个纵队，近二十万人围于运河西岸邳县境内的碾庄。
战至11月14日，装备最精良（清一色美式装备）但战斗力最弱的第一百军首先被击溃，军长周志道趁乱逃跑，随后与之相邻的四十四军也跟着“遭殃”，很快崩溃，军长王泽浚被俘。
奉命驰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被华野部队死死堵住，未能到达碾庄。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灭。黄百韬本人挥枪自戕，因一枪未立时毙命，他痛苦地又命下属补了一枪，从这一点来看，黄百韬也算是一位战场上令人尊敬的对手。据说，多年以后，他的儿子黄效先在台湾犯了谋杀罪，因他的父亲当年战功的影响，被改判了有期徒刑。
这就是粟裕所说的“蒋介石太小气，舍不得丢四十四军，让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连云港撤来的四十四军，结果黄百韬陷入重围”的背后故事。
现在我们开始来说四十四军，该军属于第九兵团，是一支川军部队，下属第一五〇师和一六二师，部队从连云港西撤之初，一六二师（两个团兵力）又被调走跟着李延年去了蚌埠，四十四军实际上只剩下四个团。
由于是地方军而不是中央军，所以四十四军装备上要差很多，全军也只有一个炮兵营。
至于四十四军装备有多差，可以从当时该军中流传的一首歌谣可以窥其一斑：“见了班长，立正报告，刚才去放哨，走到土地庙，遇见了鬼子兵，立刻向后跑，他开了一枪，我摔了一跤，枪是三八式，子弹广东造。”
三八步枪也就是日本的“三八大盖”，六五口径。而四十四军用的子弹却是广东造，当时广东造的子弹仅能配七九口径的中正式步枪。口径相差这么大，这不是笑话吗？
尽管听起来像笑话，但事实却的确如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接收了一大批日本人留下来的武器，但日本人留下的子弹却是用一粒少一粒。眼看着弹药逐渐告罄，但因为这些枪械扔掉实在可惜，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了“削足适履”的办法，让兵工厂把三八步枪的枪膛适当扩大，这样就可以使用七九口径的子弹。
这样的步枪精度可想而知，且还有炸膛的危险。而四十四军使用的正是这样的装备。
四十四军也是一支相当奇葩的部队，有两个流传甚广的名词和该军有关，想必大家都还耳熟能详。那就是“文武双枪”和“黑白二米”。
先说“文武双枪”。因为四川毗邻黔、滇、康，这些省份当年都盛产鸦片，由于利益的趋使，四川也跟着种起了鸦片。因为到处都是鸦片，老百姓不知不觉也开始吸食起来，军队来自于农民，自然同样吸食成瘾。带兵的地方军阀，对此非但不加制止，有的还直接把烟土当做军饷发放。于是，四川兵吸食鸦片用的烟枪和冲锋陷阵用的步枪被人戏称“文武双枪”。而川军也被称为“双枪将”。
再说“黑白二米”。是因为烟土是黑色，大米是白色；烟土可以提神，大米可以果腹。就这样“文武双枪”和“黑白二米”不胫而走，也几乎成了川军的代名词。
王泽浚
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身兼第九兵团副司令，中将军衔，四川南充人。说起王泽浚又不能不说他的父亲，其父王缵绪时任华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将加上将军衔。是四川著名的军阀，曾任四川省主席，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所谓的“国大代表”，还当过武汉行辕副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
王缵绪出身于晚晴秀才，所以他也常常以“儒将”自居，相较于川军的其他人物，比如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要头脑灵活很多，审时度势，见风使舵，在当时的川军和国民党中也算是个风云人物。
王缵绪
俗话说：“将门无犬子”，有了这样的背景，在国民党“任人唯亲”的政治生态下，王泽浚的仕途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就青云直上，一直爬到了中将副司令兼军长的高位。这种家庭背景和升迁速度，无形之中养成了他的“骄狂”品性。
王泽浚生于1903年，别号润泉，毕业于川军军士教导团第一期、四川军官传习所第二期、中央军训团第二期。进入川军之后，开始承其父亲衣钵，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经历也是相当全面。1932年，王泽浚刚至“而立”之年就官居少将旅长。
其父1935年任四十四军军长。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移都重庆，川军奉调出川作战。时任旅长的王泽浚尽管从未打过什么大仗，但是还是不得不奉命出征。在战场上，由于他“公子哥”刚愎自用的脾性，听不进部属的正确意见，导致在一次作战中失利，一旅之众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兵败之后的王泽浚非但没有受到处罚，返回四川后不久还官升一级。1938年王缵绪把该军连同副军长位置一并交给了儿子王泽浚。此后一直到1948年，王泽浚在四十四军当了十年之久的副军长和军长，该军干部大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本人几乎都把这个军看成王家的私人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积极准备全面内战，在连云港成立了第九兵团，任命李延年为司令，王泽浚为副司令，四十四军自然随王军长移驻连云港。
熟悉连云港的都知道，连云港是一个港口城市，紧靠海边，中心点叫新浦，西边还有一个大镇叫海州。所以这里曾一度设立过新（浦）海（州）连（云港）市，海州地处陇海铁路最东端的起点，是江苏和山东的门户，也是重要的出海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再来继续说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因为他几乎把四十四军看成“王家军”，所以在他的“地盘上”自是他说了算。
在王泽浚率部赴连云港上任之前，曾受蒋介石召唤到南京当面受训，蒋介石知道他能力有限，但看在他父亲王缵绪的面子上，就给他派了一位资历颇深的参谋长辅佐他，这也算用心良苦了。
王泽浚当面自然是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但是到了连云港时间一久，就又开始气势凌人，根本不把参谋长的意见当成一回事。一次，因修筑防地的工事，王军长和参谋长的意见不统一，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展开了舌战，开始两人还都是对事不对人，但随着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场面也开始失控。
修筑工事的国民党军
只见王军长圆瞪双眼，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参谋长开始破口大骂。左一句“格老子”，右一句“龟儿子”骂个不停。只把参谋长骂的卷起铺盖，一怒而去。王军长骂走参谋长之后，不但不后悔，这位“公子哥军长”反而得意洋洋。
这位王军长不仅骂走了一位少将参谋长，还动手打过一位少将师长。
那就是四十四军一六二师的杨师长，杨师长也是四川人，年事较长，跟随王军长父亲老王军长多年，四十四军出川时，老王军长爱子心切，曾当面嘱咐杨师长对王泽浚多加照料，没事多劝劝他，不要让他由着性子来。杨师长看王缵绪如此信任自己，当然时时记在心头，但是毕竟还是下属，他也不敢太倚老卖老，常常只能见机行事。
一次，杨师长和王军长因为构筑防御工事（还是工事的事），意见不一致，两人争论了几句，突然这位“公子哥”脾气上来，上来就给这位师长一记耳光。“啪”地一声，杨师长差点门牙脱落。
“军长”打“师长”耳光，即便是在国民党军这样的队伍里也是不多见的。杨师长被打之后，一言不发地摸着火辣辣的脸，转身回了师部。这位杨师长毕竟在军中多年，平时颇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因而较得人心。王军长一巴掌打了师长的脸，一六二师上下的官兵从开始的窃窃私语，逐渐发展到有人为师长愤愤不平，眼看大战在即，军心浮动，这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时任华中军政副长官的王缵绪听闻此事，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从武汉搭乘军舰顺江而下，到上海后又直奔连云港。王缵绪到达连云港的第二天，就大摆筵席宴请四十四军所有军官。地点就设在新浦西郊一个中学的大礼堂内，上校以上军官还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宴会开始前，佩戴上将军衔的王缵绪先讲了几句开场白，尔后便和大家以拉家常的语气讲了他和最高当局的历史和关系。并表示，只要有他王某人在，四十四军一定能够前途无量。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为川军争光。说完之后，转身将王军长“龟儿子”不离口地骂得狗血淋头。
不过对于“王军长掌掴杨师长”一事却绝口不提，在一团和气，嘻嘻哈哈之中，他结束了发言。接着他亲热地坐在了杨师长的身边，左顾右盼地和大家拉家常，还不时地拍拍杨师长的肩膀，让大家看起来他和杨师长确实是多年的老朋友。
而那位王军长则始终面无表情地站在他父亲的身后，在场的所有军官不分等级均有座位，唯独他没有，笔挺地站在那里，相当尴尬，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他的下属看到自己“不争气”军长被他父亲如此修理，心中都在偷偷乐，不平之气已消了大半。而那位杨师长看到老军长如此给面子，心中的不快也烟消云散了。
就这样，“王军长掌掴杨师长”风波，在王缵绪舐犊情深、苦心孤诣地亲自斡旋下，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当战端开启，四十四军奉命沿陇海线紧急西调，王泽浚军长在途中下车视察部队时，从他的吉普车里经常会跟他一起下来一位被称作“小白兔”的妙龄女子，这名女子说起来还有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该女子姓王，人称王小姐，芳龄十七，是新浦镇郊区一所中学的校花，她不仅长得漂亮，皮肤也相当白皙，性格非常开朗，因此有了“小白兔”的绰号。
四十四军炮兵营的驻地就在这所学校附近，部队经常在学校周围操枪操炮训练，学生们课余时间经常过来观看，而国民党军的士兵闲暇之余也经常到学校参观玩乐。这样一来二往，大家渐渐熟悉起来。王小姐在学校中已经是相当有名，在这些丘八大老粗们眼中那更是“貌若天仙”啊。
炮兵营有一位叫陈轩的中尉排长，是陆军大学炮科出身，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两人相见之下，很快你来我往地热恋起来。正当两人打得火热时，谁曾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在一次相当偶然的宴会上，风流倜傥的王军长，席间遇到了这位“小白兔”，当即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于是立即询问主人这女子是谁。经过一番介绍之后，由于两人都姓“王”，在众人凑趣之下，王军长当即就认了这个干妹妹。
对于王小姐来说，“军长”和“排长”地位实在太过悬殊，几经交往，水性杨花的“小白兔”毅然抛弃了那位陈姓小排长，开始和“干哥哥”打得火热，不久二人打破了兄妹关系，结成了露水夫妻。
可怜陈姓排长被军长横刀夺爱，尽管心中愤懑，可是慑于军长威风，敢怒而不敢言，只能背地里发发牢骚，自认倒霉了。
当部队接到命令向西撤离时，“二王”正热火得难舍难分，于是王军长就带着这个“小白兔”，双双踏上吉普车，一路相偕而行。途中遇到那位陈姓小排长，王军长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满面春风地有意无意朝着那个小排长微微颔首，好像是在示威。
王军长可能不会想到，数日之后，这位陈姓小排长会不计前嫌，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为保全军长性命，自己投降解放军时还拉着军长一起去。
1948年11月12日晚，处于包围圈之中的王泽浚军长在碾庄火车站被炮弹炸伤左腿，血流不止，经过简单包扎之后，躲在地下室暂时休息。而他的那位“小白兔”早已在极度混乱之中失去踪影，这个时候的王泽浚自是无暇顾及“干妹妹”的死活了。
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
11月的苏北地区，已经是天寒地冻，在四十四军军部指挥所外的驾驶员为了温暖气缸，便于随时发动，在战况激烈时启动马达，致使紧靠车站的第一五〇师及四四九团主力听到马达声，以为军部指挥所开始撤退，于是纷纷放弃阵地后撤。
15日，一五〇师因伤亡惨重，官兵普遍都不愿再打下去，于是师长赵璧光率2500人向华野六纵投降。赵璧光没想到，两天后他还得到了毛主席的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通报表扬，他的名字也会因此流传后世。
再说王泽浚负伤后，从车站乘车冲出，逃到铁路北面的前后黄滩地区。这时他已经得到赵璧光“叛变投敌”的报告。谁知此时黄百韬又派人找到他，命令他收拾溃军固守前后黄滩。
军令如山，王泽浚只好忍着伤痛勉强收拢一些人员抵抗一阵。17日午夜12点，华野六纵集合所有大炮小炮，对四十四军阵地一阵猛轰。这一阵炮火差点把王泽浚活埋，解放军的喊杀声越来越近，王军长从土里爬出先是逃到附近的四八五团指挥所，但团长已逃命去了。
他赶紧又逃到军炮兵阵地，此时解放军已从四面八方向该炮兵阵地杀来。王泽浚环顾左右，发现炮兵阵地上只剩下一人，待他凑近看清容貌时才发现那人正是他的“情敌”——炮兵排长陈轩。
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但此时的陈排长根本不再管“小白兔”那档子事，他看到是军长过来，便让王泽浚赶快离开，说不定还能保全一条性命。
王泽浚尴尬之余，也清楚地知道，逃跑没有用了，再说受了伤也跑不远。他对陈排长说，我就在此地，你不要管我了，你自己突围也好，投降共军也好，我都不管了。
陈排长无奈转身离开，可离开不到十分钟又回来了。他对王泽浚说：“共军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武装，要我们去集合。你最好不要暴露身份，也和我们一起去集合吧！”说着就拉着王泽浚往前走，刚走几步，几名解放军战士就手持武器来到了王泽浚的面前。
这时天色漆黑，北风吹来透骨地寒冷，冻得王泽浚直打哆嗦。他在逃跑时就穿了一件士兵棉大衣，一是为了伪装，二是为了御寒。当解放军战士来到王泽浚身旁时，并未弄清他的真实身份，问他道：“你是什么人？”王泽浚连忙说：“我是个排长。”
国民党军俘虏
因战斗尚未结束，战场上弹片横飞，为保障俘虏生命安全，解放军战士让王泽浚暂时躲在工事里，还一再叮嘱他要躲好，以免被炮火伤害。关切之情让王泽浚大感意外，他没想到解放军对放下武器的敌人竟是这样的关怀备至。
第二天天一亮，一名解放军的连长来到王泽浚的面前，上下打量着王泽浚，故意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王泽浚意识到自己身份已经暴露。因为他低头看看自己，窄小的棉衣根本裹不住富态的身体，里面穿着的高级将官的黄呢制服，早已告诉解放军他的真实身份——至少是个将级军官。
1948年11月18日，王泽浚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上午8点左右，他被押到华野六纵前线指挥所，说是指挥所，实际上就是三间低矮的农民茅屋，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副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江渭清一起接见了王泽浚。
王必成
王泽浚也成了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俘虏的第一个中将级的大官，得到六纵三位领导同时接见的殊荣。
王泽浚先是被送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1956年王泽浚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继续学习改造，1974年1月19日因病在狱中去世。
而他的父亲王缵绪，于1949年12月上旬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的一封信，要他赶快起义，不要错过时机。又经过民主人士们做工作，王缵绪终于决定在1949年12月14日通电起义。
12月17日成都和平解放。王缵绪将部队、武器交给了解放军。应该说他是为人民解放事业做了贡献的，党和政府先后安排他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
可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于1957年化名潜伏深圳，企图越境，被边防部队查获归案。1960年王缵绪病死狱中，比他的儿子早走了14年。
这对父子，王缵绪前面活得明白，能够审时度势，见风使舵，不管是跟着国民政府还是响应朱德的号召起义，都能及时顺应形势，但最后却选择了叛逃出境，落得个病死狱中的下场。
王泽浚却是后面活得明白，他作为一个“公子哥式的军长”，在被俘后逐渐明白：“……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不是天公不作美，指挥不高明，而在于战争的非正义性。逆民而亡，这是必然的。”（摘自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在碾庄圩被歼记》）尽管最终也是病死狱中，他心中的结却是已经解开了，想通了，如果不病死，应该能迎来特赦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