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19日，曾经的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正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把缝制的产品交给负责检验的人。
结果负责检验的人认为徐远举做的缝制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因此要求他返工。
徐远举认为自己缝制的产品没有问题，当即十分躁动，埋怨起来，怀疑是别人捣他的鬼，故意让他难堪。
想想自己黄埔七期毕业，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号称国民党情报界的“半壁江山，西南红人”，如今却沦落到干裁缝的活，干得不好，还被返工，十分来气。
当时有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徐远举也不识好歹，当即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
徐远举说得越多，内心越痛苦，一时间万念俱灰，当天晚上，别人都在吃饭，徐远举却气得吃不下，当时还是三九天，是北方最冷的时候，从来没有洗冷水澡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
当天夜里，徐远举开始在床上翻滚，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并进入昏迷状态，同舍的人发现后，立即报告。
监狱领导得到消息后迅速带着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于是给使用了降血压的药，但是一直不见效。
1月21日监狱方面将徐远举送到北京复兴医院抢救，通过诊断是脑溢血，经过一天的抢救，依然没能救回他的命，徐远举于22日死亡。
因为徐远举是重要战犯，死在功德林监狱里，这可是一件大事，徐远举的死亡报告很快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当即批示公安部要查清死亡原因，调查的关键是徐远举19日晚上发病，为什么21日上午才送去医院抢救。
经过调查，监狱方面刚开始是按脑溢血进行抢救，当时害怕路上颠簸加重病情，因此想在医院稳定住病情后再送医院。
从医院方面申请的报告来看，也是很及时的，只不过需要上级审批，多少延误了一些时间，但是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以当时的医疗水平，脑溢血发作后，抢救成功的概率也并不是很大。
公安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徐远举的死，还是因为工作发生争执后，不顾自己长期患有的高血压症，在冬天用冷水洗澡，引发高烧，血压猛升导致脑血管破裂。
那么，他为何会在冬天用冷水洗澡呢？从直接原因来看是因为裁缝制品不合格，导致情绪失控，实际上是一直希望得到特赦，却未能如愿。
根据曾经在功德林监狱做监管工作的何殿奎同志后来说道，徐远举在监狱期间是表现比较好的战犯之一，自1959年12月4日到1966年4月16日，共特赦了6批战犯，本来在第六批特赦战犯名单中有徐远举的，只不过由于当时《红岩》出版发行后，以徐远举为原型的大反派“徐鹏飞”引发极大的讨论，担心特赦徐远举会引发不好的社会影响，因此就未将其列入特赦名单。
徐远举曾经给自己评价说：“我为蒋做了18年的特务，竭尽忠志，为非作歹，罄竹难书。”
那么，徐远举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做了哪些坏事呢？
徐远举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徐家也是书香门第，家境殷实，家族里出了不少读书人，但是徐远举从小时候开始就很顽皮，别的游戏不爱玩，就喜欢到处放火，据同乡的人说徐远举小时候打起架来不怕人死，下手特别狠。
在徐远举17岁的时候，跟着父亲祭祖，看到一个老人在除草，误以为老人动了他祖父的坟堆，当即把老人活活打死。
出了人命后，家里担心受到牵连，就把他赶了出去，被赶出家门后，徐远举在江湖上混了一段时间后，于1929年考入黄埔第七期，毕业后分配到陈诚的部队，在江西参加过围剿红军的战斗，不久升任副连长职务。
如果以此为起点，徐远举一直在军队系统混的话，后来怎么也得混个中将、少将军衔，但是徐远举的脾性比较奇怪，个性倔强而急躁，动辄发怒，难以容人，在部队中和上下级的关系处的很僵，尤其是经常跟连长干架，徐远举气性大，干脆脱下军装跑路了。
1932年，戴笠成立复兴社，为建立特务机构做准备，在杭州办特训班的时候，尤其重视吸收失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
当时正感觉前途渺茫的徐远举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报名参加特训班，在训练期间，特务一类的培训十分感兴趣，学习起来也很有天赋，因各科成绩都拔尖，而在班里名列前茅。
戴笠有一次到学校视察的时候，见到徐远举如此卖力的学习，当即号召所有同学向他学习，并且多次奖给他金笔以资鼓励。
徐远举每获得一支金笔就上街刻字：“某年某月戴先生所赠。”
到特训班结业的时候，他里里外外衣服的口袋上，都戴着戴笠给的金笔，招摇过市，四处炫耀。
徐远举刚进入军统的时候，外号叫“徐猛子”，说话猛，办事猛，不给人留情面，开口闭口不离戴老板，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军统局的人都把他当作“瘟神”一样避而远之，年仅21岁的徐远举以为搭上戴笠这条线就可以飞黄腾达，事实上证明他除了长得有点老，为人处世还是年轻了。
戴笠这个人表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表面上对徐远举特别重视，实际上却只想让他干活，不想给他升官。
究其原因，戴笠用人还是喜欢用老乡，比如江山的毛人凤、周养浩等人就深受戴笠的信任。
时间长了，徐远举也发现，自己的前途并不乐观，加入军统六年，是什么脏活累活全干了，却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少校，好像还不是实授的。
在军统，随便找一个跟戴笠有点关系的女特务军衔都不止这么低，这让徐远举十分没面子。
不仅如此，稍微有点过错就被人拿典型来抓，有一次直接被戴笠训斥不服从命令而监禁三个月。
但是徐远举没有就此气馁，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派徐远举到西藏搜集情报工作，当时谁都不愿意去，徐远举带着谍报小组去了就待五年，这才入了戴笠的法眼，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成立军统局，大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徐远举连升两级，成了上校，自此更是将戴笠奉为再生父母。
随着战争的推进，一些不法商贩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致使民怨沸腾，国民政府为了安定人心，决定在大城市设立经济检查大队，徐远举担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长，整个川西平原，凡是跟管制物资挨边的东西，都得由他说了算。
自此，徐远举在后方手眼通天，谁都得给三分薄面。
全面抗战胜利后，军统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到处接收物资，徐远举出任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管理北方的军统特务机构。
在戴笠去世后，徐远举转而投靠了毛人凤，1946年7月调任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成为军统特务头子。
在徐远举18年的特务生涯中，其最为“得意”之作，就是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以此为突破口，重创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被其逮捕的地下党员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被杀害，这些“事迹”绝对可以成为其一辈子“炫耀的资本”。
1948年春，一封内装《挺进报》的“公文”被寄送到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手头，朱绍良拆阅后，十分震怒，中共的机关报就在军统的眼皮子底下刊发，当即将徐远举召来大骂一顿，并且让他限期破案。
徐远举当时在重庆布下天罗地网，企图找到印刷《挺进报》的地下党，当时《挺进报》设在共产党员陈然的家里，陈然白天在机器厂上班，晚上印刷《挺进报》，印刷时用厚纸将木板墙的缝隙全部糊上，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
在陈然的努力印刷下，《挺进报》的印刷数量从100多份增加到1000多份，因此吸引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当时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的李克昌接到组员密报，有一个叫陈柏霖的年轻书店店员带有《挺进报》的报纸，对当局十分不满，估计是共产党员。
徐远举当即让特务曾纪纲伪装成进步青年，接近陈柏霖，由于陈柏霖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共产党员，缺乏地下斗争经验，还将曾纪纲住到了自己的宿舍，特务因此逮捕了陈柏霖及其上级任达哉。
徐远举随即对二人进行了严刑拷打，陈柏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终牺牲在渣滓洞监狱，任达哉经受不住酷刑，选择叛变并出卖了自己的上级许建业。
1948年4月1日，徐远举派特务轻而易举抓捕了在茶馆等待与任达哉接头的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的许建业。
许建业被抓捕后，遭受了特务们的无数严刑拷打，然而却什么也没有交待，他早就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准备，徐远举在他的身上什么也没有发现。
然而狡猾的徐远举却想到用看守陈远德骗取许建业的信任，从而套出重要情报，当时许建业虽然遭受严刑拷打，但是他心里一直挂念自己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的17份工人入党申请书和3份重要的党内机密文件。
许建业担心这些机密材料落入到军统特务手中，迫切地想要安排人去把资料转移。
在焦急当中，许建业被看守陈远德同情革命的假话所蒙骗，认为看似老实的陈远德是可以托付的。
陈远德一再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
许建业当即让陈远德拿来笔和纸，在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后，又写了一封给在志成公司工作的秘密党员刘德惠的信，并且告诉陈远德，只要把信送到，对方会给他4000万法币，并且负责帮他介绍工作。
这封信很快被陈远德交给了徐远举，有了如此线索，徐远举当即派出大量特务日夜守候在志成公司，只准外面的人进来，不准里面人的出去，这样来一个抓一个。
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徐远举当即将公司的董事长及总务长逮捕起来，经过二人交待，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产党员。
在抓捕刘德惠之后，徐远举又根据许建业宿舍内创下皮箱内的入党申请书，再次将申请入党的17人全部抓捕。
许建业因为轻信陈远德，急中出错，当他看到刘德惠等人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以自杀，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
《挺进报》事件中，看守陈远德因套取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直接提拔为少尉，按理徐远举也会受到嘉奖。
但是徐远举并不满足于此，老谋深算的徐远举当然认为，想要升大官，必须借着这个机会，抓捕更多的人，为此徐远举继续布网，等待抓捕大鱼。
1948年4月6日，不知道许建业已经落网消息的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刘国定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志成公司找许建业。
刘国定刚一进门就被特务抓住，问他来干嘛，刘国定说是来老乡，前来借路费，特务询问志成公司的职工，职工们说他经常来找许建业，特务当即将刘国定抓捕。
随后的涂绪勋探身进门，见势不对，便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
特务们以为涂绪勋是办业务的，没了耐心，将其撵走，涂绪勋得以脱身。
刘国定被捕后，先是拿出自己的公开身份“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刘仲逸”，希望可以骗过特务们，但是徐远举发现他曾以“黄先生”的身份多次出入志成公司，徐远举当即以此为切入点，穷追猛打，在审讯之下，刘国定见难以自圆其说，就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想到有两个党员已经被他安排转移，因此就有保留的提供了邓新丰和李忠良两个党员的地址。
刘国定没有想到的是，邓新丰和李忠良并没有撤退，于4月8日被捕，李忠良被捕后遭受严刑拷打后，选择了叛变，徐远举顺藤摸瓜抓捕了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很快叛变，不仅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还交待了大批党员，并指认被捕的刘国定是市委书记。
徐远举再反过头来严刑审讯刘国定，刘国定彻底叛变，刘国定和冉益智相继叛变后，将他们所知的重庆地下党组机关全部出卖，甚至亲自带特务前去抓捕地下党员，包括江竹筠（江姐）、陈然、罗广斌等上百余名地下党员相继被捕，整个渣滓洞瞬间被挤满，不得不向白公馆那边借地方关押地下党。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重庆绥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夸奖和奖励。
根据晚年沈醉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毛人凤一直认为自他主持保密局以来最得意的三大政绩中，排在头一项的，就是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在重庆破获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近两百人被逮捕。”
徐远举因此有了“半壁江山，西南红人”的说法。
此案之后，毛人凤对徐远举十分欣赏，除了给了他一枚陆海空一等勋章、发给奖金五亿法币外，还决定成立西南特区，让徐远举当区长，全权领导并负责保密局在西南四省的的工作，“有调动四省军、警、宪、特之权,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
徐远举在保密局的地位也达到了巅峰，重庆解放前夕，徐远举奉毛人凤的密令，参与指挥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被关押在重庆集中营的数百名政治犯惨遭杀害。
然而在徐远举为国民党做出如此大的“贡献”之后，毛人凤却迟迟不让他前往台湾，一直到1949年12月9日，毛人凤才让徐远举等人乘飞机飞往台湾。
飞机从成都起飞后，中途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加油，然而此时卢汉已经控制了机场，所有经过昆明的飞机，一律准进不准出，随后卢汉发动起义，将在昆明的特务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全部抓捕。
1950年5月，公安部将徐远举、沈醉等人提解到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地点恰恰是解放前关押革命志士的白公馆监狱。
在监狱中，这些特务头子经常内讧，当时周养浩认为沈醉出卖了他，起了杀心，要用板凳打死沈醉，却被宋希濂拦住了。
徐远举虽然跟周养浩不对付，但是也认为如果沈醉出卖了他们，必须要搞死沈醉，因此对宋希镰十分恼恨，当即警告宋希濂，不要多管闲事。
本来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徐远举不过是黄埔七期的小学弟，以军中履历来说，不过是个弟弟，但是一直在军统系统的徐远举却并不把宋希濂放在眼里。
在战犯审理的初期，像宋希濂这样曾在抗日战场立过功劳的将领，都倾向于不杀，而对于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好多人都主张直接死刑，以泄民愤。
这让徐远举看宋希濂十分不顺眼，尤其是陈赓会见了宋希濂后，更让徐远举生气，因此经常排挤宋希濂，处处找他的别扭，讽刺宋希濂是“送终”将军，这把宋希濂气的牙痒痒。
为此宋希濂也经常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奉陪到底，结果每次徐远举挑起事端，都以失败告终，常常被宋希濂搞得高血压。
有一次晒衣服，徐远举把别人晒的衣服挪开，把自己的搭上，正好被宋希濂看见，他装作没看见，从徐远举的身边走遍，徐远举就以为别人不知道。
结果在最近一次的生活会上，那位被挪开衣服的人就提出，自己晒的衣服被人挪动了，而自己的衣服就在徐远举的旁边，就是徐远举挪的，这样很不好。
徐远举不承认，就说：“你看见了？你有千里眼？”
这时宋希濂冒出一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可让徐远举没了话，感觉十分丢人。
在狱中的时候，徐远举常常吹嘘自己才思敏捷，如何审讯共产党人，把自己说成是天才特务。
宋希濂听到后马上补充了一句：“无非是一拍三诈，到头来血压升高手冰凉”，暗讽徐远举高血压的事，这差点就把徐远举气出高血压了。
监狱的生活让徐远举惶惶不可终日，经常闹事，说自己没有罪，现在没有自由。
当时西南公安第一处处长段大明知道此事后，来到监狱指着徐远举说：“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关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你还要我们给你什么自由？”
看到徐远举还不老实，段大明就说：“要是依我的脾气，你这种人一天都不能留，抓住就该枪毙……”
几句话下来，徐远举不敢再闹了，不久镇反运动正在全国开展，为避免影响国民党战犯的情绪，战犯管理所暂停让被关押的犯人看报纸，以免产生刺激，但是这却让心思缜密的徐远举认为自己的末日到了。
从白公馆眺望松林坡上的戴笠公馆，想到死在他手下的那些共产党员，他更害怕最后被杀头，因此在审讯中，什么罪行都不肯交待。
过了一段时间后，战犯管理所又允许战犯读报了，然而刊登的消息，都是对反动分子处以极刑的，抓到一个枪毙一个，这更让徐远举夜不能寐。
在重庆“11·27”大屠杀一周年纪念之前，徐远举担心被公审后处理，那天晚上正好要录他的口供，徐远举以为是临行交待，在签名、盖指纹的时候，双手止不住的发抖，此后的很多天，徐远举根本睡不着觉。
后来负责审讯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给他指明了出路，罪恶虽大，但立功的机会也多，只要老实交待，才有活命的机会。
此后，徐远举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开始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反省自己所犯的罪行。
1956年初，徐远举等人被送往北京战犯管理所，得知要走的消息，徐远举“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
因为他们认为北京是中央所在地，能去那里改造，说明政府重视，他们还是有救的，从此徐远举表现更积极，在小组讨论会上，他总是抢着发言，甚至不顾人情世故，为墙报写文章，四处揭发批评。
与徐远举一同关押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当年一手策划了杀害杨闇公的“三·三一”惨案，死伤人数多达2000多人，但是王陵基拒不交代，害怕交代后会加重刑罚，不承认跟自己有关系。
这个事情徐远举是知道的，他当即站出来对王陵基说：“我劝你老人家放老实些，面向自己认错，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知罪者不究，请你有理说理，有事实说事实，再不要做鸵鸟了！”
1959年12月，按照指示，所里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出炉，只有罪行少，表现好的人出了狱，徐远举虽然表现好，却因为犯罪太多，没有在名单。
徐远举沉不住气，就嚷着说：“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
闹了一阵子，管理人员做了很多工作才算解开心结。
尽管徐远举这个人在解放前没干啥好事，但是晚年的时候，还真就没再犯啥错误，当时有人要污蔑一些开国将帅，就来找徐远举，让他举报当年XXX跟军统有关系，就可以给徐远举减刑。
徐远举天天做梦都想出狱，但是面对这样的“诱惑”，徐远举却表示：“不能无中生有地冤枉好人，不给老干部抹黑”，“建国以前我犯了罪，经过党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
不得不说，像徐远举这样杀人如麻，手上沾满鲜血的大特务，也能有这样的觉悟，说明我们的战犯改造工作做得还是很成功的。
但是脾气大，气性大这个毛病还是没改了，本来距离第七次特赦已经不远了，就因为做缝纫的产品不合格，被气得不行，洗冷水澡后，在高血压后导致脑溢血而亡。
徐远举在北京监狱病死后，骨灰一直没有人认领，一直到1981年，他的妻子马子英和两个人女儿才领了回来，将其葬于湖北汉阳县新农镇，死后8年，徐远举终于得以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