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让他潜伏,他一路干到军统少将,陈毅:他一个人抵得上两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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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建立不仅有战场上的争锋相对,还有另一条隐蔽战线里的斗智斗勇。自古以来,间谍,或者说是特工就一直是战争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而这些隐藏在另一条战线里的英雄们也往往难逃隐姓埋名、不为人知的宿命。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的历史上,却有这样一位红色特工。他潜伏在国民党长达十八年,却无数次险死还生,就连军统头子戴笠到死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窃听器”就始终在自己身边。甚至,这位名叫李时雨的特工最后竟成功全身而退,恢复了名誉。

那么,李时雨是如何在险象环生的潜伏生涯中保护自己,甚至一路做到了军统少将这一位置,为革命工作传递了无数重要情报的呢?

一、高材生的特工生涯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先要了解李时雨的生平。他是名副其实的高材生,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1931年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知道在民国,一个真正的大学生甚至比天上的星星还要稀有,得到这样一个人才后,党组织当然也很高兴。可是,李时雨这样的人该被安排到哪里工作,却让不少人犯了难。

他虽然是1931年才入党,可是在1925年时,还在读中学的李时雨就曾经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参加同学组织的游行,声援上海工人。虽然这次游行被当局阻止,他们的学校被解散,学生也被迫回家,但李时雨却从此积攒起了为国抗争的勇气和力量。

9.18事变发生后,李时雨担任北大法学院学生示威游行总指挥。也正是在这一次游行过程中,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的软弱无能让他无比失望,坚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拯救中国的信念。

加入共产党不久后的1932年,李时雨的潜伏生涯就正式开始了。他接到党组织的安排,潜入哈尔滨抗日武装,先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宣传了抗日救国的理念,争取到了这些人的支持。此后不过几天,他就召集了三千多人,以一个中药铺为地下联络点,组织了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

可是,这支队伍最终走向了失败,担任总司令的王家善最后被人策反成了伪军,整支队伍的性质也因此而改变。无奈之下,李时雨只能回到北平,于1934年潜入东北军,又经张学良介绍调职到了西安“剿总”。

当时,地下党给他的任务是:

一要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二是要联系“剿总”内部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这段潜伏经历并不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也就结束了在东北军的潜伏工作,于1936年潜伏在天津,以天津高等法院监察官的身份做地下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两个任务。一个是想办法搞到一台电台,另一个是营救共产党员冯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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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任务都相当艰巨。当时,国民党生怕自己手下混进了共产党的特工,对电台一类的重要资源可谓是严防死守。如果李时雨寻找电台的事情被发现,他自己很有可能当场就会暴露,不仅完不成组织交付的任务,还可能给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带来巨大的危险。

更何况,电台可是个大件,不像一份文件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藏起来。于是,怎么找到电台、怎么隐藏电台、怎么把电台交到党组织的手上,成了这次任务的三大难题。

李时雨知道,在天津,如果想要得到电台,就只能去外国人开的厂子里买零件组装。很快,他列出了需要的零件单子,迅速找全了电台的配件和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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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下一个难题又来了,这么多零件,要怎么送出天津?要知道,这时候的日军已经相当猖狂,他们在天津的重要路口都早早布防,只要有可疑的行人就会不讲情面地检查,如果谁身上有大件物品更是会成为他们盘查的重点。想要躲过这些豺狼的耳目,李时雨只能选择抬高自己的身份,让他们畏惧。因此,他需要一辆足够显赫的车。

于是,他借口讨好妻子,借来了法院的汽车,在路过日军卡点的时候主动接受检查。日本人见此人这样配合也就放低了戒心。又看到车里面只有一台缝纫机之后便迅速放行了。之后,李时雨回到存放零件的地方,用装着零件的箱子替换了车里的缝纫机,再一次光明正大地从日军面前经过。日军见这个人之前就被检查过,车上又还是那几个箱子,也就没有再关注他。

于是,李时雨就这样顺利地把重中之重的电台交到了河北地下党组织的手里。

然后,李时雨开始准备营救冯骥的工作。

当时,他的上级给出的情报并不完全,只有冯骥是地下党员,此时已经被关在天津市的监狱里。不了解前因后果的李时雨想要救出冯骥,就不能和当地的国民党硬碰硬。相反,要让他们主动、自愿地释放冯骥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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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借着自己监察官的身份,说要查看这里的卷宗。监狱里的书记员也没有多想,很快把卷宗交了出去。这样一来,李时雨就有了机会。他接到卷宗之后,借着皮包的掩护抽走了冯骥的案卷,把案卷带离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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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此时还一无所知,只觉得一切正常。想不到,几天后李时雨又来了,这次他点名要看冯骥的卷宗。可卷宗早就出了监狱,这时候哪里还找得着?书记员以为自己犯了大错,吓坏了,当李时雨询问他,当时日军攻占天津的时候有没有毁掉卷宗的时候,他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立刻连声附和,说卷宗就是这样毁掉的。

书记员亲口承认冯骥卷宗已毁,这桩案子就成了没有物证的悬案。没了卷宗,谁也不知道冯骥到底是为什么才进的监狱。于是,当李时雨坚称冯骥是他朋友的亲戚,这次是因为和人打架才进的监狱时,也没有证据能证伪他的说法。再加上冯骥本人的配合,这次营救行动顺利成功了。

二、汪伪政府的最大内线

1939年8月,汪精卫投敌卖国,预备策划伪政府。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他在北平大肆联系社会各界名流与知识分子,以求取他们的支持,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李时雨作为曾经的高材生,和法院监察官,当然也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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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到这个消息,李时雨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其中的机会,立刻向党组织请求命令,成功潜入了汪伪政府内部。当时的李时雨年轻却成熟、又有着知识分子的儒雅,对自己的上司显露出了恰到好处的谄媚和敬仰,就连老谋深算的陈公博也从此相信了他,委派他做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

李时雨担任这个秘书处长不久,就理清了汪伪政府高层内部的人员关系,掌握了很多证据。为了传递这些消息,他的妻子孙静云携家移居上海,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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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雨在汪伪政府内部潜伏所得到的情报相当重要,1939年12月,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卖国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样重要的机密居然也会被李时雨所截获。当国共两党几乎同时公布这一消息时,汪精卫都为之胆寒。

不过,李时雨在此时却丝毫没有暴露的迹象。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升迁的机会,成功升任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第四处处长。就在这段时间,他还因为执法严明深受陈公博的信任。于是,在日军和汪伪政府秘密联合制定“清乡”计划时,他成功用“把计划呈报陈公博”为借口,把这张计划拍了下来,传递给了党组织,为党组织减少了大量损失,也给日伪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在此事结束后,陈毅还专门夸赞李时雨:这一情报起码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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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八月,李时雨成功当上了汪伪政府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可谓是大权在握。此后,他的情报站就归属中共华中局直接领导。和华中局的领导见面后不久,李时雨就理清了在上海地区敌弱我强的情况,受党组织命令准备随时接应新四军光复上海。

很快,他就决定在陈公博眼皮子底下策动军警了。他先是挑选了对象,决定与第一团团长刘铁城和教导团政训主任李国章接触,向他们传达汪精卫所谓“曲线救国”其实就是卖国,实质上是用中华民族的未来换取他所统帅的一个小团体的利益。刘、李二人都明白道理,李国章更是我党的地下人员,面对这样的话题,内心自然也有所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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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军一路胜利,击败日军数次。李时雨再次找到了刘、李二人,重申自己之前的说法。这一次,他们两个同意起义。李时雨激动之下也没有忘了正事,很快就想到要帮新四军搞枪。刚好,伪军的军火库里确实有不少枪支弹药。很快,他借助自己的身份,写好了武器调取单,顺利把这批枪送到了新四军手里。

陈毅还为此夸奖他:

“这个李时雨同志哥,我早就说过,他一个人抵得上两个师,革命胜利后,得好好感谢他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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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段时间,日军的颓势已经不可掩盖了。李时雨目睹日本帝国即将四分五裂的景象,决心策划一场上海地区的军暴来配合新四军行动,结束自己的潜伏生涯。

想不到,党组织综合当时的情况,决定先稳固山东地区,放弃了攻占上海的计划。李时雨策划的兵暴也只好不了了之,但是,也是这样的遗憾,为他开启了人生中另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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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统里的特工少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急着接管上海,恰在此时,军统特务余详琴找到了李时雨,想让他把军警拉到军统一边,而他也会给出让李时雨进入军统的回报。

和党组织商讨后,李时雨决定继续潜伏下去。余详琴为了拉拢他,也宣称李时雨在过去就一直是自己的下线,成功帮助李时雨进入军统。

令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在上海举行的接收大会上,站在主席台上的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特别提到了李时雨,说他曾经为军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时雨应变及时,让当场的众人都把他当成了戴笠的嫡系,对他尊重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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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不久,李时雨就担任了军统上海区二站社会组上校组长,负责清除汉奸和“奸党”。趁着职务之便,李时雨一直都在把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方向、番号、人数、装备情况等重要情报传递出去;此外,他还一直将国民党侦查我党地下组织、监视和追踪进步人士的动向告之上级。在这个过程中,李时雨也步步高升,获得了国民党的少将军衔。

但危机也随之而来。在发现情报被多次泄露之后,一向精明的戴笠也开始警觉了。他多方查证之后,发现接纳李时雨进入军统,并口口声声说他是自己下线的余详琴,居然根本就没有派遣李时雨进入汪伪政府的记录。那这所谓的下线难道就是余详琴为了争权夺利而伪造的吗?

因此,李时雨一下子就进入了军统的重点怀疑名单。戴笠在时,虽然怀疑重重,可是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戴笠的怀疑。相反,在戴笠死后,余详琴的政敌沈维翰为了打击余详琴,立刻把李时雨关进了监狱,严刑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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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论他们怎么讯问,李时雨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地下党身份。再加上军统一直没有拿到实质性的证据,也没办法把他怎么样,只好一直拖着。

直到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统区反饥饿,争民主的运动愈演愈烈,民众的呼声给了蒋介石政府很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被迫释放一批政治犯,李时雨这才有了脱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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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详琴、孙静云的金钱攻势下,李时雨终于走出了监狱。很快,他按照之前约定好的暗号在报纸上发布寻人启事,顺利与党组织接头,继续以申汇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潜伏。

这段时间,他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党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安抚上海地区的工商业者和资本家,让他们安心留下,不要撤走工厂和企业。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多留下一家工厂,很可能就是为新中国多创造一份奇迹。李时雨在这个岗位上也工作得很好,劝阻了很多工商业者。

但是,他的活跃再一次引起了军统的警惕。为了保护他,党组织立刻决定让他撤离上海,绕道香港前往北平。李时雨的潜伏生涯在此时彻底结束。此时,他已经在敌营潜伏了整整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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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平后,他完成了自己最后一个任务——把一本伪装成线装书的情报交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委情报署署长李克农,结束了他的潜伏传奇。

解放后,李时雨一直在国内工作,任职于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1978年以后,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国内宗教方向,1982年,他顺利退休,写下了《敌营十五年》、《敌营八年》、《烽火历程》等回忆录,记录了自己一生中跌宕起伏的潜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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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时雨把回忆录写成时,也写了一首小诗:北燕南飞朝不归,漫长征途白发垂。江山万里披锦绣,一篇史书报春回。

这首诗写尽了他十八年潜伏的苦与乐,坚守与信念。正是这样坚定而百折不回的信念,才支撑着他度过了这危机四伏的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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