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结束的前夜,华东野战军四纵11师在驻地周围的山芋田间,发现一群形迹可疑的人。
经过我军通信员巡查盘问后,这十几人中的“头目”自称是国军第十三军团的军需处长,名叫高文明。
亡命期间,一名小小的处长也能被前拥后戴?一番详查之后,一盒香烟暴露了这位“军需处长”的谎言,其惊人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大势已去,一介司令官注定被俘
1948年11月,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战事上节节胜利,为了减少惨重伤亡,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紧急撤退,逃出东北后,又被蒋介石派往淮海战役,担任第二军团司令官。
淮海战役刚刚进行半月之久,十多万的黄百韬兵团就倒在了解放军的炮火下。
进入12月,蒋介石向杜聿明空投一纸亲笔信,信里面说:“立即转移目前战线,和李延年南北夹击,解救深陷水深火热中的黄维兵团。”
看到信件后,杜聿明很是忧虑,认为蒋介石的作战方略必将导致所有军团覆灭,内心唏嘘但又不敢违抗军令。
于是,他采取逐次攻击战法,让邱清泉、李弥兵团继续和解放军周旋作战,一边构筑工事,一边掩护阵地。
与此同时,杜聿明秘密写信给蒋介石,“生死存亡之际,需要大批兵力投入战事,才能有胜利的希望。”
作战到12月10日,对于杜聿明的请兵支援建议,蒋介石置若罔闻,这个时期的解放军在战争局势上处于上风,开始面向国民党军采取政治软化宣传策略,希冀于用最少的兵力迎接胜利。
但劝和动作并未引起国民党军的重视,五天后,黄维兵团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掉头南逃。
12月17日,毛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告诫道:“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但杜聿明没有听到消息。
解放军旁敲侧击,党内的陈毅将军也给杜聿明写了一封请愿信,并让这封信落到邱清泉的手中,以便测试彼此之间的态度,邱清泉拿到信后就烧掉了内容,两方立场水火不容,势必一战到底。
1949年1月1日,在淮海战役牵制将近两月之久的国民党军大势已去,走投无路的蒋介石想要险中求胜,紧急致电杜聿明:“按照原空军突围方案继续作战!”
1月6日,解放军越战越勇,强势兵力给了国民党军致命一击,各路兵团被打得四分五散。杜聿明紧急致电蒋介石,请求空军轰炸支援。
此时的李弥、邱清泉兵团仍在蓄力坚守,但最终在9日黄昏时分,葬送了第十三兵团的大部兵力。
败亡声中,杜聿明赶往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希望集结残部余兵,依照蒋介石命令第二天上午突围。
邱清泉、李弥急于作战,在慌乱中威胁杜聿明夜间突围,杜聿明只好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的凌晨,一群人流荡到安徽省张庄寨镇张老庄村的山芋田间,被华东野战军四纵紧急捉拿。
淮海战役军事指挥官,蒋介石心腹红人
1949年1月10日,一行人被抓时,解放军正好四处寻找逃窜中的国军第十三军团司令官李弥,于是将其直接带到了四纵俘虏收归负责人陈茂辉主任面前。
通信员此前问询时,其他人分别表明自己是伙夫、司机、卫生员……然而,众人眉目之间可见对“军需处长”的毕恭毕敬,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上下级。
审问之际,陈茂辉面露笑容,率先打破冰点,从包里拿出支“飞马”牌香烟向高文明递了过去。“军需处长”头也不抬,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高档的美国牌香烟,点火闷头抽了起来。陈茂辉心里一惊,觉察到此人身份应有来头,毕竟在战资稀缺的年代,一个军需处长可玩不了阔绰的美国牌。
思虑片刻,陈茂辉缓过神来,正对着十几号人不紧不慢地说:“还是那句老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共产党人绝不搞敌人那套卑鄙手法,不过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们慢慢掂量掂量。”
十几号人被押往收容所审问。这批人不透露一点秘密,“军需处长”更是处变不惊,有着一股说不出的大将风范,这并不多见。
一天晚上,陈茂辉想出了一个妙计,他把目光放在了这位“军需处长”身上,要让在暗处游动的鱼儿自露真身。
翌日再审,一群人端坐着,陈茂辉走到高文明身前,示意他坐上前来。桌上摆了一张洁白无瑕的纸,陈主任微笑道:“既然你是13军团的军需处长,烦请你把各处处长的名单列举出来,如若详实,必宽大处理。”
听闻此话的“军需处长”隐露难色,在口袋中摸索着钢笔,不时还掏出一些糖果和牛肉干塞进嘴里。
握住手里的派克金笔,高文明缓慢地写了几个字后,最终停笔了。
后方一人见状上前说:“军需处长处长记性不好,我知道各处长的名字,我来写。”
陈茂辉冷笑着说:“是真健忘呢,还是假健忘?还是根本不是13军团的人!”
高文明听后仍一言不发,眼神漠然地定在一处。
纸终究包不住火,一名被俘虏的随行人员禁不住追问,说出了这位“军需处长”的真实身份,他便是淮海战役副总司令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心腹红人。审问的最后,杜聿明也无奈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华东野战军又惊又喜。
弃暗投明,不负共产党的优待之情
淮海之战的胜利,已然决定了国民党失败的命运,杜聿明成为了20多万俘虏中的一员,被华东野战军捉拿后,杜聿明自知:人生无常。
经过共产党上层的决策,杜聿明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四十多岁的杜聿明,在学习中认识了一套崭新的世界观。
起初,在战犯所的杜聿明心灰意冷,觉得也没有多少时日可活了,加之,久经沙场的他罹患胃溃疡、肺结核、肾结核等顽固性疾病,过去在国民党工作的经历也会让命运走进死胡同,作为国民党陆军中将的杜聿明,感叹生死已经不在自己手中。
而后,人民解放军却安排了一批医术精湛的人员,为身体孱弱的杜聿明治疗,在看护人员的精心调理下,杜聿明的慢性病逐渐痊愈。
人民政府对他的脊椎炎也投入了不少心力,打上石膏板的杜聿明终于能够安然地睡上一觉,心中的忧虑也渐渐消失。
杜聿明作为共产党重点监管对象,主要由第四纵队司令部机要参谋苏荣看管。
在战犯所里,为了拉拢战俘,苏荣假装自己是籍籍无名的勤务兵,和他闲聊起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陈赓。
杜聿明打开了往昔时光,他回忆道:“陈赓性子好,擅长打仗,当年我们都很年轻,在学校里也很谈得来,不知道他现在境况如何?”
苏荣回应道:“他很有战略意识,现在是我们中原野战军的一个纵队司令,打硬仗也是一把好手,在军中过得很好。”
听罢此话的杜聿明陷入了沉思,历史终究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而当初追随蒋介石的胡宗南,李铁军等等将士,还有作为战俘的自己,如今风光尽失,沦落为世人的笑柄。
解放战争胜利后,他曾经的党国已然四分五散,部分人员逃往了江水之隔的台湾,而此时在战犯所的杜聿明,身体一天天地康健起来,真切地看清楚了一些事实,感叹道:“在历史的洪流里,共产党顺应民心,是激流勇进,顺流而上。”
新中国成立的那天,他望着那片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自知和平和独立不易的杜聿明,留下了一腔热泪,“我的祖国,终于站起来了。”
1953年夏天。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传到杜聿明的耳朵里,“看着中国军队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民有脸了!”身为军人的他无比激动。
在战犯所,他诚恳交待过往,把过去的经历写成材料,积极进行思想学习和劳动改造,在那封记载着所见所闻的材料里,共产党特意叮嘱杜聿明,记录在昆仑山大捷的功绩和淮海战役的表现。
共产党善待诚心地改造战俘,1959年冬天,杜聿明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恢复了人身自由,喜极而泣。
1961年,杜聿明被人民政府任命为文史专员,亲手撰写了《淮海战役始末》《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史料,为国家的历史记载做出了贡献。
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特邀杜聿明作为政协委员,将近六十岁的他诚惶诚恐,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对中国共产党表示终生感谢,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以绵薄之力推进祖国一统大业,不负政府宽宏大量的优渥之情。
1980年,杜聿明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希望身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纸短情长,言语间却浸满了赤红的爱国之情。
一年后,因为久治不愈的肾衰竭,杜聿明在北京与世长辞,在遗嘱中,叮嘱后代子女们加入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记挂着祖国的未来。
纵观杜聿明的一生,那支暴露的“飞马”牌香烟也算是命运的转机,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革命道路,但最终弃暗投明,在后半生奔走呼喊于人民的事业,也能够称之为“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