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郡县制、官僚制被确立为中央集权王朝的基本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国王和世袭贵族共治国家的规则被打破，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百官之首的丞相共治天下的规则形成，皇权、相权成为了王朝权力运行的两级。
西汉灭亡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东汉、隋、唐、宋四朝在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皇权太弱、相权太强。
所以，汉、隋、唐、宋的历史就成了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的过程。
至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怎么看丞相和相权都不顺眼，于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先以“意图谋反、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处死了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后又以此为契机“罢丞相，革中书省”，并将“后继之君不得再立丞相”写入《皇明祖训》。
“罢丞相，革中书省”后，明太祖朱元璋将相权的大部分并入皇权，其余分散到六部，施行了千余年的皇帝和丞相共治天下的规则被打破，皇权在大明王朝的权力运行中一家独大。
这个结果，朱元璋很满意，他和他的后继之君们终于不用再担心权臣的出现、皇位的不稳，只是，朱元璋忽略了一点，任何规则的打破都必然伴生着权力界限模糊的恶果。
对于朱元璋的后继之君们来说，这个恶果就是：文官集团在追求恢复相权的同时，还想要吞并皇权，最终实现“圣天子垂拱而治”。
当“圣天子垂拱而治”成为文官集团的目的，明代的历史也就变成了文官集团想要皇帝垂拱而治、皇帝不想垂拱而治的权力斗争史。
明神宗在历史上的形象与这场漫长的权力斗争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来捋一下。
为了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明代的文官集团所采取的方式是先架空皇帝，然后逐步蚕食皇权。
在架空皇帝的具体操作上，明代文官集团分做两步执行：
1、恢复相权；
2、搬开明太祖朱元璋夺天下、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造就的武将勋贵势力和明宣宗朱瞻基扶持的宦官势力两大绊脚石。
第一步文官集团走的很顺，永乐时期内阁设立，洪熙时期内阁获得了票拟之权、内阁大学士可以兼任六部尚书，内阁拥有了成为中书省的基础、内阁大学士拥有了成为丞相的基础。
第二步文官集团开始走的也算顺利，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使得宦官被打上了欺君误国的标签、武将勋贵被打上了愚蠢无能的标签，两大绊脚石基本被搬开。
景泰时期，文官集团的第二步高歌猛进，以于谦废除三大营、组建十二团营、将宦官势力寄出京营为标志，京营、内阁、六部、都察院都是文官说了算，以巡抚转隶都察院为标志，文官成为了各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接下来，只要再在内阁、六部和都察院之间建立隶属关系上前进一小步，文官集团就能架空皇帝。
景泰八年，夺门之变发生，武将勋贵的残余势力和宦官势力联合起来给了文官集团一闷棍，晕头转向的文官集团失去了前进一小步的最佳时机。
天顺时期，再次登基的明英宗对文官集团的目的有了足够的警惕，他开始扶持以石亨为代表的武将勋贵势力和以曹吉祥为代表的宦官势力，意图在朝廷上形成武将勋贵、宦官、文官集团相互制衡的局面，结果一场曹石之乱令明英宗的意图落空，同时，由于明英宗的警惕，文官集团也无法再前进一小步。
成化至嘉靖时期，文官集团同皇帝的权力斗争陷入了拉锯战。
成化时期，明宪宗朱见深废除十二团营，建立十团营，将文官集团势力挤出了京营，弘治时期恢复。
正德时期，明武宗先是扶持刘瑾同文官集团争斗，接着又授意刘瑾提出了召回各地巡抚的计划，然后刘瑾因被文官集团诬陷谋反而被处决。
刘瑾被处决后，明武宗又通过京营边军对调、宠信武将江彬和钱宁等方式意图扶持武将勋贵势力，结果明武宗在一次意外落水后离奇驾崩，江彬、钱宁在明武宗驾崩后因谋反而被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处决。
嘉靖时期，庚戌之变的发生，使得文官彻底掌控了京营、巡抚和总督成为了朝廷正式官职，文官集团终于巩固了景泰时期高歌猛进的成果。
隆庆时期，文官集团集体陷入了反思，为何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却始终都不能架空皇帝哪？最终，内阁首辅高拱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
隆庆六年，乘明穆宗驾崩、即将继位明神宗只有十岁之机，高拱决定在明神宗的继位仪式上向李太后、明神宗这对孤儿寡母逼宫，目的是强迫他们同意将司礼监的批红、掌印之权交给内阁。
批红、掌印之权是皇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司礼监只是代管，高拱却想通过逼宫的方式强夺，此举与谋反何异，所以说高拱找到的答案只是他自己以为的。
明神宗继位仪式当天，内阁次辅张居正联合司礼监太监冯保绊倒了高拱，由此可知，文官集团并不认同高拱的答案。
为了报答张居正为绊倒高拱做出的贡献，明神宗继位后立即任命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李太后、冯保都对他保持了充分的信任，大明迎来了张居正时代。
张居正改革正式拉开帷幕，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推行考成法。
不管张居正推行考成法的目的是什么，考成法都在事实上建立了内阁、六部和都察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文官集团终于走完了景泰时期就该走完的一小步。
走完了这一小步，文官集团“圣天子垂拱而治”的目的得以实现，可是在目的实现后，文官集团很快就因为利益陷入了内斗。
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时，文官集团是一致支持的，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大量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文官就开始对张居正群起而攻。
万历十年，心力交瘁的张居正与世长辞。
同年，已经二十岁的明神宗深刻认识到了考成法对皇权的危害，接下来明神宗的表现诠释了什么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张居正去世的第三天，明神宗先是引导都察院言官弹劾冯保支持、张居正举荐的接班人潘晟，导致潘晟辞职，接着又借助内阁辅臣张四维、申时行赶跑了冯保，然后又煽动百官攻击张居正是权奸，最后在被利益蒙蔽双眼的文官集团的帮助下，明神宗成功废除了考成法。
不仅如此，内阁也成了众矢之的，所以在明神宗废除考成法的同时，内阁的地位在一夜之间倒退到了永乐设立时期。
考成法被废除、内阁地位倒退后，文官集团终于从自身利益受损害的愤怒中冷静了下来。
这一冷静，文官集团算是明白了，原来自己被明神宗当枪打了自己。这种情况下，文官既不能捂着伤口喊疼，又不能腆着脸要求恢复考成法。
难道，文官集团要哑巴吃黄连了吗？当然不能，于是，在曾经拥有的悔恨和效仿张居正再次架空皇帝的共同作用下，文官集团同明神宗之间的权力斗争空前激烈，而这也是明神宗在历史上拥有不同形象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四年，内阁首辅申时行向明神宗提议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权力斗争的第一回合较量国本之争开启。
当时，明神宗只有二十四岁、皇后只有二十岁，一旦此后皇后生下嫡子，难道要废除朱常洛、改立嫡子，所以，以申时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此时提议立太子并不是为国本考虑，而是想给明神宗打造一个垂拱而治的框架。
国本之争开启后，文官集团发现想让明神宗进入这一框架并不容易，明神宗总能抓到文官集团的软肋，所以在第一回合尚未决出胜负的情况下，文官集团又同明神宗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较量。
第二回合，文官集团出的招是结朋党，只要朋党成员掌控内阁、六部、都察院，朋党首领就能像张居正那样架空皇帝。
同样还是由于利益，文官集团分成了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很不幸，这一软肋又被明神宗抓住了。
万历时期，明神宗对待齐楚浙三党和东林党的策略就是谁强打谁、谁弱扶持谁，为了破解明神宗的策略，齐楚浙三党、东林党都想击败对方，一统文官集团，进而带领整个文官集团同明神宗争斗，结果是谁也奈何不了谁（这是万历朝党争激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一、第二回合较量短时间难以分出胜负的情况下，明神宗主动发起了第三、第四回合较量。
第三回合较量，明神宗意图借助三大征的胜利重新扶持出以李如松、麻贵为代表的强大的武将勋贵势力，然后用武将勋贵势力制衡文官集团。
这一回合的较量，明神宗几乎成功，标志为李如松出任大同总兵时敢于跟文官平起平坐及李如松、麻贵在宁夏之役、东征之役时取得了战争主导权，但是随着李如松中伏阵亡和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明神宗最终失败了。
第四回合较量，起点为明神宗于万历二十四年向各地派出宦官充当矿监税使。
明神宗为何要派出矿监税使？答案可以从万历八年来找。
万历八年，八岁的明神宗为了报复经常向李太后打小报告的冯保，就在练习写字时故意用毛笔甩了冯保一身墨汁。
矿监税使其实就是明神宗甩到文官集团身上的墨汁，目的是为了减轻文官集团通过国本之争、结朋党给自己施加的压力。
终万历一朝，除了第三回合较量分出了胜负，其它三个回合皆是至明神宗驾崩也没有分出胜负，这就导致了文官集团“圣天子垂拱而治”的目的无法实现，所以，明神宗就成了文官集团的眼中钉，明神宗在《明史》中的评价就是“明之亡，实亡于万历”。
但是，不管被动还是主动，明神宗同文官集团围绕想不想垂拱而治的权力斗争中，参与方并不只有明神宗和文官集团。
明神宗扶持了武将勋贵势力，武将心中会不会产生得遇明主的感觉，明神宗派出矿监税使向地主官僚阶层征收了大量银两，这些银两被用于军费、赈济灾民等，百姓心中会不会产生大明有一个好皇帝的感觉，所以，透过这场权力斗争，明神宗在历史上应该有三种形象：百姓心中的好皇帝、武将心中的明主、文官集团的眼中钉。
【玺言春秋明末历史第六十七讲，参考文献：《明神宗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定陵注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