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类禁书是因为作者在书中对统治者的统治或对时政进行批评，会动摇人心，危害到统治者的统治。像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皇帝封查不少文学作品都属于此类原因。
战国时，商鞅著有一本《商君书》被后世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列为禁书。商君书以寥寥三万字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封建统治者如何“弱民强君”来强化封建统治。
书中语言直白通俗、直切主旨，可以说谁读过这本书谁就掌握了帝王的“驭下之术”，就能当皇帝统治整个国家了。对皇帝来说，这本书一旦公之于众，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这本书被列为禁书。
太史公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
司马迁在自己的史记中给予商鞅的评价可以说是不留情面地批判，那么究竟为何呢？
提到商鞅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个因为推行商鞅变法而使秦国富强的政治家，也因为商鞅变法而留在了后人的记忆中，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的历史课，只要提到战国，提到战国的变法，就绕不开商鞅这个人物。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墨家、法家……各家子弟都游历各国，企图用自己的理论使国家安定富强。在战国大变革的那一时期，秉承法家历练的商鞅来到了秦国，求见秦孝公。
《商君书》不是凭空而来，是商鞅为了帮助秦国迅速强大以取得秦孝公的赏识信任而诞生的思想产物。从商鞅四见秦孝公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对商鞅这个人物的政治谋略和政治野心窥得一二。
商鞅经过秦王宫门卫人的引荐，前前后后共拜见秦孝公四次。
第一次商鞅告诉秦孝公应该做一个宽厚爱民的明君，就像上古黄帝那样；
第二次告诉他先要关注自身，提高自身修养，其次是百姓，无为而治最好，百姓对此会乐见其成；
第三次见就说要把仁义、权谋与法制建设结合，要适当爱民，但是更要注重统治者的权谋之术和法治的建设；
第四次见孝公，关于仁义已经不谈只言片语，只讲商君书中如何快速使人民听话，如何快速使国家富强的内容。
由此可见《商君书》对秦孝公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而商鞅投其所好的行为又是多么成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取得秦孝公重用的这一过程，商鞅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每一步都谋算地仔细谨慎。先空谈仁义道德，让人觉得言之无物，听之无味，再逐渐过渡到自己的《商君书》中的愚民、驭民之术，一整套下来吊足了秦孝公的胃口，也让他立刻有了实行变法的冲动。
《商君书》论述了“强国弱民”。
例如：《商君书》中有“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可以看出，商鞅的思想就是要重君轻民，像驯养动物一样驯化人民，让人们乖乖听话，没有胆子和力量反抗统治者的统治。让恶人挥着鞭子恐吓人民，就像驯夫挥着鞭子恐吓惩罚驯化的动物一样。不仅以恶制恶，还要以恶惩善。
从后来几千年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角度来看，商君书这一套思想内容完全与儒家的仁义礼信背道而驰。儒家要求君主爱民惜民，商鞅要君王暴政、苛政、压榨人民。儒家的视角放在社会更长远的安定发展，而商鞅只注重眼前的短期利益。
从今天角度看，这套《商君之法》同样和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秦朝将这套商鞅之法执行了几百年，无外乎会出现后来的“伐无道、诛暴秦”。依照商鞅这一套弱民强君、重农轻商、严刑苛法的办法在短时间内确实很见成效，这的确使得秦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称霸。
可是人民毕竟不是动物，能任由统治者鞭打也不反抗，人民的内心深处，最重要的始终是能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从古到今来开，如果哪个朝代的统治者能给百姓安稳幸福的生活，哪一个朝代的君主就会被奉为圣君，这个朝代的统治就会长久。
反之如果这个朝代统治者一味压榨民脂民膏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个朝代也就会很快灭亡。
历史从来不会出错，后来，也正是这一套“商君之法”一手断送了秦朝的统治。
秦孝公去世后，公子虔因为被商鞅变法夺去利益因而控告商鞅谋反。
商鞅出逃，在秦地边境的一家旅社想要投宿，可旅店老板却因商鞅拿不出身份证明，不敢收留他，商鞅无处可躲，终于被秦国士兵抓回去五马分尸而死。
“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如果老板收留了这个深夜投宿但是身份不明的人，那他就会被连坐，也因此有了“作法自毙”这一成语。商鞅作法自毙，死在了自己制定的刑法之下，而秦朝也因商君的过于严苛之刑法迅速走向衰亡。
商君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其无限放大了“人性本恶”这一思想，强调治理国家要以恶压善、以恶制恶，用严酷到无以复加的刑法禁锢住百姓的行为和思想。
从古至今，渴望和平安定是所有百姓共同的心愿，尤其在战国乱世，人民备受战乱之苦，最渴望的就是安定和平，严酷的刑法只会激起民怨民愤。或许短时间内，人民不敢反抗，可一旦怨气愤怒积攒过多，真到了“怨气冲天”的那一刻，大厦倾颓也不过是一瞬之间的事情。
究其根本，《商君书》不过是一套钻营取巧的速成之法，它诞生的目的是商鞅为了达成自己短期内的利益，而非真正的治国平天下之术。简单比喻，考前一周的临时突击与平时一直稳扎稳打，长远来看哪一个同学的成绩和发展更好呢？答案毫无疑问。
虽然秦国灭亡，但这套驭民治国的邪术却没有就此消失。即便是在后来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时代，我们也能看到统治者采用“驭下之术”来强化君权巩固统治。
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的时代从《商君书》就结束了。从此以后百家争鸣不可能再发生，思想的自由和百姓的权利日益萎缩，随着历史的向前愈演愈烈。
到了后来，甚至出现了文字狱大兴的悲哀。也因为这样，从此中国文人的嘴巴被堵上了，笔杆被夺走了，他们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了。一个国家的思想也就由此走向僵化，一个王朝的统治也就由此走向衰败。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成也商君败也商君，没有商鞅就没有大一统的秦朝——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没有商君之术，也许就没有两千多年后的王朝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