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
明代不设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
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高小五年级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一般来讲,在中国,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备下列三要素:
一,支持他进行改革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不至于轻易被扼杀;
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会有阻难,不至于难到进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质即使有非议之处,不至于成为反对派使其落马的借口。
时下国产的电视连续剧,差不多以此为金科玉律,来写改革的。
其实,真实生活远非如此,不是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就是功亏一篑,全军覆没。
张居正是唯一的幸运者,至少在他活着时,他让别人吃苦头,自己从没吃过任何苦头。倒霉,是他进了棺材以后的事。
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没吃苦头,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
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谁也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第一个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第二个屁股就会瑟缩颤抖,第三个屁股必然脚底板抹油开溜。他懂得,制造恐惧,从来是统治者最有效的威慑手段。操切专擅的张居正,把反对派整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他是个精通统治术的政治家,也是个冷面无情的政治家,为了目的,他敢于不择手段。
他曾经私下里自诩:我不是“辅”,而是“摄”,休看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能量。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珰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也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的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我们从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会发现其描写对象,已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移到城市,市井阶层和商人成为主角。这说明世界在变的同时,中国也在变,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形成。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失败,错过了一次历史的转型期。
想到这里,不禁为张居正一叹,也为中国的命运一叹!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垮台,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从《明实录》的太仓存银数,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上列表格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统治集团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势必要带来的社会进步。但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还是要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价。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所以,他活着一天,威风一天,加之年轻皇帝不得不依赖和不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谁敢说声不。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靡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据说,万历不再是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得知他的首辅府里,美女云集,佳丽环绕,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这把年纪,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余,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甚乏艳福。所以,我一直认为,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刻翻脸,从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这种隐忍下来的怨恨,一旦得到宣泄,那绝对是可怕的报复。
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难免要被后人诟病,根据《万历野获篇》,应该是纵欲过度,药物中毒。王世贞的诊断,也认为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王世贞求官碰过他的钉子,心存嫌隙,绝对可能;也曾著文讥讪过他,为了巴结冯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称自己为“门生”,斯文扫地,一至于此,也太丢人了点。不过,对张居正病情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前者关乎人格,后者只是风流,在淫佚成风的明末社会里,王世贞没有必要栽赃他。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
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钳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你活着的时候,他忌惮你,一口一声“张老先生”,循规蹈矩,知书识理,你以为替大明王朝,辅佐出一位中兴之主。事实不然,你一旦闭上眼睛,你树了无数的敌,就要跟你算账,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为青年,今天的无赖帝王。
无赖行径,成为一个统治者的主流,治国就是一场胡作非为的游戏。
张居正死的当年,朱翊钧自毁长城,将蓟镇总兵官戚继光调往广东。张居正死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崛起关外。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
一个政权,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败却常常是转瞬间事。特别是他搞掉张居正后的数十年间,疯狂搜刮,拼命聚敛,以致民乱迭起,蔓延全国,成不可收拾之势。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若以上表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收入进展态势,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完蛋的。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