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和湖广总督塞楞额被乾隆赐死，起因很可笑：违制剃头。
和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13”被视为高贵、吉祥的数字。但因为父亲雍正刚好在位13年，乾隆皇帝一直对“13”抱有不详的预期。
果真，乾隆十三年（1748年），成了他最为悲痛的一年：他最心爱的女人离他而去。
这年三月，乾隆东巡返京途中，皇后富察氏病逝在一艘叫“青雀坊”的船上。
皇后富察氏和乾隆结发22年，她是乾隆最心爱的女人。
“青雀坊”成了富察氏最后生活过的地方，乾隆下令把这艘船搬进北京城。
“青雀坊”体积庞大，而城门门洞狭窄，“青雀坊”进不了北京城。
乾隆急眼了，想把城门楼拆了。这时有高人支招，在城墙垛口搭起木架，木架上面铺满新鲜菜叶，上千人生拉硬拽，才把这艘“青雀坊”搬进了北京城。
乾隆对富察氏的悼念，持续了整整一生。
许多太监发现，自从富察氏去世后，乾隆皇帝变了很多。一向敏锐精明的他变得迟钝，工作效率低下，丢三落四，还常莫名其妙对身边人发火。
乾隆打破常规，亲自为富察氏拟定了“孝贤”谥号，此后，皇后富察氏被称为孝贤皇后。
为了更好地寄托哀思，乾隆决定为孝贤皇后办理一场风光盛大的葬礼，这样才能体现孝贤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谁也没想到，这场葬礼竟引发了官场大风暴，许多人为此丢官丧命。
官员们无法理解乾隆“心中永远的痛”，在他们看来，皇后的丧事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走走过场就行了。
在繁复又漫长的丧仪过程中，乾隆没有看到官员如丧考妣，“同体大悲”，却见识了他们的散漫行径。
乾隆在阅看翰林院拟定的皇后册文时，发现满文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这一小小失误让乾隆雷霆大怒。他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给刑部议罪。刑部的官员揣摩皇帝的态度，就从重定了个绞监候。但盛怒之下的乾隆认为刑部的人相互包庇，将刑部所有官员一律革职，阿克敦改为斩监候。
消息传出，全国官员都胆战心惊。五月间，工部因制作的册宝不够精良，配不上皇后的高贵，被乾隆全堂问罪。因为祭礼上所用的桌子不够干净，光禄寺主要官员全部降职。礼部尚书也因册谥皇后的礼仪出现纰漏被降级。
事情到这远远没有结束，此后全国发生多起“剃发案”，几个官员因为剃了个头，而丢掉了脑袋。
大家都知道清朝男子是留辫子的，清朝的“剃发”是将顶发四周新生出的头发剃掉，一般十天半个月就要剃一次。满洲旧俗有“百日不剃发”之说， 即男子在父母去世和皇帝皇后驾崩后的百日内不准剃发。孝贤皇后的葬礼当然属于国葬，所以乾隆认为她的葬礼也应该依照此制度。
但让乾隆没料到的是，手下人竟如此不懂事，如此“丧心病狂”。
先是有人举报山东沂州营都司江兴汉（正四品绿营武官）、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于孝贤皇后百日内剃发。知府金文淳不顾他人劝阻一意剃发的行为，尤其让乾隆感到气愤，认为其“情罪至为可恶”，应斩立决。办理此案时，乾隆特意下谕旨：“本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内均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
过了一个多月，江苏巡抚安宁弹劾南河总督周学健，称丧仪二十七日刚满，周学健就和属下一道剃发。乾隆“深为骇异”，他对周学健痛加斥责：身为翰林，深沐君恩，于此名分攸关之处，弃常蔑礼，丧心悖逆。周学健被押送到京城，交给刑部定罪。
乾隆的处置和圣旨让许多地方官员慌了手脚，不久乾隆就收到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的“自我检举”，他们三人和两省的文武官员都在丧仪二十七日后违制剃发。
如此大规模的集体犯罪让乾隆也有些犯难，对两位巡抚，乾隆以“顺从总督”，情有可原，只是革职留任。而对首犯湖广总督塞楞额，乾隆斥之为“丧心病狂”，质问他：“汉人犹尚诿曰不知，满洲世臣而亦不知此乎？”塞楞额被刑部定为斩立决，乾隆念在老臣份上，赐他自尽。
很快乾隆发现地方违制剃发的官员实在太多，无法再追究下去，他下旨地方各省督抚，停止检举剃发者。已被检举的，开始改判从轻发落。金文醇和周学健，都发配直隶以修城自赎。不久之后，周学健因婪赃徇私案，最后还是被乾隆赐死。《清史稿》中说：“（周学健）虽以他事诛，然得罪仍在初狱。”也就是说他还是死在剃发这件事上。
可伶塞楞额和周学健这两位封疆大吏，一个是三朝老臣，一个是治河能臣，竟因为剃了个头，就丢了卿卿性命。
很多人会问，在一不小心就掉脑袋的大清，为什么有那么多官员做出“大不敬”的事呢？
这一是因为乾隆处罚官员依据“国恤百日内不得剃发”，其实在《大清律例》、皇帝诏敕、刑部成例中都找不到这一规定，也就是剃发有罪，找不到法律依据。
二是前朝国葬百日内剃发的大都没受到惩处。
三是乾隆制定的丧仪，仅规定了京城的王公大臣，百日内不准剃发。
四是乾隆执政前期“宽仁”。
但“剃发案”让官员们见识了乾隆的冷酷无情，让他们想起了他身上流淌的是雍正的血脉。
丧妻之痛使乾隆性情大变，富察氏之死，成为乾隆一朝政治开始由宽入严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