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近山的资历，其实可以授上将军衔。
王近山，湖北红安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丧母，8岁给人放牛，13岁给地主当长工。1930年，年仅15岁的王近山参加红军。
王近山是位天生的战将，虽然参加红军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教育，但他足智多谋，敢打硬仗，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
红军时期，王近山便以作战勇猛闻名，曾指挥一个残缺不全的团，将著名的哈儿师长范绍增部一个旅“包了饺子”。
因战功突出，到1936年时，王近山便已成为红军高级指挥员，任红31军93师师长。
这一资历，完全够得上上将军衔。要知道，大多数开国上将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都只是正师职，还有些人只是副师职。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王近山被任命为129师386旅772团副团长。
很多人认为，王近山这时的资历够不上上将军衔，因为他只是副团职。通常而言，八路军刚成立时的正团职（各正规编制团的首位团长和政委）才够得上上将军衔。
事实上，王近山这一资历也勉强够得上上将军衔。因为开国上将中，也有人像王近山那样，八路军成立时担任副团职，比如韩先楚，时任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又比如杨勇，时任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
何况，王近山抗战时期战功极其突出，多次取得轰动性战功，比如韩略村一战，一举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观战团”服部直臣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及以下军官120余人。
关键还在于，王近山抗战时期的最终职务，完全达到了上将资历。王近山先后升任769团团长、385旅副政委、386旅旅长，后成为陈赓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与韩先楚的资历相当，韩先楚最高职务为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而王近山为第三兵团副司令员。
1952年军队评级，王近山和韩先楚的级别也一样，也是副兵团级。
当然，韩先楚解放海南，其功至伟，授上将是实至名归。但王近山的战功也很高，又是副兵团级，授上将，自然也没有多大问题。
可如你所知，王近山最终只被授予中将军衔。组织上授王近山中将，其实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他和韩先楚、杨勇虽然都是抗战初期的副团长，但论战略性功劳，他不如韩先楚；论解放战争时期的成就，他不如杨勇，杨勇曾任第5兵团司令员，军衔自然要低两人一级。
然而尽管如此，王近山被授中将，还是很可惜的。更让人可惜的是，60年代，王近山还一度被降为大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近山犯了生活作风问题，想和原配离婚。高级将领闹离婚，这在当时影响非常不好，上级决定严肃处理，于是下令撤销王近山的军职，并将军衔降为大校，调任周口黄泛区农场副场长。
1968年，王近山认识到了错误，并写信向毛主席承认错误，此后恢复副兵团级待遇，并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1969年7月，王近山和妻子一起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履职。
当时，这位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作风十分平民化，像极了一位到城里投奔亲戚的老农民。他一手提着一只破旧的皮箱，一手拎着3只老母鸡，妻子则抱着孩子，胳膊挎着装满土特产的竹篮。
可他毕竟是开国中将，下火车没多久，就看到三位高级将领笑意盈盈地迎面而来。他们都是开国少将，分别是时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下图）、27军军长尤太忠和60军军长吴仕宏。
他们是来迎接王近山的。王近山看到这一幕，似乎有些受宠若惊之感，竟客气地对曾经的老部下说：“辛苦你们了，肖司令，尤军长，吴军长。”
看到老首长如此客气，肖永银等三人都很不适应。尤太忠一手接过王近山的行李，关心地说：“老首长，这么远的路程，你怎么不买张卧铺票啊？你现在可不年轻了，再说还有孩子。”
这话犹如一股暖流涌入心田，让王近山心里暖暖的。
就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次年，尤太忠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而肖永银和吴仕宏仍在南京军区任职，尤其是肖永银，还一度成为王近山的上级，但他对王近山非常尊敬，私下里总是称他为“王司令”。